在不少城市，垃圾分类已经介入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但成效尚待评估。与此同时，一个位于江西省上饶市东部的偏远乡镇里，一场针对农村垃圾分类的实践已经持续了三年多，初步实现了垃圾处理的“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目标。
当垃圾分类这样一个看起来和“城市文明”高度相关的词，与一个曾经的贫困乡联系在一起时，问题随即产生：为什么一个在全国并不起眼的小乡镇，会成为农村垃圾分类的第一乡？在乡镇的地域空间里，垃圾分类的推行又面临着哪些困难？它的模式是否可持续、可复制？
早上7点，雾还未散尽，老管已经骑着他的垃圾收运车在村里转了一个小时。冬日的早晨，这座众山环抱的村庄里，植被上结了一层厚霜。老管穿一件迷彩大衣，戴胶质手套。在一个巷口，他停好车，走了进去，不一会儿，就提着一黄一绿两个小号垃圾桶出来了。黄色桶上印着“不会烂垃圾”，绿色桶上则是“会烂垃圾”。
和垃圾打了半辈子交道，直到成为管村的“垃圾收运员”后，老管才第一次得知，垃圾还可以这样分类。他今年63岁，妻子生病离世，儿子眼盲，是村里的低保户。此前他在村里干了多年的清洁工，眼里的垃圾只有两类：能卖钱的、不能卖钱的。
很长一段时间，他的工作都是把村里不能卖钱的垃圾清理出来，然后就地一把火烧掉，或者拉到村子后面的自留山上，找个坑倒进去了事。那个时候，管村的马路和田间地头，到处可见村民随手丢弃的烟盒、瓜子皮和塑料包装；公共垃圾桶周围永远堆满了垃圾，夏天臭味熏天，下大雨时，地上污水横流，垃圾冲得到处都是。平时靠人力清理不及，村民就把垃圾倾倒在河道边上，等着涨水时把它们冲走，因此河面上常年漂浮着各种塑料袋和烂旧衣服，还有从村民家化粪池里直接排出的粪便。一位当地的乡干部感叹：“老百姓基本就生活在垃圾堆里。”
事实上，管村的垃圾问题并不是个例，在更广阔的中国农村地区，还分布着无数个“管村”。它们有着相似的景象：塑料制品掺杂着其他生活垃圾，堆放在村子池塘、河道、路边等公共区域。这些地方堆满了，垃圾开始延伸到村民的院前屋后。时间久了，垃圾就像花草树木，成了一种广泛存在却又让人习以为常的角色——它们甚至可以挂在树枝上，也能渗入土壤。
据原环保总局和住建部的统计，到2007 年为止，农村地区的垃圾已致使1.3万公顷农田不能耕种，3 亿农民的水源被污染。至2016 年，中国农村地区垃圾年产生量已经达到了1.5 亿吨，相当于37万列高铁（8节车厢编组）的重量，其中只有一半经过了处理。
在这些未经处理的农村垃圾里，相当一部分是“不会烂垃圾”。在管村，它们称得上是“舶来品”，这些以塑料包装为主的白色垃圾，大多是来自工业社会的消费品。作为无机物，它们无法在土地中自然降解，打破了农村原有的生态循环体系。过去，村民种植稻谷和瓜果蔬菜作为食物，剩菜剩饭、烂菜叶和稻谷壳倒给猪鸭鹅作饲料，人畜产生的粪便再次回到地里，成为天然的肥料，供给农作物生长。
舶来的问题，需要用舶来的方案化解。如今，老管成了解决管村垃圾难题的重要一环。他和另一个垃圾收运员一起负责管村824户人家的垃圾，两人轮班，每两天收运一轮。
东阳乡垃圾收运员祝明山，他负责的龙溪村是当地第一个开展垃圾分类试点的村子（金海 摄）
老管开一辆专门为走街串巷准备的电动三轮车，车身宽度在120厘米左右，既能穿越狭长的小巷，也刚好放下两个并排的120升大号垃圾桶，一共放3排，6个。一个用来装“会烂垃圾”，其余5个用来装“不会烂垃圾”。在车身中间，两排垃圾桶的夹缝处，有一个长方形盒子，老管会将“不会烂垃圾”中的塑料瓶、酒瓶和纸板等可回收物，以及少量的废弃电池等“有害垃圾”拣出来，放在这里。
这种先由村民“干湿”二分，再由垃圾收运员二次分拣的做法是陈立雯带到管村所属的东阳乡的。她是个“80后”，在河北保定的农村长大，2009年大学毕业后，进入环保领域。此后6年的时间里，她调研了包括北京、武汉、江苏南通在内的多个地市，了解到如果处理失范，垃圾焚烧、填埋对人和环境的危害。2015年后，陈立雯先后在加拿大和美国的两所大学研究中国垃圾分类和回收史。2017年回国后，她开始把目光转向了农村地区的垃圾分类。
陈立雯曾被不止一次问过，为什么要在农村地区开展垃圾分类。“我们在城市做过大量的垃圾分类调研，发现只能在某一层面解决问题，相比之下，农村地区更容易掉头，在这里，我们可以撬动整个系统。”陈立雯告诉本刊。
图源 | 《垃圾围村的海归挑战者》
现实考量之外，还有一直牵引着她的精神原点。在华北平原上长大的陈立雯，关于童年的快乐记忆，大部分来自房屋和农田间的半荒野地带，那里有坑塘、树林、麦场，和连成一片的菜园：夏天，小伙伴们一起听蝉鸣，一起在被雨水灌满的坑塘里游泳；秋天，是吃不完的酸甜枣子和金黄的烤玉米；冬天，早晨打开门，雪已经没过脚面，一路滑着雪上学去；一到春天，槐树开了花，成了最天然的零食。然而，这些带给她力量的荒野和土地，在离家后的20余年里，成为垃圾和污染问题的重灾区。陈立雯在后来的回忆文章里写道：“探索内心深处的原动力，是因为儿时生长的环境，潜移默化激发的，对人与环境共生的强烈需求。”
现在，陈立雯和她创办的“零废弃村落”公益组织，重点解决农村的垃圾分类问题。在他们探索出的这套已成体系的模式里，村民作为源头，“干湿”两分垃圾，垃圾收运企业上门收集后，将“不会烂垃圾”转运到城市里统一的填埋场或焚烧厂。“会烂垃圾”就地堆肥，变成“农家肥”，流入村民菜地，实现闭环循环——这是目前公认的解决农村厨余垃圾的最有效办法。
陈立雯告诉本刊记者，搭建这套垃圾分类体系，对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的要求并不高。以堆肥为例，它的硬件要求简单，只需要一块平坦的硬化地面，再配上防雨棚、化粪池以及开放式围墙，满足自然通风、防雨、防渗的基本要求即可。此外，每家增加两个垃圾桶、每村增加一个垃圾收运员，算下来1.5万常住人口的东阳乡，人均只需要多投入5元钱。这套模式在东阳乡成功落地，成效显著。
然而，这种看似简单的模式，在陈立雯来到东阳乡之前的几次尝试中，都不同程度地失败了。
老管的垃圾收运车路线固定，一般从管村最北边的老房子开始。穿越促狭弯曲的石头小道后，就拐上了管村的主干道，一条干净平整的柏油路。早上7点半，路旁的猪肉摊、水果铺、自酿酒坊和卖炒粉的早餐店已经开张。主干道上没有公共垃圾桶，它们在实行垃圾分类后被撤掉了。在十字路口，两座小楼立在对角，分别是“东阳乡垃圾分类教育（展示）中心”和“垃圾再生馆”，招牌特意做成了绿底。
两座小楼由乡政府组织筹建，现在已经成为东阳乡对外展示垃圾分类成果的窗口。事实上，东阳乡垃圾分类工作，从一开始就是由乡政府主动推进的。在此之前，时任乡党委书记的王青海已经推行了五六年的垃圾治理工作。
2011年王青海到任时，东阳乡因为区位偏远，缺少工业基础，在整个广丰区（当时还是广丰县）的排名中，“长年绩效考核全区倒数”。“落后”的另一面，是东阳乡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因为地处低山丘陵区，东阳乡周围是延绵不绝的森林和山丘，两条河穿流而过。乡里的龙溪村在2016年时，还被列入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保存完好的祠堂、戏台，还有马厩等黑瓦高墙的古建筑与江南山水融为一体，早晚时分柔和的阳光洒下，就像一幅水墨画。
东阳乡垃圾分类的推行，离不开前乡党委书记王青海的坚持（金海 摄）
大学读环境专业的王青海发现，东阳乡的出路就在眼前，而不是当时流行的搞工业、建园区，“搞农业和旅游业应该非常合适”。
定了发展方向，首先就要解决“脏乱差”的问题，东阳乡的垃圾治理工作在此背景下开始了。首先是清理陈年垃圾，清淤村现任党支部书记管宝良告诉本刊，仅这一项工作就持续了三四年。“房前屋后边边角角的垃圾，常年积攒，经过一层层的碾压，这次清干净了，一下雨，又冲出来好多，都是塑料破布、尿不湿、烂衣服之类的东西。河里也是，垃圾被一年又一年的沙子覆盖，发一次大水，冲出来一层，第二年，再冲出来一层。”管宝良说，有一年，他们清理出来的陈年垃圾装满了20多辆拖拉机。
实际上，作为一种“现代文明病”，很多管村人过去甚至不知道何为“垃圾”。管村村民周双爱今年52岁，1994年嫁到管村，在她的记忆里，当时管村还没有大的商业超市和固定的集市，家家户户种菜和水稻，小孩的零食就是自家做的米糕、蒸葛根、晒红薯干。平时盛东西用的是村民自己编的柳筐和竹篮。谁家杀猪了，去买肉，也是用稻草绑着拎回来，买豆腐用碗盛，买白糖用纸包。
2006年之后，周双爱明显感觉到村里垃圾开始变多。那时，管村已经开了几家超市，货架上永远摆放着琳琅满目的塑料包装，它们几乎是侵入式地进入农村生活，快速取代那些原始的竹篮、柳筐；同时出现的，还有价格低廉、取用便利的一次性水杯、保鲜膜等；以前，村民驱赶鸟类用的是稻草扎的小人，后来，小人变成了竹竿上挂一个颜色鲜艳的塑料袋。它们被弃用后，一部分进了村民的灶火间，更多地，堆积在了田间地头、坑塘水渠，成为无法消失的垃圾。
王青海到任后，村里建起了垃圾池、垃圾屋，也放了不少公共垃圾桶。周双爱记得，大概在2014年前后，村里还给每家每户发了小垃圾桶，希望大家改掉乱扔垃圾的毛病，但小垃圾桶装满后，还要拿到外面的公共垃圾桶里倒掉，不少人嫌麻烦。公共垃圾桶常常爆满，因为嫌弃，不少村民经常为了公共垃圾桶的摆放位置发生争执。
这种混合垃圾收集和处置的模式，的确缓解了管村的环境状况，但新的问题和更大的经济压力也随即产生。王青海说：“东阳乡离城区比较远，离填埋场60多公里，垃圾运输成本很高，当时县里（现为广丰区）的指导意见就是希望我们就地处理。”
这些堆积的垃圾，“烂不烂的全部放在一起”，清洁工一个人来不及收运时，晚上就就地烧掉。一位村民向本刊回忆，“塑料烧起来的味道真的很难闻，我有好几次实在忍不了，半夜提水去把火浇灭”。后来，乡里建了一些焖烧炉，但过了一两年，因为环保问题，上面要求垃圾不能烧。这些建起来不久的炉子就闲置了，如今那些尚未拆除的焚烧炉，仍然伫立在荒郊野地里。
在2017年，东阳乡引入了一家第三方清洁公司，成为整个广丰区第一个建立起统一的垃圾收运体系的乡镇。东阳乡的垃圾开始运往上饶市的垃圾填埋场，以59元一吨的价格统一处理。“到2018年，随时来检查环境卫生工作，整个广丰区23个乡镇里，我们都是第一名。”在“扫地”这件事上，王青海认为东阳乡已经做到了极致。但仅仅把垃圾扫走，“眼不见为净”，似乎还不够。当时有村民去过填埋场，“五分钟都待不了，回家中午饭都吃不下”。
王青海清楚垃圾处理提倡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我们只是把此地的垃圾搬到了彼地”。更何况，垃圾没有减量，拉去填埋、焚烧的成本高，乡里的财政压力也很大，再加上当时东阳乡管村是市政府挂点的扶贫村，乡里希望做一些创新举措。
多种因素交织下，管理者们决定再向前一步，探索更先进的垃圾处理模式。很快，他们就把目光集中到了垃圾分类。
决定做垃圾分类后，王青海上网搜索资料，发现全国农村地区没有一个成功的案例。2018年，广丰区一位主管环境卫生的领导到河北培训，认识了陈立雯，然后把她介绍给了王青海。
2018年4月，王青海委托清洁公司老板钱凤梅等四人去拜访陈立雯时，她正在老家河北省保定市西蔡村搞垃圾分类实践。在此之前的一年半时间里，她已经在五六个村庄进行过试点。她选择的第一个村庄是河北省涞水县的南峪村，一个位于太行山山脉脚下的村庄。
钱凤梅是东阳乡后阳村人，她的绿洁企业承担了东阳乡垃圾清运工作（金海 摄）
和中国大多数村庄的生态一样，2017年7月之前，南峪村没有专门的垃圾清运外包企业，垃圾的最终去向是20公里以外的一个山上。“在2017年、2018年时，中国黄河以北的大部分农村地区都没有垃圾收运系统。”陈立雯说，直到2018年，国务院发布《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建立农村地区垃圾收运体系才被提上各地政府的议程。此后，农村环卫市场化才开始明显提速，垃圾随意填埋的现状有了一定扭转。陈立雯团队进入南峪村后，一家企业承包了包括南峪村在内的全县19个“美丽乡村”的垃圾收运工作。
一个月以后，村里90%以上的农户逐渐开始垃圾分类。南峪村每天可以分出50%左右的易腐烂垃圾，不可腐烂垃圾的压缩车从两天来村里一次，改成每周来一次，垃圾减量明显。
然而，最初在南峪村实行垃圾分类的那段时间，几乎所有的宣传教育和督察工作都由“零废弃村落”承担，当地村委仅仅“口头支持”，没有任何资金投入。当时全村200多户垃圾分类所需的小垃圾桶、垃圾收运车、堆肥场建设等硬件购置费用，全部由陈立雯和当时所在的公益机构筹备。当地村委没有深入参与，也为后来南峪村垃圾分类的可持续性运转留下了隐患。
通常，陈立雯团队的主要任务是帮助村子建立一种模式、体系，这个体系的持续运转需要依靠当地的管理者和居民。三个月后，模式建立，陈立雯团队离开的时间也到了。可2018年4月，她第三次回访南峪村时，“堆肥场管理已经形同虚设。从堆肥场里的厨余垃圾里混合了大量塑料来看，源头分类情况也不太好”。
在南峪村遇到的可持续性问题，在后来的多个村庄实践中也反复出现。再后来，她和团队转战浙江金华、深圳等地的项目也都不了了之。
有了不成功的探索，陈立雯已经看到了以村级为单位推行垃圾分类时，可能会面临的管理问题——依靠村干部的意志有太多不确定性，农村垃圾分类持续做下去需要更“顶层”的设计。2018年东阳乡政府找到她时，陈立雯也正在寻找合适的乡镇单位。钱凤梅还记得第一次到陈立雯家的场景，在那个略显破旧的院子门口，陈立雯的父亲听说他们是来学垃圾分类的，当场就劝阻他们回去，“她读了那么多书，却和垃圾打交道”。老人掩饰不住的无奈，反而让钱凤梅有了信心，这个专家或许“靠谱”。
事实上，在跟陈立雯联系之前，王青海已经带着团队去别处调研过几次。东阳乡和浙江接壤，从村里出发，几分钟就能到浙江省境内。考察一圈下来，王青海发现当地的模式，要么造价高，要么要求工艺复杂，都不适合在东阳这样一个普通的中部地区乡镇推广。
接到钱凤梅一行从河北传来的消息后，王青海给陈立雯打了个电话，他担心的难题被一一解答：平均每个村只要投入一万多块钱，同时送到焚烧厂的垃圾量会减少一半，一加一减，摊算到全乡，人均每年增加的费用只有5块钱左右。此外，村民只做干湿两分。厨余垃圾就地堆肥，且保证不会出现发臭、生蛆等次生问题。
乡里要搞垃圾分类的消息传开后，一些村干部却对这项工作避之不及。清淤村是东阳乡最小的村子，只有265户人家，也是整个乡里最穷的村。村支书管宝良告诉本刊记者，一开始他也不愿意。“我们都怕死了，千万不要到我们村里来。”在陈立雯拍摄的纪录片《垃圾分类在东阳》里，他对着镜头回忆当时的想法：“（垃圾分类）好多城市都搞不好，我们哪能搞好？”
但乡里告诉各村支书，谁能起到示范带头作用，将在修排水沟、污水处理管道等基础建设方面得到政策倾斜。被“挠到了痒处”的管宝良很快毛遂自荐，带领清淤村成为第二个开展垃圾分类的村子。村委上阵督导，白天跟车检查，记录下分错垃圾的家庭。晚上，就派和这些家庭关系好的村委委员“上门谈心”。
第一个“吃螃蟹”的村子是龙溪村。周季花是当时的龙溪村党支书，她个子一米六左右，身材微胖。1月5日和本刊记者见面时，她穿一件黑色绒大衣，戴珍珠项链，脚上是一双粗跟皮鞋，走起路来噔噔响。2020年，57岁的周季花卸任村支书，过起了退休生活，平时担任村里腰鼓队和广场舞队的队长，带领着一帮老姐妹搞娱乐活动。
1999年，周季花就担任村里的妇女主任，她有自己的方法——处理垃圾这种生活上的事，还是得依靠妇女。东阳乡宗族观念重，她把女人们请到村里的祠堂吃饭，来不了的，就由家里的老人或者男人代替参加。那天，整个祝氏祠堂里摆了45桌酒席，拉上横幅，像过年一样热闹。周季花、陈立雯和钱凤梅站在祠堂高处的戏台上，各拿着一个垃圾桶给大家讲解，下面坐着村民和领导。陈立雯是外地人，讲话大家听不懂，钱凤梅更不知道说啥。“三个女人一台戏，那我必须把这个戏唱响。”周季花灵光一现，“不知道怎么分，那我们就先把猪能吃的放绿桶里，猪不能吃的放黄桶里。”后来，这句话在上海实行垃圾分类时再次被提起，火遍了全网。
开完动员大会第二天，垃圾分类就正式开始了。在此之前，乡里已经把分类用到的小垃圾桶发到村民家里，垃圾桶上写着每户人家的名字。同时，撤掉了村里的大垃圾桶、封上了垃圾池。龙溪村村委雇了两个监察员，连续一周时间，每天早上6点绿洁公司的垃圾收运员上门，陈立雯和监察员跟车入户，一点点告诉村民，“头发属于不会烂垃圾”“鸡蛋壳属于会烂垃圾”“贝壳属于会烂垃圾”“餐巾纸属于不会烂垃圾”……一周以后，除了个别的“顽固分子”，大部分人都学会了。
有人说，龙溪村的垃圾分类工作能推行得如此顺利，和这里的基础好有关。陈立雯否定了这种说法。一个对比是，2018年陈立雯在自己的老家西蔡村开展垃圾分类实验，村民参与度和龙溪村是差不多的。但因为缺乏机制保障，最终没有很好地坚持下去。
到2019年5月，垃圾分类就开始在东阳乡的12个村子全面推开。源头垃圾分类的准确率达到90%以上。垃圾减量效果也开始显现，“会烂垃圾”分类后就地堆肥处理，垃圾减量达到50%以上，全乡日均减量超5吨。
实行垃圾分类以后，老管转到了垃圾收运员的岗位。每月工资从600元涨到了2700元。现在的东阳乡，像老管这样的垃圾收运员一共17位，分散在12个村庄。
在村里转了两个小时后，老管的6个大垃圾桶装满了。垃圾中转站设在村外的马路边上，是一间60平方米左右的白色小屋，接收管村和邻近清淤村的垃圾。整个东阳乡一共有六七个这样的垃圾中转站，老管把“不会烂垃圾”运到这里，再由清洁公司的大车来收，运到100多公里外的铅山焚烧厂集中处理。大车一趟可以装5吨，刚好是东阳乡12个村子一天的垃圾产生量。
卸完垃圾，老管又拉着几个空桶返回管村，再收一趟。他每天跑半个村子，需要分两趟收完。收工前，他把“会烂垃圾”送到堆肥场。东阳乡现在也是两村共用一个堆肥场，一共六七个，大多分布在村子的外围。在自然腐化的过程中，老管只需要每7天左右翻一次堆。根据东阳乡政府的介绍，可腐垃圾初步堆肥成功，年合成有机肥达到200吨。这些有机肥最终由附近的村民自取，流入各家的菜地里。
冬天里，老管早上6点就开始走街串户收垃圾了（金海 摄）
看起来一切都进入了一个可持续的循环中。但和陈立雯的预期一致，东阳乡的垃圾分类推行一个月以后，开始出现反弹迹象。为了避免在其他村庄试点时那样虎头蛇尾，她和东阳乡政府在2019年6月就开始合作探索一种长效的监管与考核机制。三年下来，推出了各项政策，包括在村民之间评比出红黑榜家庭；在村庄之间以明察暗访的方式进行月、季度和年度的考核。年度考核前三名的村庄，能得到最高8000元的奖励等。
多年的农村垃圾分类实践让陈立雯早就意识到，一套执行力强的监管、考核机制对这项工作的可持续性开展有多重要。但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垃圾分类最持久的动力都是人们的“自觉”。
在城市，市民的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界限分明，垃圾分类大多发生在自家屋子外的公共空间。如果对城市缺少归属感，“自觉”更多依靠的是每个人的公共意识，只能缓慢提升；在农村，除了自家门前的一亩三分地，无论是老树成荫的村口、长满野花的河边，还是平整的谷场，都常被称作“家乡”的一部分。在这里，“自觉”更多是埋在村民内心深处的乡土情怀，它们不需要被建立，只需要被唤醒。
如今，在东阳乡龙溪村走上一圈，会发现这里几乎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都种着蔬菜和果树，有成片的油菜、正在卷心的包菜，芥菜绿得发亮，还有黄澄澄的柚子挂在枝头，等待采摘。一位龙溪村村民告诉本刊，今年种的500棵红薯“一个有两斤”。说话时，他语气上扬，带着自豪的神情——这个正在快速现代化的村庄，很多东西都在改变，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仍然与土地保持着千丝万缕的感情——他把自己家的菜地只上有机肥当作一种成就。
周双爱早年在杭州、深圳打工，家里的田地几近荒废。几年前，考虑到“年纪大了，不想再出去”，回到管村定居。2020年她把荒废的菜地重新收拾了出来。夏天时，辣椒一根茎上结出二三十根小辣椒，黄瓜比胳膊还粗，秋天种红薯，冬天种白菜、萝卜，过上了自给自足的生活。她喜欢这种生活，虽然平淡，但让她心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