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国官方统计，对华外国直接投资（FDI）总额在第三季录得负118亿美元，为1998年有记录以来的首次负值，显示流出中国的直接投资多于流入。另有统计显示，截至9月底，外企连续六个季度从中国撤走利润，金额总计超过1600亿美元。
中国当前面临的诸多结构性经济问题日趋凸显，政府地方债务居高不下、房地产市场景气低迷、外资撤走、民众消费信心不足以及年轻人失业率居高不下等等。而美国拜登政府则在今年8月公布，限制美国资本投资中国敏感技术领域。这标志着美中科技战从获取技术的管控扩展到投资管控。
鉴于目前中国经济下滑，地域政治的紧张，穆迪在本月5日将中国主权债券评级展望由稳定调降至负面，这是穆迪自1989年以来首次下调中国债信评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外国企业纷纷撤出或缩小规模，于是，FDI下滑便不可避免。
外资撤离的四大原因
对穆迪的评估，中国的财政部表示”很失望”，”穆迪对中国经济增长和财政可持续性前景的担忧是毫无根据的”。它认为，房地产和财政问题的影响是 “可控的”，中国政府正在努力”深化改革，应对风险和挑战”。
如果要仔细分析外资撤出中国、FDI下滑的现象，可有几个方面的理由。
上海美国商会主席肖恩·斯坦最近谈到了美国企业在中国经商的压力。他表示，尽管美国政界经常讨论与中国在军事、经济、科技、价值观等四个面向的战略竞争，但美国企业在华运营时所遭遇的最大压力，其实是第五个方面的问题- 即外企与中国企业的竞争。
“中国的中小企业。这些中小企业的聪明员工云集、熬夜加班，随时有可能影响美国企业的生意。””中国企业在回应市场时比美国的企业更快，它们更会使用数位策略，它们能快速适应并使用新兴技术，它们更会行销、也更会申请许可证照。”即便在中国新能源汽车方面，说不定不久的将来，特斯拉也难以招架。
外资撤离理由之二，就是今年7月生效的修订版《反间谍法》，扩大对间谍活动的定义范围，也未对禁止传输的”与国家安全和利益相关信息”作出明确定义。这令部分外企高管担心，在中国进行的商业活动和谈论的话题，都可能成为禁区。美国民调巨头盖洛普（Gallup）正是在中国这种反间谍法的实施下决定撤出的。
理由之三，当前中国利率远低于全球多数地区，外国企业并没有把在中国赚取的利润再投资于中国，而是汇到其他国家，那里可以获得更高收益。
理由之四， 企业为分散地缘政治风险，把部分在华投资转移到其他国家，都是投资下降的可能原因。
张军的不同视角
面对着目前的外资的撤离，中国经济学教授张军认为，用传统的FDI的流量来看一个国家的经济已经不合适。逻辑上应该看那些有竞争能力的在高科技领域的FDI。他的说法似乎有一定的根据。惠誉评级预计，2023年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将在外国投资者情绪疲软的情况下继续下降，而高科技制造业的外国直接投资可能保持较强的韧性。自2021年以来，高科技制造业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一直高于外国直接投资总额和高科技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增长速度，并在2023年保持弹性–继2022年同比增长49.6%之后，23年上半年同比增长25.3%。但是，这种局面是否能持续，这里尚无结论。
3个演讲版本，习近平挑选了最友好的那个
张军说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直接反映了习近平对今后经济的设想。中国FDI走下坡路的问题，北京在今年已经意识到。从今年开始，习近平和他领导的政府向外商重磅表态，承诺将改善外商投资权益保护机制。
习近平目光主要集中在是那些高、精、尖技术领域的FDI。他提出的”高质量的发展”就是指要依仗自己的创新，但也要依靠外国的技术与资本，使得中国在第四个工业革命中取得领导地位。而这里，关键的关键，就是高级芯片。
习近平10月去美国，与其说是缓和与美国的关系，不如说是去跟拜登争夺美国的资本，尤其是跟芯片有关的资本。北京懂得，美国不是铁板一块，而是不同利益集团的组合体。北京希望利用美国商界、尤其是芯片公司跟美国政府的矛盾，来规避拜登的禁令。在安排习在美的日程时，中国官员最初要求先让习与企业高层会面的晚宴放在拜习会面之前举行，这就一语道破了习近平真正优先考虑的问题。当然，拜登政府并没同意这个设想。
习近平的手下为他当晚与商界高管晚宴的演讲准备了三个版本。在周三与拜登会面之后，习近平有意挑选了最友好的一个版本。在对企业家的30分钟演讲中，习近平表示，中国希望成为美国的”伙伴和朋友”。
拜登政府面临的挑战
全球五大芯片制造商上季营收超过40%来自中国客户，其中科林研发（LamResearch）将近一半营收由中国客户贡献。据日经亚洲报导，中国市场对这四家（高通、英特尔、特斯拉、苹果）去年营收分别贡献了62%、27%、22%和18%。
上面的数据就足以说明，为什么美国的芯片公司极力要保持中国的市场。英伟达（Nvidia）执行长黄仁勋在本月6日在新加坡表示，英伟达正配合美国政府管制规定，提供三款特制AI芯片给中国市场。明年能上市。实际上，”配合美国政府管制规定”是假的，继续赢得中国市场是真的。路透社报导，这家总部位于加州的人工智能芯片设计公司，占据了中国70亿美元人工智能芯片市场90%以上的份额。中国对英伟达的收入贡献传统上约为20%。
英特尔CEO帕特·基辛格则称，若拜登政府进一步限制英特尔在华业务，这将危及该政府”将芯片生产带回美国”的一项关键政策。他警告说，如果没有中国客户的订单，英特尔计划在俄亥俄州建设工厂等项目的必要性就会大大降低。而谷歌母公司Alphabet执行长皮柴（SundarPichai）指出，中国将走在人工智能的最前沿，美国与其合作非常重要。
实际上，不仅美国公司，其他国家的公司在突破禁令方面也有跃跃欲试的姿态。譬如，日本的尼康正考虑逆势开拓中国大陆光刻机市场，扩大其目前全球7%、排名第三的市场份额。
可见，拜登对中国的高级芯片出口、以及投资的禁令，远非那么容易执行。
由美国国会授权设立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在最新公布的一份报告中承认，美国设置对中国出口先进芯片设备管制的禁令并未完全奏效。但拜登政府似乎还是坚信实施的措施能有效实施。客观上，他的有关禁令确实已给中国造成不少麻烦。
为了跟习近平抢夺美国的芯片资本，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GinaRaimondo）多次以国家安全为名，警告美国公司特别是英伟达和英特尔，不要向中国销售人工智能赋能芯片。但到底谁的胳膊能扭过谁，是美国政府还是芯片资本，这看来还待等到明年下定论。
本文作者张俊华为徳籍华人政治学者，在德国生活三十余年。他曾就读于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此后曾执教于柏林自由大学等高校。现为法国EcoleUniversitaire de Management客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