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华人社区，“做义工”早已成为一种被普遍认可的公共行为。许多新移民落地之后，报名参与社区义工是他们融入社会的第一步。从布置会场、维持秩序、分发资料到清理现场，这些服务性工作承载着华人的付出与善意，也构成社区日常运作的重要支撑。
然而，当我们从更广阔的公共参与视角审视现状，却会发现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华人义工长期集中于“执行层”，却鲜少进入“治理层”；我们在活动现场忙碌，却鲜少出现在会议室；我们在支持组织，却很少参与决策。华人即便身在其中，却未真正占据公共事务的核心位置，更未能将自己的声音被决策者倾听。即，公共社会生活、政治活动中，华人在场，却“不在席”。
服务型义工当然重要，但若公共参与长期停留在“体力层”与“事务层”，华人便难以在制度层面获得应有地位。社会资源的分配、政策方向的制定、社区发展的规划，并非发生在活动现场，而是在一系列会议、委员会与治理架构中逐步形成的。
所谓“参与”，不是追求头衔或名分，而是指要进入了影响公共事务走向的位置。比如，业主委员会、市政府顾问委员会、学校家委会PAC、教育局家委会DPAC、社区组织理事会、政党的EDA等，皆属于制度、政策参与的关键节点。这些岗位往往不显山露水，却直接触及治理层面，是社会规则形成的第一现场。参与其中，意味着从“帮忙做事”走向“共同决定”。换句话说，如果想让自己的意见、建议被听到、被考虑，在这些层面发言才更有效。
在这些平台中，最贴近日常生活、却也最常被华人忽视的，莫过于业主委员会。在加拿大，凡居住于公寓、联排住宅或带有物业管理的小区，几乎都会设立业委会。业委会的职责包括监督物业公司、审批预算、决定维修项目以及对物业费用进行表决等。物业公司并非管理者，而是业主共同雇用的“服务方”；真正的决策权，理应掌握在业主手中。如果业主长期不参与、不出席会议、不关心表决事项，社区治理便会陷入“名义自治、实质外包”的状态，甚至可能在无人监督下做出对居民不利的决定。可以说，业委会是华人参与公共事务最现实、门槛最低的起点，也是学习制度运作、实践民主程序的最佳训练场。换句话说，倘若不想让自己的物业费莫名其妙地越来越高，最好的办法是加入业委会、参加业主会议。
除了社区层面，城市治理本身亦为华人提供了参与机会。大多数城市设有多个市民委员会，涉及公共安全、交通、教育、环境、社会服务、商业、文化活动等重要议题，成员通常来自官员、专业人士及普通市民。参与这些委员会，意味着从旁听公共事务，走向直接参与公共讨论；面对市议员、市府职员、警务人员及政策制定者，作为委员的市民可以提出问题、发表意见，甚至影响某些政策的修订方向。会议纪要记录发言，提案进入档案，公共议题因此获得不同视角。当华人的声音进入制度文本，社会对华人社区的理解才真正开始改变。同时，当会议的信息以中文广为扩散时，也加强了社区对政府的理解。“双向奔赴”才能启动。
不少人对“制度参与”心生退却，常见理由包括语言不流利、专业不足、不熟悉规则等。然而，制度并不会等待所有人准备成熟才开放入口。现实是：几乎所有真正进入制度空间的人，都是在参与中学习制度，而非在旁观中累积经验。能力从实践中生成，权利也通过行使而巩固。如果一味等待“准备好的一天”，只会无限推迟成长的时点。
谈及政党，更是许多华人避而不及的领域。然而，在加拿大这样的代议民主国家，各党高度依赖义工推动基层运作，参与政党是理解选举机制、政策形成和公共辩论的核心平台。加入政党并不意味着个人命运与之绑定、或者必须对该党政策死心塌地支持，而是应该继续保持独立思考。政党义工工作从街头拉票、组织会议到撰写政纲建议，皆为公民参与政治最实际的入口。即便不以从政为目标，华人仍可通过政党参与积累制度经验、拓展公共网络，从而更理性地理解社会运行逻辑。
政治活动中表达意见，除了意见本身，表达的态度、方式、渠道都很重要。加拿大的社会文化偏柔性，MAS指数为50，而中国是刚性文化，MAS指数66。因此，中文语境表达的激励交锋在英文表达中就难免显得“生猛”。加拿大的社会政治文化鼓励非暴力沟通、谈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