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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比尔·盖茨夫妇究竟为何离婚?

2015年,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在艾奥瓦州太阳谷的太阳谷会议上。 SCOTT OLSON/GETTY IMAGES

比尔·盖茨(Bill Gates)和梅琳达·弗兰奇·盖茨(Melinda French Gates)被困在家里。

大流行在去年3月袭来时,这对夫妇隐居在他们位于华盛顿湖岸边约6130平方米的家中,很少冒险外出,尽量减少接触病毒的可能性。在他们的家庭办公室里,他们继续经营着以他们的名字命名、极具影响力的基金会,与世界各国领导人视频聊天,确保疫苗分发的财务承诺,还同他们的小女儿谈论美国民主的健康问题,她正在通过远程教育完成高中的最后一年。

对于这对在过去三十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在世界各地旅行的夫妇来说,在家里待这么长时间是一种突然的变化。“在家办公——我认为在这件事上,我们并没有真正做好足够的个人准备,”弗兰奇·盖茨在去年10月告诉《纽约时报》。

在11月的一次播客节目中,比尔·盖茨还谈到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奔波生活后,如何适应家里的生活。“我的生活彻底改变了,”盖茨说。“这很不正常。”

现在,生活的另一个方面也发生了变化。

上周一,这对全球慈善事业中极有影响力的夫妇将解除婚姻关系,消息在这个领域引起了轩然大波。对于那些与盖茨夫妇不同、在新冠暴发前从未想过mRNA疫苗的人来说,这场大流行以最清晰的方式让他们了解到,盖茨夫妇的基金在全球公共卫生领域有多么大的影响力。离婚声明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量关注表明,这样一个重要的组织是多么依赖它的超级富豪创始人。

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对这一消息感到惊讶。65岁的盖茨和56岁的弗兰奇·盖茨都是亲力亲为的领导者,基金会的很大一部分力量不仅在于他们捐赠的数十亿美元,还在于他们的公众地位和关系。

但多年来,这对夫妇已经建立了一个紧密相连但又有所不同的世界,通过独立的渠道培养各自的兴趣——有时也会重叠。她花更多的时间支持女性问题,而他一直致力于清洁能源项目。在基金会内部,他们也有各自关注的领域。

“从制度上来说,基金会已经接受了这种分割,”城市研究所(Urban Institute)的慈善专家、高级研究员本杰明·索斯基斯(Benjamin Soskis)说。“他们有自己各自的兴趣领域。并不是说一个统一的实体突然破碎了。

共享的全球舞台

西雅图的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DAVID RYDER/GETTY IMAGES

基金会发声明做出保证,称一切都不会改变。它将继续拥有500亿美元的捐赠基金和重要的关注范畴。但是,由于两位联合创始人各自拥有一个独立的项目——他的项目是盖茨创投(Gates Ventures),她的项目是枢纽创投(Pivotal Ventures)——基金会内部有一种焦虑,担心基金会可能不再是他们工作的动态中心。

“如果你在创投项目里工作,你会认为基金会动作缓慢,抓不住重点,陷入了发展的僵局,”一位曾与盖茨夫妇共事的基金会前工作人员说,因为谈及内部争斗,他要求匿名。“而如果你在基金会工作,你的说法会是,‘是我们在做真正的工作,而这些牛仔在最后一刻才冲进来,要求改变事情,要求证明事情。’”

笼罩在这一切之上的问题是,是什么导致了他们的分手,他们之间的裂痕到底有多深?他们为什么在此时宣布离婚是一个谜。

他们最小的孩子即将高中毕业,他们圈子里的几位观察人士指出,这通常是夫妻重新评估对方的时候,也是伴侣分道扬镳的时候。宣布这个消息是在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他们密友和基金会的第三位受托人——召开其年度会议的几天之后,这可能不是巧合。“他们等到沃伦的年会结束后才宣布此事,让沃伦不用被迫面对这个问题,”一位同事说。

近期的例子还有麦肯齐·斯科特(MacKenzie Scott),她与亚马逊(Amazon)创始人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离婚后,作为一个单独行动的慈善家,获得了比她在婚姻中更高的知名度,这不可能不引起弗兰奇·盖茨的注意。事实上,这两位女士曾在弗兰奇·盖茨关于女性与权力的项目“平等是不能等待的挑战”(Equality Can ‘t Wait Challenge)中合作过。

在过去的几年里,几乎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盖茨夫妇正在分道扬镳,至少在公众面前是这样。弗兰奇·盖茨继续与盖茨一起出现在微软(Microsoft)的各种活动中,包括每年春季在他们家中为首席执行官和其他商业领袖举办的年度晚宴。

2019年,在发布讲述工作回顾和愿景的年度信函后,盖茨夫妇在华盛顿州柯克兰市接受记者采访。 ELAINE THOMPSON/ASSOCIATED PRESS

不过,弗兰奇·盖茨曾暗示,与丈夫同台时,她有时会觉得自己被忽视了。她在2019年出版的《女性的时刻》(The Moment of Lift)一书中坦率地描述了这些感受。“当我站在比尔旁边说话时,我一直在努力寻找自己的声音,”她写道,“这让我很难被别人听到。”一位熟悉她、但因为谈论家庭私事而不愿透露姓名的人说,在“捐赠承诺”(Giving Pledge)活动——亿万富翁们通过该活动承诺捐出自己至少一半的财富——和其他公开活动中,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肢体语言看出她不开心。

对于许多只在基金会的专业环境中看到这对夫妇的人来说,这件事更加令人惊讶。“人们似乎很震惊。他们无言以对。他们真的措手不及。经过这么艰难的一年,人们如此努力地工作,感觉更像是受到了打击,”一位曾经长期担任该基金会高管的人说。现在每个人都在问,这将如何影响基金会的发展。“已经有了这些分歧,它们怎么会不遭到进一步强化呢?”

“婚姻也许就此终结”

在给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的年度信函中,比尔·盖茨习惯于重述过去的一年并确定下一年的议程。在2012年底,经过几次特别的旅行和一次全球计划生育会议之后,弗兰奇·盖茨要求与他一起写那封信。

她现在希望人们称呼她为弗兰奇·盖茨。“我以为我们会杀了对方,”她在她的书中写道。“我感觉,‘嗯,婚姻也许就此终结。’”

激烈的争论为建立更全面的公共伙伴关系铺平了道路,但这并没有立即到来:2013年1月,信上仍然只有比尔·盖茨的签名,他们只是达成妥协,让弗兰奇·盖茨负责他信中的关于避孕用具的一个小短篇。

“我告诉他,在有些问题上让我来发声能够制造一些影响,对于这些问题,我应该讲话——单独或同他一起,”她写道。“争执很激烈,我们都很生气。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这并不是关于你们怎么达成一致,而是关于当你们不能达成一致时怎么办。而我们则花了很长时间达成一致。”

离婚后,这对夫妇将如何在联合项目上进行合作,例如他们的年度守门员报告(Goalkeepers)、“捐赠承诺”和基金会的主要通联工作,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盖茨基金会在20多年前正式成立时,由于比尔·盖茨在微软的工作量,弗兰奇·盖茨在管理该基金会方面担当了比她的丈夫更重要的角色。尽管如此,她最初还是避开了公共角色,把演讲和露面机会留给他。她写道:“我想在幕后工作,”并指出她想保护自己的隐私。

但是,自从巴菲特在2006年做出历史性大笔捐赠以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巴菲特宣布将向该基金会捐款310亿美元,将本已庞大的组织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每年分发数十亿美元,相当于大型慈善机构的全部捐款总和。

2006年,盖茨夫妇参加巴菲特的演讲,后者正在谈论自己向盖茨基金会捐赠的数十亿美元资金。巴菲特作为受托人加入了盖茨基金会。 NICHOLAS ROBERTS/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在纽约公共图书馆(New York Public Library)为巴菲特的捐赠致辞时,弗兰奇·盖茨首次代表基金会参加了新闻发布会。她概述了在农业产量、小额贷款和防治传染病方面进行投资的计划,她以个人名义这样做,并谈及了自己的旅行经历。她将那个时刻称为转折点,一个让她想扮演更重要的公众角色的转折点。

“当她开始观察一些她认为基金会没有关注到的重要问题时,她开始发声,比如对社会和文化,行为改变的重要性,制度的重要性和兼容并蓄的重要性,”在斯坦福大学授课的医生加里·达姆施达特(Gary Darmstadt)说。他在基金会与弗兰奇·盖茨合作密切,重点关注孕产妇健康和避孕用品的获取。

“她意识到,‘好吧,我必须在这个问题上扮演一个全球领导者的角色,因为没有其他人真正去做,而我已经做好了准备,’”达姆施达特表示。他在2008年加入基金会,与弗兰奇·盖茨去过很多地方,包括印度、马拉维和坦桑尼亚。“我想,她很清楚,必须为女性发出她的声音。”

创立并行企业

也是在2008年,盖茨宣布辞去微软的全部职位。他还是董事会主席和公司的最大股东,但他表示,自己将致力于基金会的工作。

然而就在那一年,他悄悄地在华盛顿州成立了一家名为bgC3 LLC的新公司,负责的项目与微软和盖茨基金会都无关联。在这家公司,他孵化出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方面的成果,后来变成了突破能源联盟(Breakthrough Energy),还有独立于基金会的教育和健康项目,尤其是对阿尔茨海默症的研究。(2018年,他将该机构改名为盖茨创投。)

2015年,弗兰奇·盖茨在纽约公共图书馆发表演讲。 BRYAN BEDDER/GETTY IMAGES

2015年,弗兰奇·盖茨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平行世界,创立枢纽创投,专注于性别平等和社会进步。此举让她得以更充分地探索她的兴趣,这在基金会成立早年并未得到多少关注。

“我想的是,‘我要成立一家公司,拥有为女性和少数群体解决社会问题的所有工具,比我们基金会已经在做的教育工作甚至还要多,’”她在去年10月接受时报采访时说。“我在枢纽创投所做的,是把很多人聚集到我身边,得到研究这些问题的伙伴,同时为他们提供大量资金。我们并没有为女性事业做出大量投入。我们应该这样做。”

“充满不确定性”的组织

前基金会内部人士指出,促使两人离婚的另一个因素是:基金会在人员配备上出了问题。

“这是基金会的一个持续矛盾。限制人员的是沃伦,比尔的一贯态度是,‘我们应该做这个,我们应该做这个。’团队最终的任务清单非常庞大,”这位前高层说。

巴菲特去年接受时报采访时承认,他反对机构膨胀。“在这条建议上我永远不会闭嘴,因为这是每个机构组织的自然趋势,”他说。

基金会的员工经常得身兼数职才能满足需求。例如,一位名叫安妮塔·扎伊迪(Anita Zaidi)的员工担任了疫苗开发和检测负责人的职位,同时还是促进性别平等的主席。

即使没有这场离婚,基金会也已处于变动之中。第三受托人巴菲特今夏就将年满91岁。盖茨的父亲、担任基金会联合主席和指导人的老比尔·盖茨(Bill Gates Sr.)于去年9月去世。一些观察人士猜测这对夫妇的三个孩子是否很快就会参与基金会的工作。大的两个已经上大学和医学院了。其他人则提出这样一种可能,那就是现在应该放松盖茨家族的控制,将核心圈子之外的专业人士引入董事会。

“这是个家族基金会。比尔和梅琳达的名字就在大门口,这意味着只要发生变化,就会引出一套连锁反应,”那位基金会前高层说。“再算上这件事,感觉就是在一个一直充满不确定性的组织里制造更多不确定性。”

  • Nicholas Kulish是时报企业记者,主要报道慈善、财富和非营利组织。在此之前,他曾担任柏林分社社长和驻内罗毕的东非记者。2005年,他以社论委员会成员的身份加入时报。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nkulish。
  • Rebecca Ruiz是驻纽约的一名调查记者。她曾在华盛顿分社、体育版和商业版工作。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她:@rebeccaruiz。
  • David Gelles是Corner Office专栏的作家和商业记者。欢迎在LinkedIn和Twitter上关注他。
  • 翻译:Harry Wong、晋其角、邓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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