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认为有重量的东西都有价值，所以东西一定要“重”，这是中国硬木流行并珍贵起来的原因之一。
重新认识到硬木的珍贵后，大部分中国人并不知道木头和木头之间的区别，这让硬木成为恶意炒作的对象。
国家颁布的红木标准，不能为藏家认同，也不能为厂家认同，前者认为所谓的科学手段并不科学，后者认为“自己的红木怎么没在标准里”。
市面上流通着五花八门的木头标准，标准的背后，是一串串利益链。
中国所有软性木材都是科学命名：榆木家具是榆树木材做的，核桃木家具取材自核桃树，但古代中国的硬木木材，在科学分类上都找不出。
“没有一棵树叫黄花梨树，没有一棵树叫紫檀树，没有一棵树叫乌树。为什么呢？中国早期所有硬木进来时，来的时候就是木头了。”观复博物馆馆长马未都说。
这些沉而贵重的木头，并非中国本土出产。当时的文人凭自己的感受对木头做出非常直观的命名，命名多半与木头色泽相关：剖开是黄的，就叫黄花梨；剖开是黑的，就是乌木。
黑色的紫檀不叫黑檀，是因为刚剖开时这种木头是紫红色的，时间长氧化后才成了黑的。
进口的黄花梨在清乾隆年间大肆使用后就没有了，海南黄花梨又运不出来，就用红木代替，人们对红木的关注才多起来。
1985年，王世襄编著的《明式家具珍赏》出版，木头贩子按图索骥，开始将木头家具走私到国外，同时也让海南黄花梨身价暴涨。1987年，林业部把海南黄花梨的树种命名为“绛香黄檀”，其木材则依然统称为“海南黄花梨”。
重新认识到硬木的珍贵后，大部分中国人并不确切知道木头和木头之间的区别。对木头认识的模糊性，使硬木成了恶意炒作的对象。
海南黄花梨从2002年的每吨2万，炒到2012年最高2000万一吨——此前木材每斤价格不过一元。为了避免恶意炒作，王世襄曾建议国家能为红木制定一个官方标准，但这并非易事。
是“红木标准”，不是“硬木标准”
1998年，中国林业科学院副研究员杨家驹接到上级要求，为红木制定一个国家级标准。
“上面只给了1000元经费，在职的不愿意搞，就把我这个退休的找来了。”杨家驹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1928年出生的杨家驹，专著涉及核工业、军事以及桥梁用木等，此前杨家驹对红木没有任何涉猎。
他很快发现，作为一个科学家，研究红木时，他面对着科学外的巨大困难：中国人不了解硬木，没人确切知道这些木头来源于什么树种。
思考了很久，杨家驹决定采用国际通用的一种木材显微镜来鉴定哪些硬木可以称为名贵木材。
他花了两个月从北京一路南下到广州，从故宫和各家老字号工厂取得木材样本。1000元的研究经费根本负担不起昂贵木材，他的木样大多来自故宫建筑修缮后的剩木和工厂的废料。
把这些木材做成切片，在显微镜下观测组织构造，再根据观测到的特征对照植物学分类，为木头寻找它所属树木的名称。根据经验与学识，杨家驹把昂贵的硬木划分为5属8类33种。
慎重起见，他还按这33个树种的拉丁文名，向美国一家收藏树木标本的博物馆要来了对应样本，进行二次对照。
两年后，杨家驹初步确立了自己的硬木系统。为这个标准命名时，他迎来了一个新困难，“中国传统硬木”并不是一个学术名词。杨家驹思考很久，最终决定叫“红木标准”，而不是“硬木标准”。
“红木”在古代并不是硬木的统称，而是与它们平行的木种,是紫檀和黄花梨逐渐消失后，出现的替代它们的木头。但“硬木”的名称和英文“Hardwood”重合——国外所有阔叶树都统称“硬木”。
“市场已经大量地把硬木统称为红木，把这些硬木制作的家具统称为红木家具。”杨家驹决定给这个标准命名《红木》。“红木”这个名字在拉丁文里根本不存在，就用拼音“Hongmu”。
“随着传统硬木材料被消耗殆尽，哪个东西能进入名贵硬木标准，身价就会涨得非常快，很多非洲劣质的木头，后面缀上黄花梨字样，就卖得很高很好。”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藏家说。
“事实上非洲木头很少能有昂贵的价值，”马未都说，“世界上最好的木材来自东南亚。黄花梨等硬木之所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是它的木性决定的——它外观与脾气都特好。我们看到的一些南美和非洲木，往往表面看着好，但内在特别不好。容易开裂、变形，内应力不好，按过去工匠的说法就是性大，脾气大。”
“科学”与“文学”之争
杨家驹深信自己代表了科学：“以前红木都是故宫的那批文人雅士搞出来的学术，他们只懂造型与工艺，不能从科学的层面研究木头。”
当杨家驹用植物学的方法制定了红木标准，进而强迫市场使用这种方式对红木进行命名与分类后，他受到了很多质疑，马未都是其中一个。
马未都主张用文学与美学诠释中国硬木，他认为中国硬木从诞生起就属于文学范畴，用科学解释文学是无力的。
“很多人不懂科学，就认为科学高高在上。但科学在社会学金字塔中是最底层的。科学上面是文学，再上面是美学、哲学、玄学……科学可以学，越往上越不能学。”在马未都看来，用科学研究红木这个“文学事物”，就像用最先进的计算机来解释唐诗哪个好哪个不好，“研究的结果就是个笑话”。
与此同时，这份标准要求所有的商家出售家具时，必须写上科学的木材树种名称，问题随之出现。“即便我把名字写上去了，你也没法鉴定。”马未都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世界上鲜有机构可以仅仅通过一块细小的木片就准确判断它的树种。美国农业部下属的木材解剖研究中心认为：在高放大倍率显微镜下通过解剖学特征来鉴定，准确度往往只能达到“属”。一般只有热带树种可准确至亚属，在罕有的案例中，温带木材才可至亚属。而在杨家驹颁布的“国家红木标准”中，硬木的明确树种名称有33种。
红木标准颁布后，很多人请杨家驹所在的研究所鉴定木头。经历很多艰难的尝试后，杨家驹也承认，用这种方法做到准确是“非常困难”的事。
“红木标准”背后的利益
中国人对一种事物的爱与追求往往是毁灭性的。中国市场大部分优良硬木来自老挝、印度与缅甸，东南亚很多森林因此荒芜。大部分国家对木材出口闭关，市场上很多昂贵木材都通过走私获得。
商家不断哄抬黄花梨的价格，为证明这种木材的稀缺，往往把黄花梨的生长期说成500年以上。
“海南黄花梨100年左右就已经长到了自己的极限。它的寿命一般是500年，但成长期是100年，这就像你20岁已经不再生长，但你能活80岁。很多商家偷换了寿命与成长期的概念，故意把它说成是很难成材的与稀少的。事实上，海南黄花梨并没有稀缺到这个程度。”马未都说。
在杨家驹没有主动申请的情况下，《红木》标准获得了2001年第一届中国国家标准奖三等奖。“这个奖的获得者大部分跟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是对吃、穿、用的东西的一个全面评价。”杨家驹说。
从诞生初始，这份旨在规定哪些木材才是中国传统硬木的标准，主要用途并非体现在学术界，而更多是用于规范市场与指导消费。
红木曾是个小行业，不太多的资金就能控制整个盘子，最终操纵价格。红木的身价一般只是一些小集团的利益，利益争夺的关键，就是他们囤的木头能不能被界定为名贵木材。
杨家驹研究红木的两年里，向上递交了两次意见稿，等待国家的修改意见。这段时间，很多工厂对他的研究结果迫不及待，这些工厂大部分是杨去取样的老字号工厂。在正式稿颁发之前，他们就已经用意见稿去面对市场了。
“买的人不知道，卖的人也不知道，他们很急，说我就执行你的征求意见稿了。”杨家驹说，市场混乱，对工厂而言，如果自己的木头得到国家认可，就能顺理成章地让消费者接受自己的价格。
《红木》国家标准后，出现了很多新的硬木标准，这些标准的关键都是旨在自己增加新木种。
杨家驹办公桌上，一本《中国深色名贵硬木家具标准》规定了三类昂贵硬木。杨家驹的“红木”只是其中之一，另两类是新木种。这个标准不再由林业部制定，而是与市场更加密切的轻工业联合会。在赞助方中，南通紫光艺术品等品牌赫然其上。
杨家驹指着这个标准封面上方的编号说：“这只是行业标准，国家没有批准。只有我的标准才是国家惟一真正批准的。”
“标准颁发后，很多人希望我增加种类，我拒绝了。”杨家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扩大红木树种范围这件事上，他与厂家产生了极大分歧。“如果标准要修订，只能是故宫发现了一个新木头种类，或者民间发现了一个真正文物性质的新品种。如果只是商家想增加，那不可能，你即使增加国家也不承认。”
不过2012年出台的一部《红木家具通用技术条件》，已然被圈内人称作“新国标”。
这份新标准终止了杨家驹对红木的细化，较为宽泛地指出：在选择红木家具用材时，可以不断扩展使用新的树种资源，包括欠知名树种资源。也就是说，更多出身不明的树种、木材，将成为新的“红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