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31日，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正式结束为期近三年的毒品去罪化试验。这一试验始于2023年，根据《Controlled Drugs and Substances Act》的豁免安排，允许成年人持有少量非法毒品而不面临刑事起诉。政策目标是将毒品使用从刑事问题转变为公共卫生问题，从而减少污名，并鼓励成瘾者寻求治疗。
政策终止，并不意味着毒品危机的结束。政策制定者及大众需要对这一试验进行系统评估，找到更好的解决毒品危机的方案。
一、去罪化政策的理论逻辑与实际限制
BC省毒品危机并非新现象。2016年，省政府宣布毒品过量死亡为公共卫生紧急状态。根据BC省验尸官服务局（BC Coroners Service）统计，2023年全省毒品过量死亡人数为2,511人，仍处于历史高位。
“毒品过量死亡（overdose）”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医学上，overdose指的是人体摄入的某种物质所产生的毒性效应，超过身体能够承受的安全范围，从而导致严重中毒反应，甚至死亡。换句话说，它并不单纯取决于“使用量”，而是取决于“毒性剂量”是否超出了身体的耐受能力。这一毒性剂量既可能来自摄入量增加，也可能来自毒品纯度提高、混入更强效物质（例如芬太尼），或使用者身体耐受能力下降等多重因素。
这一现实也意味着，overdose不仅是个体行为的结果，更是整个毒品供应结构、公共政策环境以及社会风险认知共同作用的产物。当社会环境降低了公众对毒品危险性的警惕，或当非法毒品供应变得更加不可预测时，overdose的风险便会系统性上升。因此，对“overdose”的准确理解，不仅是医学问题，也是公共政策与社会治理问题的基础。
去罪化的核心理论基础是公共卫生模型。该模型认为：刑事惩罚可能阻止成瘾者寻求帮助；减少刑事处罚可以降低污名；降低污名有助于提高治疗参与率。
这一逻辑在理论上成立，但其效果取决于多个条件，包括：
- 治疗资源是否充足
- 社会服务是否可及
- 非法毒品供应链是否受到控制
如果非法供应链继续扩展，而治疗系统无法吸收更多患者，去罪化本身无法降低毒品使用率或死亡率。这也是去罪化试验失败的原因。
二、法律信号效应与社会认知风险
毒品政策不仅影响执法，也影响社会认知。
法律具有信号功能（signaling function），即通过规范表达社会对行为的态度。当某种行为被刑事禁止时，社会普遍将其视为高风险行为。
当法律干预减少时，这种信号可能减弱。对于成年人而言，这种变化可能仅影响执法互动。但对于青少年而言，社会规范变化可能影响风险认知。
神经科学研究表明，青少年大脑在风险评估方面尚未完全成熟，对社会信号高度敏感。因此，法律与社会规范的变化，可能对青少年行为产生更显著影响。
联邦议会请愿 e-6991 正是基于这一担忧，呼吁加强对青少年的毒品保护措施：
https://www.ourcommons.ca/petitions/en/Petition/Details?Petition=e-6991
该请愿呼吁加拿大政府重新评估大麻合法化后的监管政策，并加强对青少年和公众健康的保护。请愿指出，研究显示青少年大脑在25岁前仍在发育，更容易受到大麻中THC的长期负面影响，而加拿大年轻人的大麻使用率仍处于较高水平，同时儿童误食大麻产品和相关急诊案例也有所增加。因此，请愿要求政府采取更严格措施，包括将合法持有大麻的最低年龄提高至25岁、吊销未能控制气味污染的生产商执照、禁止生产可食用大麻产品，以及加强健康警示和公共教育，以降低青少年使用率并减少对公众健康的潜在风险。
三、毒品犯罪网络与未成年人保护问题
在素里，一位14岁的女孩因吸食含芬太尼的毒品过量死亡。她的母亲后来回忆那通电话：我接到电话，说我的女儿去世了……我彻底崩溃了。她的女儿不是街头边缘人物，而是一个普通青少年。她有朋友，有家庭，有未来。毒品问题，早已不是“别人的问题”，而可能是每一位社会成员的问题。
毒品问题不仅涉及使用者，也涉及供应链。
近年来，毒品分销越来越多通过社交媒体和数字通信平台进行。这种变化使执法更加复杂，并增加未成年人暴露风险。
在Change.org请愿（https://c.org/wbBBw7VD6H）中，一位孩子被毒贩引诱而离家出走的母亲讲述自己的孩子被毒贩通过社交媒体“groomed and exploited”（诱骗与操控）的经历。她报警，却发现警方难以介入；法律程序复杂；证人保护缺失；青少年在司法体系中往往被视为违法者，而非受害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