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姐，其实并不是我的亲姐姐。
她是好朋友阿蓬的姐姐，我们便随了阿蓬一起，喊她二姐。
那一年，她和姐夫第一次登陆温哥华。人生地不熟，阿蓬托我照应，于是接机、吃饭、看房子，来来回回地忙了几天。后来他们在白石安了家。海边的小镇，街道不宽，风却很干净，吹在人身上，心也跟着慢下来。
再后来，阿蓬的太太阿莲也带着三个孩子过来陪读，姐妹两家住得不远，彼此也有个照应。
阿蓬和二姐夫在国内都有生意，走不开，只能隔一阵子飞过来小住几天。一年到头，聚少离多。我的住处离白石有些距离，平日也不常过去，只有阿蓬飞来加拿大陪家人时，我才顺路去坐一会儿，喝杯茶，说几句话。算下来，七八年的时间，其实并没有见过二姐几次。
可每次电话里，她总是很热情。
“小孙啊，有时间过来玩哈。”
二姐是台州人，说话软软的，尾音常常往下落，像是怕惊扰了什么似的。台州话里本就带着一点水汽，说普通话也一样，不急不躁，听着让人心里松下来。我每次都答应着“好好好”，却又一拖再拖，终究还是去得少。
2020年，疫情来了。
一开始谁也没太当回事，后来事情一天天紧起来。学校关了，孩子们在家对着电脑上网课，日子被拆成一格一格的时间表。二姐带着儿子回了上海，本想着暂避一阵子，没想到接下来国内的情况反倒更紧。
小区封控，出行受限，核酸一轮接一轮地做，生活一下子被压缩在几间屋子里。
她在电话里说，小区里很安静。楼道空着，电梯也停了，早晚只听见居委干部用广播提醒大家下楼做核酸。队伍排得很长，大家戴着口罩，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彼此隔得老远，谁也不说话，只是慢慢往前挪。生活物资靠社区分发，连家门都出不去。
2021年，我从阿蓬那里得知，二姐病了，查出来是胰腺癌，已经是晚期。
从那之后，她的朋友圈就再也没有更新过。
以前她偶尔也会发些日常生活：做了满满一桌子的菜，种花、修枝，和朋友出门吃个饭，或者一家人出去旅游。连在门口拍几张枫叶、扫雪，都能开心得像个小孩子。她常常炫耀自己有个巧手的好妹妹阿莲，会做各式各样的点心美食，又会种花种菜，把院子伺弄得像公园一样。
有一天，她忽然给我发来一张照片——
天花板。
白白的一片，什么都没有。
我一下子就明白了。
我给她打电话。
她说睡不着，失眠，整夜整夜地对着天花板发呆。
她的声音还是轻的，却明显比以前慢了许多。她说现在的生活就是医院和家，两点一线，哪里也去不了。因为回不了加拿大，儿子已经休学，留在上海陪她。女儿也登记结婚了，可因为疫情封控，连一场像样点的喜宴都没能办成。
有时说着说着，她就哭了。
她说不想再治了，太煎熬。身上总是不舒服，胃口不好，整个人一点力气都没有，白天熬着，晚上又睡不着。她又觉得是自己拖累了儿子的学业，心里过不去，甚至动过“一走了事”的念头。
可转过头，她又说，还想再等等。
等上海解封，给女儿风风光光地办一场婚礼，送儿子回加拿大继续上大学。
那是她给自己留下的最后一个念想。
那段时间，我常常感到一种无力，像潮水一样，一阵一阵地涌上来。隔着时差和屏幕，我什么也做不了，只能隔三岔五发个消息，或者和她聊聊孩子的近况。妹妹阿莲也回不去看她，一来怕回去后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二姑娘正值中学毕业、申请大学的关键时候；二来当时回国要在酒店隔离，运气不好碰上阳性，还可能被送去方舱，再隔上两周。姐妹俩只能在电话里哭得稀里哗啦。
我也不敢多问她的病情。
只能教她试着做观息法，慢慢地呼吸，哪怕只是让夜里好过一点。我把我当年差点死在西藏的经历告诉她，说实在静不下来，就一遍遍地念观音菩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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