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刻画弱小群体进行宏大叙事，已然是美籍华裔导演赵婷的注册商标式美学风格。《无依之地》貌似在讲述美国一群另类边缘人—车轮漂泊客(Van Nomad)的悲欢离合，其核心重点却是在探究人性中更深邃的意义：物质家园与精神家园，苦难的诗意，生的须臾渺小与死的永恒轮回。导演赵婷无意把美国这袭华丽的袍子上的虱子抖出来让人人喊打，而是聚焦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种种情绪与意境：隐忍与忧伤，不羁与不屈，荒凉与宁谧，孤寂与超然。
“我不是无家可归。我只是无房可归。”
60多岁的女主人公弗恩不仅遭逢丧夫之痛，经济衰退把她安生立命的饭碗和家园都摧毁殆尽。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她，只好沦为一名车轮漂泊客，开着一辆破旧的房车，装着浑身家当上路穿州过省，沿途靠打散工挣点吃饭钱和宿营费。在世俗的眼光看来，像她这样的人就可归入“无家可归”一类。但《无依之地》颠覆了传统世俗对什么是“家”的解读，让我们明白“房”与“家”在本质上的区别。“房”指的是物质意义上的“家”，是一个有邮政编码的永久地址；“家”则涵义更广，不仅仅是一栋建筑物，还有住在里面的人的血缘关系，还有他们与邻里社区的人际关系。换句话说，“家”的核心更是侧重在它的精神层面。 正如该电影中一位漂泊客手臂上刺青的那句话：
“家只是一个名称，还是你永远放在心底的东西？”
苦难的诗意
“美化苦难”，是对《无依之地》最普遍的诟病。政治正确追求者会指责该电影刻意回避美国尖锐的社会问题—贫富悬殊，资本剥削与人情冷暖，而用优美的景色光影为苦难罩上一层诗意的光环。我以为，苦难的诗意不一定就是在美化苦难。诗意并不仅仅是为优美欢乐而吟唱的赞美诗。诗意是一种对某种情绪或意境的提炼升华，让我们从那种情绪或意境中看到更深邃的东西，获得更深刻的理解。现实中的苦难总是那么不堪，那么悲凉。可是苦难中彰显的那种隐忍与忧伤，那种不羁与不屈，那种荒凉与宁谧，那种孤寂与超然，就有一种扣人心弦的诗意。《美丽人生》，《钢琴家》，《活着》，《红尘滚滚》，《黄金时代》这些讲述苦难的电影，都带着它们的一种独特的诗意。《无依之地》为像弗恩这样的天涯沦落客镀上一层莎士比亚的诗意：
我怎么能够把你来比作夏天呢？
你比它可爱也比它温婉：
狂风把五月的花蕾摇撼，
夏天的足迹匆匆而去：
天上的眼睛有时照得太酷烈，
它那炳耀的金颜又常遭掩蔽：
被机缘或无常的天道所摧折，
没有芳艳不凋残或不销毁。
但是你的长夏永远不会凋歇，
你的美艳亦不会遭到损失，
死神也力所不及，
当你在不朽的诗里与时同长。
只要一天有人类，或人有眼睛，
这诗将长存，并赐予你生命。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18首）
当弗恩赤身裸体漂浮在清澈河水上时，我们仿佛看到了莎士比亚的“奥菲利亚”。正因为有了这层诗意，弗恩生命中那种不能忍受的苟且，便有了一种不苟且的绝然。
“我今年75岁了，我觉得我这一辈子过得挺不错了。我在到处划皮艇的时候见过很多美好的事物，在爱达荷的河边，我见过一家子的麋鹿，在科罗拉多的湖上，一只大大的白色鹈鹕落在我的皮艇前方，在划过一个弯角后，那里有一块悬崖，我看到上百只燕子停在悬崖上，还有燕子在空中飞舞，而且有了河水的倒影，看起来就像是我也飞起来了，而燕子就在我的四周飞舞，还有雏燕刚刚孵出壳，小小的蛋壳从悬崖落到水面，在水面上漂浮着，那些白白的蛋壳，简直太美妙了。我觉得我经历得够多了，我的人生已经完整了，如果我在那一刻死去的话，对我来说，完全没有问题。”
这不是某位导游的游记，而是一位患有脑癌生命指日可数的老太太用如此诗意的语言来表达她的生死观。生之须臾渺小与死之永恒与轮回，是《无依之地》最具有哲思的重大命题。弗恩的工友琳达梅在向她讲述她曾经有轻生的念头，那种举重若轻的口气令人唏嘘：
“我从来就不是轻生的人。但是，我拖车里有些烈酒。我就在想，嗯，我把那些酒喝光，打开煤气炉，醉得不省人事，如果还醒过来，我就点燃一根香烟，把大家炸飞上天。”
而车轮漂流客教父鲍勃威尔斯下面这段话，则带着一种宗教精神的神谕：
“我从不会说再见，我只会说，我们路上见，事实也是如此，我肯定再见到他们，同样，也会再见到你。”
他说的路，是生命这条不归路；他说的他们，不仅仅是活着的亲朋好友，还有那些先我们逝去的挚爱。他们只不过比我们先走一步，我们迟早会追上他们，与他们在另一个维度重逢。
我看《无依之地》，看到的就是这些边缘人带有诗意的苦难，听到的就是他们对生死的泰然。电影镜头里那些迷人的景致：荒漠夕照，孤客逆旅，此时无声胜有声，让我想到的是唐山宋水的诗意：
“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
“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苏东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