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少量毒品将不再定罪？那个曾严格禁毒的加拿大到底经历了什么？

据CBC报道，加拿大联邦政府上周向众议院提交议案，主张不再对持有少量毒品的行为定罪。而代替牢狱之灾的，是将吸毒者送到医疗机构进行戒毒治疗。

这一主张获得了反对派的一致支持。新民主党和绿党长期以来一直主张将单纯持有毒品的行为完全去罪化。保守党领袖奥图尔也表示，“我们必须为有毒瘾和健康问题的加拿大人提供帮助”，而不是处罚。

这不禁让人疑惑：难道不应该“逢毒必禁”吗？为什么加拿大各党能在放开毒品上如此一致？

这还要从加拿大坎坷的禁毒史说起。

在二十世纪的前几十年，加拿大的毒品政策一直侧重于将相关行为定为刑事犯罪。鸦片、可卡因、大麻，甚至香烟和酒类都纷纷上了加拿大法律的黑名单，对吸毒者的刑事处罚也越来越严厉。根据当时的规定，持有大麻是犯罪，贩毒最低刑期是14年。

1988年，鼓吹使用大麻的行为被定为犯罪，并会被处以10万到30万加元的罚款。这意味着仅仅发表一篇对大麻持赞成立场的评论文章都是非法的。这个规定最终因为违反言论自由，而被推翻。

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种方法在减少犯罪和毒品使用方面是无效的。这看似严厉的禁毒法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从某种程度上说，严刑峻法“鼓励”了毒品黑市。越是严禁，黑市就越有市场。这种黑市往往利润惊人，这反过来对黑市的扩大又产生了经济激励。尽管有可能受到刑事处罚，但巨额的利润仍然让很多人铤而走险。

由于贩毒者面临被捕的风险，因而他们有更强烈的动机去交易效力更强、数量更少、更容易隐藏的毒品。一项研究发现，大麻体积太大，难以进行跨境走私，因此走私者转向精制可卡因，因为精制可卡因的效力更高，每磅的利润也更高。

尽管禁毒法的初衷是为了从犯罪上游打击毒品生产和销售，但统计数据显示，实际上最容易被逮捕的是处于犯罪下游的年轻人、穷人和被边缘化的人。例如，2016年，加拿大有95,417人因毒品被捕。在这些被捕的人中，73%是因为持有毒品，这表明很大一部分执法是针对低级别犯罪的。并且，毒品价格的上涨迫使人们从事其他高风险的行为，如性工作和财产犯罪，这又增加了其他犯罪的可能性。

《美国预防医学杂志》2020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在加拿大，尽管各族群在非法药物使用方面大体类似，但某些地区的原住民因持有毒品而被逮捕的可能性几乎是白人的9倍，而非裔被逮捕的可能性是白人的5倍以上。同样，在美国，2001年至2010年期间，尽管使用大麻的普遍程度在各个族裔中大致相同，但非裔因持有大麻而被捕的可能性是美国白人的3.73倍以上。

去年5月，加拿大男子萨姆·斯图亚特死于吸毒过量，年仅44岁。他的母亲朱迪思接到记者的采访后，和许多处于同样境地的父母一样，不知道说些什么。她告诉记者，她本想避免提及儿子的死因，而用一些诸如“突然”、“意外”之类的词。

但她最终没有这么做。她说，她的儿子患有精神分裂症，“这意味着你我理解的现实对他来说是不一样的。他应对的方式之一就是用街头毒品自我治疗。他选择了毒品，因为它们能抚平他脑中的那些恶魔。”

萨姆并不是个例。根据加拿大政府网站的数据，2016年1月到2020年6月，共有17,602人因类鸦片药物过量而死亡。而由于新冠疫情，美加边境关闭，毒品供应受到了影响，加剧了药物成瘾者的死亡。2020年4月到6月，用药过量死亡人数创下了政府监测以来的最高数字。

用刑法处理毒品问题，增加了对吸毒者造成的社会和经济伤害，而对解决毒品的供求问题却无能为力。因而，越来越多的人主张将非法使用类鸦片药物的行为去罪化，而毒品政策的重点应当转向解决与成瘾有关的核心问题。

关于类鸦片药物成瘾的原因，一种流行的说法是，医生的不合理处方使得大量的成瘾性药物充斥市场，再加上制药业不道德的营销，引发了药物成瘾的盛行。虽然有廉价和现成的药物供应确实会利于滥用和成瘾，但这种说法忽略的一点是，药物的使用主要是由需求驱动的，人们寻求自我治疗，以应对身体痛苦、情感创伤、孤独、精神疾病等一系列挑战，而这些人就是那些用药过量的人。

针对这种情况，加拿大政府开始针对不同人群、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策略。

2016年，加拿大药物战略（Canadian drugs and substances strategy）采用了四大支柱模式，包括：预防、治疗、减少危害和执法。

预防侧重于通过提高对使用药物危险的认识，来减少对成瘾类药物的需求。这个针对的是慢性疼痛患者和目前没有任何医疗需求的人。治疗针对的是已经存在用药过量的人群，包括药物干预，如类鸦片药物激动剂治疗（OAT），以及心理干预治疗。

减少伤害的预措施包括安全注射场所（SCS）、过量预防场所、药物检查服务和类鸦片药物替代疗法。减少伤害服务还将个人与其他支持性或治疗性服务联系起来，使个人、其家庭和社区都更加安全。执法则是针对非法药物生产和销售的行为。

然而，这个策略仍在存在其他的问题。在预防层面，加拿大大约15%到29%的人口都患有慢性疼痛，很多医生不知道如何应对病人的疼痛抱怨。一些医生出于对监管的恐惧，减少了类鸦片药物的处方，但药物中断使得一些病人转而向非法渠道求助。

治疗层面最大的问题是，有限的服务难以满足大量的治疗需求，而增加治疗机会、联合联邦与各省或各地区之间的治疗服务，又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同时，关于药物使用和减少伤害的污名化依然存在。“瘾君子”、“滥用药物”和个人的道德败坏挂钩的成见长期存在，这导致了安全注射场所（SCS）的策略迟迟不能广泛实施。虽然公众可以理解这种策略对吸毒者的好处，但他们仍然不愿意在其附近设立站点。

在执法方面最大教训就是，逮捕吸毒者解决不了问题。虽然执法工作是社区安保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很多警务人员意识到有害药物使用是一个慢性健康问题，而不是刑事司法问题，他们的作用是将因药物而受到伤害的个人与治疗服务联系起来，而不是强制执行惩戒措施。因此，对持有少量毒品的去罪化逐渐成为一种共识。

加拿大艾滋病法律专家桑德拉（Sandra Ka Hon Chu）对加美财经表示，去罪化是一个很好的进步，因为这说明人们开始意识到，用药过量问题是一个健康问题而不是刑法问题。新议案将给予警察在拦截毒品持有者时更多自主权，他们可以选择“不采取进一步行动，或警告该人，或在该人同意的情况下，将其转交给社会服务机构，或者指控该人。”

桑德拉告诉记者，人们使用成瘾性药物的原因很多，有的人是为了消遣，有的人则是为了治疗创伤。如果他们有创伤，那么他们应当有足够的机会获得心理健康服务和药物依赖治疗。污名化或者给他们定罪是没有用的。

她说：“很多监狱医生告诉我，他们看到那些成瘾者出去不久，又回来了，就这样进进出出。监狱里根本无法提供起码的治疗，只不过是恶性循环罢了。”

相比投入大量资金在监狱和警务上，一些国家选择把钱用在医疗服务中。在葡萄牙，持有和使用毒品的行为都不是犯罪，他们把重点放在相关治疗上。桑德拉说：“我们看到吸毒过量的死亡人数急剧下降，艾滋病毒感染率也急剧下降，吸毒人数没有明显增加。这就是投资在医疗上的回报。”

在谈到加拿大未来的政策时，桑德拉表示，今天仍然存在很多关于使用药物的误解和污名化，这与种族主义、贫困交织成更加复杂的问题。很不幸的是，在加拿大，我们曾经的禁毒法是针对华人、原住民和其他少数族裔的歧视性产物。也正因如此，我们有义务推进更好的法律，而这项议案就是我们迈出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