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来的时候，一切都不适应。空气是新的，街道是新的，连阳光照在身上的角度都不一样。语言听不懂，生活节奏也完全不同。去超市买个菜都手忙脚乱，看到满架子的英文标签，什么chicken breast、beef sirloin、celery，我一个都认不全。第一次去银行开户，柜台小姐问了几句，我一句也没听懂，只能尴尬地笑。她见我愣着，干脆拿出一张表格指给我看，那一刻我才体会到“听力不及格”的绝望。
那时候，朋友不多。放学回到小小的地下室，头顶传来楼上房东的脚步声，暖气机嗡嗡作响。房间里只有一张旧书桌、一张单人床，还有从国内带来的几包方便面。偶尔打电话回家，听到爸妈在电话那头的声音，鼻子就酸得不行。可国际长途太贵，一分钟都得掐着算，几句寒暄后就得赶紧挂断。那种孤独，是一种从语言到情感的彻底断层。
如果那时候有退路，或者说没有“沉没成本”，我可能真的就回国了。什么是沉没成本？就是那些已经花出去、回不来的成本。比如我第一年的学费——一万加币；还有为了出国而辞掉的那份体制内工作。那时候国内一个月工资才一千人民币，如果扭头回去，或许还能回单位上班，可是这张机票和那一年的学费就白白打水漂了。想想也就只能咬牙留下来。
留下来才发现，留学真是个“烧钱”的事儿。一年学费一万，两年专业课加半年语言课，光学费就要两万五。住宿、生活费另算。怎么办？只能“升级打怪”，边打工边读书。洗碗、送报、打杂，什么都干。不是不累，而是没得选。
刚来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寿司店当服务员。第一天上班，老板娘就叫我去冰箱里拿“avocado”。我傻傻地愣在那儿，不知道她在说什么。她又补了一句“green one”，我才在一堆蔬菜里找到了一个奇怪的绿色果子。没想到，这个“鳄梨”竟成了我留学生活中最早记住的英文单词之一。干了两天，我被炒了。理由很简单——“too slow”。那天晚上，我抱着书包坐在公车上，窗外的街灯一盏一盏掠过玻璃，光影像一条流动的河。我盯着自己的倒影，心里一阵发酸，第一次有了“我是不是选错路”的念头。
那个时候我住在西区唐人街，在唐人街的川味轩打工，第一次看到下雪，好激动。但是渐渐的，我发现下雪可不好玩，冬天10点下班了，要自己走回家。关键是还没有雪靴，穿者餐馆的防滑鞋，到家时，鞋子都湿透了。
后来，我找到了一份超市收银的工作。那是一家华人开的店，从早上9点干到晚上9点，一天12小时，中午和晚上各休息半小时，一周六天。周日还要去图书馆写作业。现在国内说的“996”，我算是提前体验过了。每天早上搭第一班地铁去上班，晚上一出门天都黑透了。冬天的时候，外面零下十几度，哈气结成白雾，地面滑得像镜子。
到下午6点的时候，脸上的肉都不自觉往下耷拉。客人问我：“你怎么不笑啊？”我心里苦笑——不是我不想笑，是真的笑不出来。那时候的我，只想着这一单结完，再下一单。因为收银员也有KPI，哪台机子结账多、哪台少，老板都会看。我们都在比谁的手更快，谁能少出错。晚上回家，脱下鞋，脚底一阵刺痛，整天站着，连脚趾都肿得发红。那种机械重复的日子，让我觉得自己就像个没电的机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