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宗颐国学建树的文典意义

又一位通古达今的文化昆仑离我们而去，有学者曾如此慨叹：国学大师饶宗颐留给我们的是一个孤独的背影。“孤独”二字令人回味，到底是什么在造就了饶宗颐的同时，而又残酷地凌空切出了这个淌血的断层？这才是值得我们沉思的所在。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由于饶宗颐编篡了《潮州艺文志》，得到当时中山大学校长邹鲁的赏识，成为中大广东通志馆纂修。到1938年，本来中山大学要搬迁至云南澄江，绕道香港时饶宗颐因病滞留香港，遂帮助叶恭绰编《全清词钞》。正如饶宗颐后来所说：“如果我当年去了云南，就没有今天了。”这里有很丰富的潜台词，而解释不清的是，到底是他因香港得福，还是香港因他得福？

“我对人类的未来是悲观的。”此乃文化巨人在留下十巨册《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后，留下的一句原话。这里面包含了一位洞悉世事的书生的呐喊与抗争，也算是上不了官方台面的一份思想遗产。好好地解读这份思想遗产，要比如海的花环重要得多。

举凡饶公研究领域，包括甲骨学、简帛学、经学、史学、敦煌学、佛学、中外关系史和潮学等，凝聚着他的毕生学术造诣。他不但通晓英、法、日、德等多国语言文字，还精通梵文、巴比伦古楔形文字等“天书”。业精六学，オ备九能，已臻化境，由此涵盖了他一个世纪的治学生涯。

梁启超曾说过，自乾隆后边徼多事，嘉道间学者渐留意西北边新疆、青海、西藏、蒙古诸地理。这也就是说，西北史地之学是清代后期一门新兴学科，而王国维把“新发见”归纳为五类，包括殷虚甲骨、汉晋木简、敦煌写经、内阁档案和外族文字，这种分法也为季羡林等所认同。从饶宗颐全部学术论着看，都尽在鹄中。

饶宗颐五度莅临莫高窟，和法国汉学家戴密微共同出版重要着作《敦煌曲》，利用敦煌出土资料，全面探究敦煌曲子词起源。1978年前后他又独立出版《敦煌白画》一书，专门研究散落在敦煌写卷中的白描画稿，填补了敦煌学研究空白，也奠定了他在敦煌学研究领域重要地位。由于学问过于广博，所以他又戏称“我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游子”。

以《易经》益卦为理论根据，饶宗颐还提出 “天人互益”概念，以期达到苏轼所言“天人争挽留”境界，可以说超越了“天人合一”层面，有着更为深刻的内涵。

就弘扬中国文化而言，饶宗颐提出要“求是求真求正”。他认为“正”是根基，《易经》与佛家都讲求“正”。他认同英国汤恩比博士的说法，拯救21世纪人类的只有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法。但要有包容精神，能够主动吸纳不同文明的优秀成果。这说明饶宗颐既有中原传统文化的正脉，又有潮汕临海开放神韵。由此想到，饶宗颐其实是最早提出“海上丝绸之路”的学者，1974年就发表了“海上丝绸之路”文章，并从考据角度指出海上“丝绸之路”比西北陆地“丝绸之路”更早。

其实饶宗颐本人是不求闻达的，尽管1962年就获得有“国际汉学界诺贝尔奖”之称的“儒莲奖”，2000年获得香港政府最高荣誉“大紫荆勋章”，2011年被推选为西泠印社第七任社长，但是老人始终保留着老派文人的本色，隐居在岭南角落。坦率讲这种地域位置，反而成全了一代学宗生存绝续，免遭各种腥风血雨，从而保持了他探索不绝如缕。这里面有只可意味的隐喻成分，幸与不幸都在其中了。

《殷代贞卜人物通考》堪称巨着，全面展现了殷代历史面貌。不过窃以为，着作等身的饶宗颐先生，他的学术代表作应是《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该书从公羊学源头，以乾嘉学派治学方法系统梳理了“正统”这一中国史学核心问题。

“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此乃饶宗颐的人生态度和追求，也真正体现了中国人所讲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而在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前矗立的四个大字“慈悲喜舍”，则蕴含着他对人间的悲悯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