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乳名叫红红，是姨奶奶取的。她说我出生那年，正是瀹岭映山红开得最艳的时分，粉云一般，一簇簇地，从岭头一直铺到岭脚。她一手抱着我，一手指着漫山遍野的花儿，对我母亲说：“阿拉小囡囡长得好看哇，就像咯怎花儿一样，开在旧时光里，开在我梦里晌。”
姨奶奶一生再没走出过瀹岭，但她的梦却常常飞，飞得很远很远，飞到她年少时的上海外滩，飞到那段再也回不去的旧时光。
祖父年轻时在上海做生意，风光一时。三十岁回乡时，随从挑了好几担银元回来，还带了一个女人——我那寡言的姨奶奶，名叫静如。她原是上海人，出身于一个衰败的书香门第，父亲曾是法租界内一家律师楼的笔头师爷，母亲是南汇人，弹得一手好琵琶。静如在圣玛丽女塾念书，会读莎士比亚，也能用英文背诵《圣经》章节。她喜欢在窗边写字，也曾偷偷去过百乐门跳舞。那时她的生活，是梧桐深处、旗袍留香，是骑楼之下，脚踏皮鞋叩响水门汀路的清响。
可后来她父亲因牵涉一桩官司身陷囹圄，死在提篮桥的牢里，母亲疯了，不久投了黄浦江。她成了孤女，亲戚早早撇清关系，没人再愿收留她。祖父说与她父亲是旧相识，看她实在可怜，便将她接到方家，做了二房。
她初到瀹坑方家时，穿着一袭月白色的旗袍，打着一把象牙柄的伞，站在村口青石板路边，看山看水，眉眼间带着点淡淡的惘然，像一幅落入凡尘的画。她不会种地，也不会烧柴生火，村人私下议论她眼角有傲气，穿着又太洋气，怕是做不来这徽州的媳妇。可祖父却宠她、护她，说：“她是我命里的桃花，一枝独好。”
她一个人独守老宅，常在老屋窗前呆坐，也常沿着青石板路走到瀹坑岭头，看白云岫秀，看瀹水奇观，也等祖父是否坐船归来。那日子一久，便学着村里人，顺着石板路走出瀹坑亭，走过石桥，绕过瀹岭坞，走上岭头尼姑庵里烧香。尼姑庵香火不旺，只有两个年老尼姑看守，一大早就起床挑水扫地。她不言不语地把香点上，慢慢跪下磕头，磕得极轻极缓，像是怕惊动了谁。庵里有一尊旧佛，眉目模糊，坐在香烟缭绕的暗影中。她磕完头就坐在佛前的蒲团上发呆，半天不动。有时轻声念几句经，有时只是望着佛像出神，仿佛佛像背后藏着一条她回不去的黄浦江。回去的路上，她走得更慢，手里还捏着一串木珠，是住庵的老尼姑送她的。
她常说徽州的山静、水静，连风吹竹叶也像是温柔地在讲故事。但她也说：“阿红啊，侬晓得伐，我是从租界来的女人，老早伐会过这种日脚哉。”
和祖母姨奶奶同住一屋的还有个瞎子伯，是祖母亲生的长子，比我父亲年长七八岁。伯伯从小双目失明，据说出生时就没有眼睛。他和祖母、姨奶奶三人相依为命，一起守着这座三进两天井的老宅，把日子过得清淡而执着。
父亲自小离家求学，后又长期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假期才带我们回瀹坑。我年幼时，对祖母和瞎子伯都心存惧意。他们不多话，一个脸上总是凝着肃穆的神情，另一个则终日沉默，仿佛整个人都隐在屋檐下的阴影里。我总是黏着姨奶奶，跟在她身后跑来跑去，只有她会低头笑着应我，声音软糯地喊我“小阿红”。
可瞎子伯伯却是个神奇的人。他走路从不用拐杖，穿堂入室、上楼下楼，全靠脚下熟记的步调。烧饭做菜、挑水洗衣，甚至村头那块菜地里种菜锄草，他都一人独行，步步从容。他说他靠的是“耳朵里的光”和“脚下的记性”。我站在一旁看他弯腰打水，动作缓慢却分毫不差，总觉得他不是看不见，而是把整个世界都刻进了心里。
有时他也做些竹编，央邻里帮他砍几根毛竹，慢慢剖成薄薄的篾片，坐在堂屋门槛边编织。手指在竹篾间翻飞，像在弹一首无声的琴。他做的菜篮子精致极了，编口均匀，提手光滑，村里婶婶嫂嫂抢着要。他不多话，但手里有活计，就不寂寞。
后来祖母走了，姨奶奶也去了。老宅一下子空了下来，只剩瞎子伯一人守着。他的日子也变得沉静，每天天一黑便早早上床，把门闩得紧紧的。整座屋子静得像被水浸过，连一声咳嗽都能回响老远。唯有堂屋厢房边的那只老旧的西洋座钟还活着，夜深人静时“铛——铛——铛”地响着，一如既往地报着无人回应的时间。
父亲每次从上海回来，兄弟俩就坐在火塘边抽烟喝茶，有一句搭一句地说着话。有时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偶尔望望对方，像在回忆一个说不出口的年代。
瞎子伯是前年的一个冬夜走的。没人知道他是怎样走的，也没人听见一声响动。那天清晨，大门一直没开，邻居来敲门，喊了几声没人应，就急急打电话给我父亲。父亲从上海赶回来时，已是第三天。
办完后事，父亲收拾他的遗物。那口祖母留下的红漆樟木箱，尘封多年，被放在偏房角落。父亲打开一看，眼泪当场就落了下来——几件叠得整齐的簇新棉衣，几沓早已停用的纸币和分币，还有一些微泛黄光的银元。那银元，大概是祖母留给他的。文革那年，家里被抄得干干净净，连祖父藏在夹层里的十八根小黄鱼都没逃过。抄家队把整座宅子翻了个底朝天，连屋顶瓦片、楼板夹层都扒开了，几乎掘地三尺。可祖母终究还是替她那个什么都看不见的儿子，藏下了一些——在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