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乳名叫红红，是姨奶奶取的。她说我出生那年，正是瀹岭映山红开得最艳的时分，粉云一般，一簇簇地，从岭头一直铺到岭脚。她一手抱着我，一手指着漫山遍野的花儿，对我母亲说：“阿拉小囡囡长得好看哇，就像咯怎花儿一样，开在旧时光里，开在我梦里晌。”
姨奶奶一生再没走出过瀹岭，但她的梦却常常飞，飞得很远很远，飞到她年少时的上海外滩，飞到那段再也回不去的旧时光。
祖父年轻时在上海做生意，风光一时。三十岁回乡时，随从挑了好几担银元回来，还带了一个女人——我那寡言的姨奶奶，名叫静如。她原是上海人，出身于一个衰败的书香门第，父亲曾是法租界内一家律师楼的笔头师爷，母亲是南汇人，弹得一手好琵琶。静如在圣玛丽女塾念书，会读莎士比亚，也能用英文背诵《圣经》章节。她喜欢在窗边写字，也曾偷偷去过百乐门跳舞。那时她的生活，是梧桐深处、旗袍留香，是骑楼之下，脚踏皮鞋叩响水门汀路的清响。
可后来她父亲因牵涉一桩官司身陷囹圄，死在提篮桥的牢里，母亲疯了，不久投了黄浦江。她成了孤女，亲戚早早撇清关系，没人再愿收留她。祖父说与她父亲是旧相识，看她实在可怜，便将她接到方家，做了二房。
她初到瀹坑方家时，穿着一袭月白色的旗袍，打着一把象牙柄的伞，站在村口青石板路边，看山看水，眉眼间带着点淡淡的惘然，像一幅落入凡尘的画。她不会种地，也不会烧柴生火，村人私下议论她眼角有傲气，穿着又太洋气，怕是做不来这徽州的媳妇。可祖父却宠她、护她，说：“她是我命里的桃花，一枝独好。”
她一个人独守老宅，常在老屋窗前呆坐，也常沿着青石板路走到瀹坑岭头，看白云岫秀，看瀹水奇观，也等祖父是否坐船归来。那日子一久，便学着村里人，顺着石板路走出瀹坑亭，走过石桥，绕过瀹岭坞，走上岭头尼姑庵里烧香。尼姑庵香火不旺，只有两个年老尼姑看守，一大早就起床挑水扫地。她不言不语地把香点上，慢慢跪下磕头，磕得极轻极缓，像是怕惊动了谁。庵里有一尊旧佛，眉目模糊，坐在香烟缭绕的暗影中。她磕完头就坐在佛前的蒲团上发呆，半天不动。有时轻声念几句经，有时只是望着佛像出神，仿佛佛像背后藏着一条她回不去的黄浦江。回去的路上，她走得更慢，手里还捏着一串木珠，是住庵的老尼姑送她的。
她常说徽州的山静、水静，连风吹竹叶也像是温柔地在讲故事。但她也说：“阿红啊，侬晓得伐，我是从租界来的女人，老早伐会过这种日脚哉。”
和祖母姨奶奶同住一屋的还有个瞎子伯，是祖母亲生的长子，比我父亲年长七八岁。伯伯从小双目失明，据说出生时就没有眼睛。他和祖母、姨奶奶三人相依为命，一起守着这座三进两天井的老宅，把日子过得清淡而执着。
父亲自小离家求学，后又长期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假期才带我们回瀹坑。我年幼时，对祖母和瞎子伯都心存惧意。他们不多话，一个脸上总是凝着肃穆的神情，另一个则终日沉默，仿佛整个人都隐在屋檐下的阴影里。我总是黏着姨奶奶，跟在她身后跑来跑去，只有她会低头笑着应我，声音软糯地喊我“小阿红”。
可瞎子伯伯却是个神奇的人。他走路从不用拐杖，穿堂入室、上楼下楼，全靠脚下熟记的步调。烧饭做菜、挑水洗衣，甚至村头那块菜地里种菜锄草，他都一人独行，步步从容。他说他靠的是“耳朵里的光”和“脚下的记性”。我站在一旁看他弯腰打水，动作缓慢却分毫不差，总觉得他不是看不见，而是把整个世界都刻进了心里。
有时他也做些竹编，央邻里帮他砍几根毛竹，慢慢剖成薄薄的篾片，坐在堂屋门槛边编织。手指在竹篾间翻飞，像在弹一首无声的琴。他做的菜篮子精致极了，编口均匀，提手光滑，村里婶婶嫂嫂抢着要。他不多话，但手里有活计，就不寂寞。
后来祖母走了，姨奶奶也去了。老宅一下子空了下来，只剩瞎子伯一人守着。他的日子也变得沉静，每天天一黑便早早上床，把门闩得紧紧的。整座屋子静得像被水浸过，连一声咳嗽都能回响老远。唯有堂屋厢房边的那只老旧的西洋座钟还活着，夜深人静时“铛——铛——铛”地响着，一如既往地报着无人回应的时间。
父亲每次从上海回来，兄弟俩就坐在火塘边抽烟喝茶，有一句搭一句地说着话。有时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偶尔望望对方，像在回忆一个说不出口的年代。
瞎子伯是前年的一个冬夜走的。没人知道他是怎样走的，也没人听见一声响动。那天清晨，大门一直没开，邻居来敲门，喊了几声没人应，就急急打电话给我父亲。父亲从上海赶回来时，已是第三天。
办完后事，父亲收拾他的遗物。那口祖母留下的红漆樟木箱，尘封多年，被放在偏房角落。父亲打开一看，眼泪当场就落了下来——几件叠得整齐的簇新棉衣，几沓早已停用的纸币和分币，还有一些微泛黄光的银元。那银元，大概是祖母留给他的。文革那年，家里被抄得干干净净，连祖父藏在夹层里的十八根小黄鱼都没逃过。抄家队把整座宅子翻了个底朝天，连屋顶瓦片、楼板夹层都扒开了，几乎掘地三尺。可祖母终究还是替她那个什么都看不见的儿子，藏下了一些——在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地方。
父亲那天一个人在堂屋坐了很久，烟一根接一根地抽，头一次对我说起他哥哥：“他什么都没说，也没要过什么。只是一辈子一个人，自己烧饭，自己睡觉，自己等死。”
那一晚，瀹岭下起了小雨。水声顺着天井檐水瓦流进铅皮水涧，悉悉索索，一夜未停，仿佛祖母在轻轻叹息。我站在祖父的书房前，望着那扇厚重的夹层门，忽然想起小时候瞎子伯牵着我的手，慢悠悠走出门去的背影。原来，有些人，从来没看清过这个世界，却把自己的一生都活得通透静美。
父亲自幼是由祖母（大房）一手带大。每每提起自己的亲娘，仍要缓缓抽上一根烟，眼神幽远：“我家姨不是本徽州人，在方家又是做小，活着不让进祠堂，死了也不能葬入祖坟，只能埋在外水碓那边的阴山，一年到头都晒不到一缕阳光。可她终究是我的亲生母亲啊。”
清明时节，我常陪父亲回瀹坑上坟。姨奶奶的坟孤零零地藏在村外杂树林里，挂在一段陡坡上，小路早被比人还高许多的藤蔓齿草淹没，密实得连野兽都钻不进去。我和父亲只好站在大路旁给她烧纸，远远地朝墓的方向拜上三拜。我曾问父亲：“姨奶奶为什么不能和爷爷合葬？”父亲只叹了口气：“她是外地人，祖宗不认。那年姨奶奶死后，族里拦着不准合葬，说这是祖训。”他用根柴棒轻轻拨着火纸，低声念道：“姨啊姨啊，你是苦了一世哦。”那一刻，风过林梢，落叶纷飞，我忽然意识到，一生的归宿，竟能如此寂寞。
姨奶奶晚年常坐在堂前晒太阳，望着村口那条青石板驿道发呆。她的手布满老年斑，骨节嶙峋，却仍喜欢牵着我的手说：“阿红啊，书要好好念，走出瀹岭，走出徽州，别像我一辈子只守着一方天井。”她会说英文，唱旧戏，还会念《红楼梦》里的词句。夜里我总喜欢躺在她身边听她讲从前，讲租界的汽笛声，讲女校同学的命运，讲她最爱的一支歌：“Rose, rose, I love you…” 她的嗓音里永远有一丝上海腔调的婉转，软软糯糯的，却学不会徽州话里那股“斫竹斫树”的俐落。
祖父比她早去世十年。村人说他临终前握着姨奶奶的手，反复低语：“等我。”可最后，两人连阴宅都不能相聚。徽州的族规太冷，冷得人心发凉。可姨奶奶从不怨，她一生寡言，从不说祖母一句坏话，只是常常自己一个人坐在门槛边发呆，眼神穿过院墙，仿佛仍望着那条通往上海的石板小径。
我常梦见姨奶奶静如。梦里，她仍站在瀹坑岭头的亭子里，伞下脸色苍白，神情安静。衣裳仍是那年初到瀹坑的旗袍模样。她不怨不悲，只静静地望着江面，仿佛在等一个永远不会归来的归人。我知道，她心中有一个上海的春天，一个永远不会老去的梦。
我喜欢雨后一个人走在青石板路上，踩着水痕斑驳的石缝，像姨奶奶当年一样，走上瀹坑岭头，走进那个亭子，眺望新安江的烟波飘渺。初中那会儿，我在岭脚下的瀹潭中学念书，周末常摆渡去对岸的金滩找同学玩。渡口就在学校不远处，人少的时候，得静静地等上一阵子才会开船。我就坐在船舱前翻几页书，也望着江上船来船往，看江西纤夫赤膊拉纤，踽踽前行，像一幅慢慢流动的水墨画。村里人说我像极了奶奶——不爱多话，爱一个人走路。我知道，他们只说对了一半。因为我像她的，不止是寡言与沉静，而是在心底，也藏着一个远方的世界——一个说不出口、但始终不肯放下的梦。那梦在岁月深处轻轻泛光，如同江面上最后一缕夕照，虽远，却真实。
可终究，我还是回来了。回到瀹坑，回到那座三进两天井的老宅，回到姨奶奶临终前望着的那面墙。那面墙后，是她一生的沉默和忍耐。那些旧日的影子，在斜阳下重新温热起来，从村口的亭子穿过，沿着竹林、石板路，又回到我眼前。
这，便是我的徽州。不是祠堂上高悬的族谱，也不是老宅中尘封的家什，而是一个个沉默的女人，一个个走远又归来的灵魂。她们在徽州活着，也在徽州死去，却未必真正被这片土地接纳。可她们，是我血脉中的光，是我梦中反复回望的方向。她们用最静默的方式，留住了最深的疼痛与温柔。
后记：
这是我第一次用第一人称视角，去书写一个旧时代的徽州女人。
她不是真正的“我”，却也早已住进了我的记忆深处。她的名字叫静如，来自外地，孤身入徽，从此一生困于祠规家法、礼教世俗之间。她是我祖母，也是一位无声者——无声于史，无声于族谱，无声于她所深爱的那个人的世界。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她始终是个模糊的身影：不被提起，却又无处不在。一次次回乡走过那条青石板路，我仿佛能听见她鞋底与石缝的摩擦，能看见她伞下沉静的身影在雾中浮现。她走过尼姑庵、亭子口、瀹岭的每一个转角，却最终没能走出这个封闭的山村。
写下这篇文章，是一种迟来的认领。是我替她说话，也是在替千千万万个像她一样的徽州女子说话。那些女子大多没有姓名，没有墓碑，更没有留下任何文字的痕迹。但她们的命运，却在我们的血脉里延续下来，在我们的性格里悄然成形。
我愿以此文，赠她一座碑。不是石碑，而是一种记忆的铭刻。让她的故事，哪怕只是一人记得，也不至于彻底消失于徽州青石板下。
作者微信号：oceansun19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