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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宗颐国学建树的文典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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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位通古达今的文化昆仑离我们而去,有学者曾如此慨叹:国学大师饶宗颐留给我们的是一个孤独的背影。“孤独”二字令人回味,到底是什么在造就了饶宗颐的同时,而又残酷地凌空切出了这个淌血的断层?这才是值得我们沉思的所在。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由于饶宗颐编篡了《潮州艺文志》,得到当时中山大学校长邹鲁的赏识,成为中大广东通志馆纂修。到1938年,本来中山大学要搬迁至云南澄江,绕道香港时饶宗颐因病滞留香港,遂帮助叶恭绰编《全清词钞》。正如饶宗颐后来所说:“如果我当年去了云南,就没有今天了。”这里有很丰富的潜台词,而解释不清的是,到底是他因香港得福,还是香港因他得福?
“我对人类的未来是悲观的。”此乃文化巨人在留下十巨册《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后,留下的一句原话。这里面包含了一位洞悉世事的书生的呐喊与抗争,也算是上不了官方台面的一份思想遗产。好好地解读这份思想遗产,要比如海的花环重要得多。

举凡饶公研究领域,包括甲骨学、简帛学、经学、史学、敦煌学、佛学、中外关系史和潮学等,凝聚着他的毕生学术造诣。他不但通晓英、法、日、德等多国语言文字,还精通梵文、巴比伦古楔形文字等“天书”。业精六学,オ备九能,已臻化境,由此涵盖了他一个世纪的治学生涯。
梁启超曾说过,自乾隆后边徼多事,嘉道间学者渐留意西北边新疆、青海、西藏、蒙古诸地理。这也就是说,西北史地之学是清代后期一门新兴学科,而王国维把“新发见”归纳为五类,包括殷虚甲骨、汉晋木简、敦煌写经、内阁档案和外族文字,这种分法也为季羡林等所认同。从饶宗颐全部学术论着看,都尽在鹄中。
饶宗颐五度莅临莫高窟,和法国汉学家戴密微共同出版重要着作《敦煌曲》,利用敦煌出土资料,全面探究敦煌曲子词起源。1978年前后他又独立出版《敦煌白画》一书,专门研究散落在敦煌写卷中的白描画稿,填补了敦煌学研究空白,也奠定了他在敦煌学研究领域重要地位。由于学问过于广博,所以他又戏称“我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游子”。

以《易经》益卦为理论根据,饶宗颐还提出 “天人互益”概念,以期达到苏轼所言“天人争挽留”境界,可以说超越了“天人合一”层面,有着更为深刻的内涵。

就弘扬中国文化而言,饶宗颐提出要“求是求真求正”。他认为“正”是根基,《易经》与佛家都讲求“正”。他认同英国汤恩比博士的说法,拯救21世纪人类的只有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法。但要有包容精神,能够主动吸纳不同文明的优秀成果。这说明饶宗颐既有中原传统文化的正脉,又有潮汕临海开放神韵。由此想到,饶宗颐其实是最早提出“海上丝绸之路”的学者,1974年就发表了“海上丝绸之路”文章,并从考据角度指出海上“丝绸之路”比西北陆地“丝绸之路”更早。
其实饶宗颐本人是不求闻达的,尽管1962年就获得有“国际汉学界诺贝尔奖”之称的“儒莲奖”,2000年获得香港政府最高荣誉“大紫荆勋章”,2011年被推选为西泠印社第七任社长,但是老人始终保留着老派文人的本色,隐居在岭南角落。坦率讲这种地域位置,反而成全了一代学宗生存绝续,免遭各种腥风血雨,从而保持了他探索不绝如缕。这里面有只可意味的隐喻成分,幸与不幸都在其中了。
《殷代贞卜人物通考》堪称巨着,全面展现了殷代历史面貌。不过窃以为,着作等身的饶宗颐先生,他的学术代表作应是《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该书从公羊学源头,以乾嘉学派治学方法系统梳理了“正统”这一中国史学核心问题。
“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此乃饶宗颐的人生态度和追求,也真正体现了中国人所讲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而在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前矗立的四个大字“慈悲喜舍”,则蕴含着他对人间的悲悯之心。

本文发布于: 2018-2-26 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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