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绵延近二十年的“杜克大学曲棍球案”终于落下了终章。2024年12月13日，当事人克里斯塔尔·马格努姆终于承认自己在2006年撒了谎，对杜克大学的三名校队曲棍球运动员里德·塞利格曼、科林·费内尔蒂、大卫·埃文斯进行了虚假的性侵指控。马格努姆在此次的播客访谈中坦言，“我要告诉三名被告，我爱他们，他们本不应该经历这些”。至此，这起案件才完全画上了休止符。
2006年3月13日晚，单身母亲马格努姆与另一位黑人女性受邀，在杜克大学男子曲棍球队的一场私人派对上跳舞。马格努姆在派对结束之后向警方报案，声称自己被三名白人男性拖入浴室性侵，指认了塞利格曼、费内尔蒂与埃文斯三名曲棍球队队员，警方在听取原告证词之后逮捕了三人。
事后来看，这起子虚乌有的指控本可以在次日乃至当晚就被撤销，因为马格努姆的指控根本经不起推敲：其本人的体检报告显示无强奸痕迹，DNA检测结果与三名被告毫无关联，另一位表演舞蹈的黑人女性也在第一时间向警方表示“强奸不可能”，然而一些连环因素让这起虚假指控变得旷日持久。
当地检察官迈克·尼丰在事态演变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一环，他对三名被告提出了强奸、性侵、绑架在内的多项指控，并在第一时间表示“有证据表明指控属实”。尼丰不仅隐瞒了DNA检测报告，不去查核体检报告，也无视一名被告的不在场证明与其他足以证伪指控的证据。而更为恶劣的是，尼丰为了选举利益（选区的黑人选民占多数）而滥用司法权力，为了一己之私而引人入罪。
马格努姆的诬告是第一步，尼丰的滥权是第二步，后续的媒体炒作是让事态彻底难以善罢的第三步。事件发生后的三周里，尼丰接受了50多次访谈，向媒体发布了48则声明，表示“强奸案背后存在深刻的种族动机”，美国主流媒体也在一面倒地将案件描绘成“白人特权阶层压迫黑人弱势群体”“白人精英男性压迫黑人单亲母亲”“杜克大学文化毒性”的典型案例，以煽动性语言报道案件进展。
杜克大学在美国素有“南方常青藤”之称，三名被告都是家庭条件较好的白人男性，而原告则是一名从事舞娘职业的黑人女性。媒体将其渲染为“白人对黑人，富人对穷人，运动员对非运动员，男人对女人，受教育者对未受教育者”的“系统性压迫”。在检察官的滥权谋私与美国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三名白人被告很快就遭遇了“有罪推定”，政治正确理念让这一整套叙事都变得那么“合情合理”。
司法程序进行了整整一年，2007年4月北卡总检察长终于撤销全部指控，明确三名被告是无辜的。虽然司法早已还了三人清白，但这并非他们痛苦的结束。三人不仅没有等来名誉恢复与道歉，反而仍然被一些人视为“逃脱惩罚的罪犯”。还有人认为，三人只不过是赢得了技术上的诉讼胜利，因为“法律事实不等于客观事实”。甚至于，不乏有人借此继续炒作“司法系统偏袒白人精英”的叙事。
也就是说，尽管案件从一开始就是虚假指控，三名被告也耗时一年赢得了清白，但在指控撤销的十余年来却仍然还要遭遇后续的人格谋杀与现实伤害。原告马格努姆在2008年出版著作《最后一舞：马格努姆的故事》，仍然坚称“自己是为了正义”，否认自己捏造指控，继续在舆论上提出性侵指控。
诚如被告辩护律师吉姆·科尼所言，虚假指控给受害被告带来“飓风式的毁灭后果”，他们在全美范围内被错误地定性为恶毒的“种族主义驱动的性侵犯”。十几年来，三名被告无奈退学、无法深造，耗费了巨额律师费，与家人收到大量骚扰乃至死亡威胁，其所蒙受的经济精神损失不可以道里计。一桩甚至当天就可因为证据不足而得出诬告结论的“案件”，却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还了被告人清白，又要等到近二十年后才因原告的忏悔彻底水落石出。至此，外界对三名被告的伤害才算正式终止。
马格努姆当年在虚假指控撤销之后并未受到反诉，后来因在2011年刺死男友被定罪为二级谋杀，刑期十四年。此次她在一档博客节目里开口承认了十八年前的谎言，并且恳求三名受害者的原谅。正在矫治中心服刑的她的忏悔可谓姗姗来迟。而当年在媒体镜头前大出风头的检察官尼丰虽然赢得那一年的检察官选举，但却因为本案中的不当行为而被剥夺律师资格，并因藐视法庭罪短暂入狱。不过，对比三名受害人的巨大损失，迟到的正义颇有“不再是正义”的意味，也不符合比例原则。
依照起码的证据规则，杀人盗窃尚且需要“谁主张谁举证”，为何“白人男性对黑人女性的性侵指控”却可以靠着原告的口头证言与检察官的一己之私就得以进入司法程序？如果说“法律事实不等于客观事实”，那么本案的实际情况其实是“客观事实根本不存在”，检察官绕开证据就进行了有罪推定。在这个过程中，三名被告的合法权益就遭遇了粗暴践踏，陷入了实际意义上的“自证清白”陷阱。
此案也显示，美国疯狂的“政治正确”与“身份政治”先入为主，形成了某种“猎巫”乃至“神判”的社会气氛，这是对证据规则与程序正义的践踏。原告与检察官在“案发”之后的短时间内，仅仅依靠堪称错误百出的证词与虚假指控，就“以小博大”地撬动了全美的舆论热潮，形成了某种不对称的诉讼优势。诸如“通往不公”“与真相无关”“耻辱性不公”的字眼，也是多年来美国各界反思此案的高频词汇。
尼丰检察官为了辖区内的黑人选票而无端指控，原告为了可能的胜诉利益与媒体红利而诬告，主流媒体更将之作为完美契合自身议程的新闻焦点，性侵诬告与“政治正确”“身份政治”相结合，发挥出了极大的威力，在短时间内对被诬告的受害者构成“人格谋杀”，诉讼也足以毁掉被诬告的受害者的人生。
“杜克大学曲棍球案”也再次显示，“性侵诬告”是一个全球性难题。而在美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下，叠加了“政治正确”与“身份政治”这些“buff”之后，性侵诬告就加倍地显示出其巨大威力，对受害者是颇为不公的，也有害于公共利益。要想避免让性侵诬告变成一场“低成本高收益”的游戏，就应当摒除诸如“种族”“性别”之类的“身份政治”叙事，严格依照证据规则与对等原则来执行法律，对诬告的人施加足够的威慑力，方不至于落入“默许乃至宽纵诬告”与“保障真正受害者敢于报案”之间的虚假两难。
王兢
责编 陈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