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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娃可鸡?人口普查数据凸显严峻的生育率问题

 

5月11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发布:截至2020年11月1日,全国总人口为14.1178亿人。年平均增长率为0.53%,比2000年至201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0.57%下降0.04个百分点。

中国进入超低生育率时代

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出生人口1465万人,比2018年减少58万人。2020年新出生人口同比较少18%,跌至1200万人,生育率为1.3。

 图源:泽平宏观

生育率是育龄女性(15-44岁)所生子女的平均数量。若要维持社会人口规模所需的人口更替,生育率水平需达到2.1。生育率低于上述数值的国家逐渐趋于老龄化,整体人口数量将随着时间推移逐步减少。

2020年全世界平均生育率约为2.4,过去50年间全球生育率已下降一半。严峻的现实是,自1992年开始,我国整体生育率已经跌至2.1的更替水平以下,自2000年以来长期处于1.5以下。

 

全球主要经济体历年生育率

 

根据世界范围内的历史经验数据,1.5的生育率已经成为一条高度敏感的警戒线,跌落到1.5以下,就有可能掉入“低生育率陷阱”。例如,日本自1995年总生育率跌至1.5后,无论国家如何鼓励生育,其总生育率一直未能反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在2018年和2019年的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分别为1.495和1.47,2020年再次大幅降低。即使对比老龄化的日本,近年来,日本总和生育率维持在1.4左右,高于当前的中国。

携程联合创始人、人口经济学家梁建章认为,1.3并非当前稳定的生育率,今后还会继续下降。因为这个生育率数据还包含了正在逐步消失的二孩堆积效应。这是指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推行,此前曾因政策限制而无法实现的二孩生育意愿在短期内集中释放。

梁建章指出,2019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47,其中一孩生育率0.659,二孩生育率0.664,三孩及以上生育率0.146。从这组数据可以看出,我国二孩率高于一孩率。按照常理,没有“一孩”也就不存在“二孩”,所以自然状态下的二孩率必然小于一孩率,正常仅有一孩率的一半(调查显示,不到半数的一孩家庭具有生二孩的意愿)。

因此,集中释放的堆积效应使得近年的生育率比正常范围多了0.2—0.3。这意味着,我国(去除堆积效应后的)自然生育率只有1.0—1.1,仅达到更替水平的一半,非但远远不及很多欧美发达国家平均1.6的生育率,也低于日本的1.4。

梁建章认为,“中国面临着世界上最紧急,最严峻的独特的人口挑战……”

去年7月,《柳叶刀》杂志基于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BD)2017的数据,通过队列要素预测法,对195个国家和地区2018年至2100年的人口数量进行研究和预测。分析结果显示,全球生育率呈不断下降趋势,到2100年达到1.66(95%UI 1.33-2.08)。该报告预计2017年至2100年间,包括日本、泰国和西班牙在内的23个国家的人口下降幅度将超过50%,而中国人口或锐减48%。

 

《柳叶刀》杂志预测不同场景下中国和印度的人口趋势

 

生育率下降的原因

中国乃至全球生育率的下降趋势的背后隐藏着很多复杂的社会性因素,由此而来的生存压力以及自我意识的提升使人们对于生育产生更多担忧和顾虑。

育龄人口数量下降

我国育龄妇女数量减少趋势非常明显,所谓“育龄妇女”,指的是15-49岁的女性,而更精确的生育高峰期,应该是在20-40岁之间。这部分的女性,大概是在1981-2001年出生。而在这个时期,我国的出生人口正好是呈下降趋势。最近每一年,育龄妇女数量均急剧下降:2017年比前一年少了400万人,而2018年比前一年少了700万人。从2010年到2020年的这十年里,育龄人口减少了4591万。

我国年轻人口呈现持续下降趋势

目前,育龄妇女人数还处于相对高位,今后几年年轻人口从平均2000多万降到1000多万,即使生育率不变,育龄妇女数量的大幅减少就会使得出生人口快速下降。“十四五”期间我国育龄妇女数量预计将继续走低,平均每年减少400多万人至500多万人。

独居人口增加

2020年9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统计结果显示,2019年结婚率为6.6‰,比上年降低0.7个千分点。创下十年内新低。这也是2013年以来,第6年连续下降。相比2013年,已缩水三分之一。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从2005年开始中国离婚率一直稳步攀升,至2019年已经达到3.36‰,基本为结婚率数值的一半,远高于十年前。数据显示,中国单身成年人口2018年已达2.4亿,且男女比例失衡,独居人口逐年上升。

图源: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和谷雨数据

众所周知,婚姻是生育基础。在婚后三年左右生育,是中国人的普遍生育规节奏,体现在数据上,就是2013年达到结婚人数的峰值,而到2016年,就出现了国人在近10年的生育峰值,当年度生育1791万人。事实上,1791万人的阶段性峰值数据的出现,不但出于2013年结婚人数达到峰值,而且还因为2015年实施的全面二胎政策带来的堆积效应。

生育意愿降低

除了人数减少,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降低,也是生育率走低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汤梦君参与过多次关于生育意愿的抽样调查,在她看来,我国的生育意愿长期以来都很低,最近的一次调查中,人们的生育意愿子女数大概在1.7-1.9之间。所谓的生育意愿,其中还有许多概念区分:比如“理想子女数”和“意愿子女数”。在调查时,研究人员会问:你觉得最理想的是生几个孩子?我国的理想子女数不高,大概在1.92左右。但当研究人员问到:你打算生几个孩子?这个数据就更低了,很多人会立刻改口,说我只生一个。汤梦君说,这就是理想子女数和意愿子女数之间的差异,当人们考虑到很多现实问题时,他们就只想生一个了。
2015年,在单独两孩政策出台之后,汤梦君曾经在北京市做过一个调查,想看看人们是否有生育二孩的意愿,这之后几年,她又多次做过跟踪回访,这个过程里,她发现一个很显著的现象——人们的意愿基本都是单向变化,最开始说想生的,过了一年再去问,就说没想好,过了两年再去问,往往就不生了,“绝大多是都是从想生到不生了,这种转化的趋势是非常明显的。”

养娃的压力和负担梁建章在昨天的一场直播中分析了几组非常有意思的数据。
第一组是学习时长与生育率的关系。在他给出的坐标轴里,可以看到一个大概的趋势——孩子的学习时长越长,这个国家的生育率就越低。其中比较显著的是高生育率的国家,比如瑞典、法国和爱尔兰,他们孩子每周的学习时长都不超过45小时。而中国几乎是世界上学习时长最长的国家,达到57小时左右。当然也有特例——卡塔尔,学生每周的学习时长接近55小时,但生育率却很高。

梁建章在直播中提到学习时长与生育率的关系

第二组是财政支出用于家庭福利的多少与出生率的关系,这明显是一对正相关。同样是出生率高的瑞典、法国和新西兰,政府用于家庭福利的财政支出,超过了GDP总量的2%,而生育率较低的韩国、西班牙和日本等国家,政府用于家庭福利的财政支出,则集中在1%左右。
第三组则是房价和生育率的关系。梁建章说,如果单看房价收入比,中国比其它所有发达国家都高——中国的房价收入比是29,而欧洲的平均水平是10左右。他也用这个理论部分解释了,为什么美国的生育率这么高——因为美国的房子“最便宜”,房价收入比只有4。
年轻人教育水平提升

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是新世纪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事实上,在近几十年我国城市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受教育程度提高,生育率却是下降的,这并不是偶然。有数据显示,生活水平低的国家生育率要高得多,而相对生活水平高的国家则生育率偏低。虽然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两者的关系,但趋势却很明显。

而经济水平的提高往往也会影响社会的教育,受教育年限与生育率之间也有类似关系。也就是说,生育率降低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经济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

生育率与人类发展指数(来源:ourworldindata.org)

所谓人类发展指数(HDI):是用以衡量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标准,指数值根据出生时的平均寿命、受教育年限(包括平均受教育年限和预期受教育年限)、人均国民总收入计算出,在世界范围内可作为各国之间的比较。

生育率与平均受教育年限(来源:ourworldindata.org)

2020年11月24号,发表于《欧洲人口杂志》(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的一项研究探讨了受教育程度与生育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受过高等教育的美国女性普遍推迟生育,并一定程度上影响生育率。

研究报告:受过高等教育的美国女性普遍推迟生育

研究显示,受过研究生教育的女性初产年龄明显高于仅受过大学毕业的女性。

在推迟生育高峰期(1951-60年),受过研究生教育的女性中,身为人母者的比例直到38/39岁才达到65个百分点,而大学毕业的女性中身为人母者达到同样比例的年龄为34岁。

相比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受过研究生教育的女性生育孩子的比例达到50%和65%之间的年龄跨度较受过本科教育者更大,说明她们中有很多人不断推迟生育计划,其幅度超过教育程度略低的同龄女性。

 

具有研究生和大学学历的美国女性生育年龄

受过研究生教育的女性和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之间的无子女水平差别很大。在1956-60年出生的女性中,接受过研究生教育的女性有三分之一没有子女。在1951-60年的大学毕业生中,无子女的比例也上升到最高水平(25-27%)。

在这些群体中,中位生育年龄为相对年轻的26岁,却有着相对较高的无子女率,这表明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往往自愿选择不要子女,或者是由于当时工作或家庭问题而导致非自愿放弃生育,而不一定是由于推迟生育导致无法受孕。

研究生和大学学历44岁以上女性无子女率

延迟生育成为普遍趋势

事实上,关于推迟生育是否与生育率下降有关,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与生育率下降有关,各国的研究分析结果各不相同,在低生育率和最难兼顾工作和家庭的国家,推迟效应更强。

研究的结果可能表明,关于影响工作和家庭生活的制度、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可能比确定推迟生育的生理上限对生育率的转变有更重要的影响。

由于多方因素的影响,推迟生育已经是一个普遍存在且将持续的现象。

对于女性,生育的最佳年龄普遍认为是35岁之前,女性生育力在35-40岁后下降。对于男性而言,可能在45-50岁之前。

高龄生育不仅更难实现,而且还增加了婴儿和母亲的健康风险。然而,生育年龄进一步延迟是可能的,特别是考虑到辅助生殖技术的日益普及。从优生优育的角度来看,高龄生育会带来很多风险,但在目前普遍推迟生育的大背景下,需要同时考虑身体和心理方面的利弊。

有一项研究显示,年长的母亲可能是更好的母亲。这项研究追踪了学龄儿童,发现拥有较大年龄母亲的儿童在7岁和11岁时的行为、社交和情感问题较少,而在15岁时则没有这些问题。

相关研究报告

 

原因是年长母亲可能有更稳定的关系,受过更高的教育,并获取了更多的物质资源。所以,高龄生育并非完全没有好处,为孩子提供更好的成长环境才是真正的“优生优育”。新生命是希望的象征,如果准备好了,都不会太晚。

解决之道

如何解决目前中国面临的低生育问题?

在梁建章看来,显然,仅仅全面放开生育还远远达不到理想的更替生育水平,所以如何鼓励生育,应当会成为社会关注的话题。从时机上来说,鼓励生育应该尽快,再过几年,人口老龄化严重后政策空间会缩小,现在是很好的鼓励生育的机会。

梁建章认为,鼓励生育是非常复杂的综合社会工程,涉及到教育乃至房地产政策改革。而增加家庭补贴,用真金白银给有小孩的家庭更多福利,才能起到更快的效果。

梁建章建议道,“中国如果要把生育率提高到日本的水平,就要花费GDP的2%;提升到欧洲水平,要花费GDP的5%;提升到更替水平,要花费GDP的10%。2020年中国的GDP总量约为100万亿元,GDP的10%,也就是说每年要花10万亿元的财政支出,如果按照中国每年需要多生1000万的小孩来计算,每个小孩需要给予差不多100万元的奖励。当然这种奖励可以是现金、所得税和社保减免,房价补贴等多种形式。”

参考资料:
https://www.baogaoting.com/info/39250

https://www.thelancet.com/article/S0140-6736(20)30677-2/fulltext#fig7

https://ourworldindata.org/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0680-020-09571-z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17405629.2016.1266248

https://finance.sina.com.cn/tech/2021-05-12/doc-ikmxzfmm195692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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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海哥,本文经授权转载,版权归属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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