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街探案3》的评分出来了，三天跌破及格线，5.9分。故事从曼谷、纽约又到了东京。随着评分越来越低，“唐人街”的意象也慢慢模糊，电影成为了单纯的中国侦探在海外破案的闹剧。
中国最早讲述海外华人的电视剧，是27年前的《北京人在纽约》。现实生活中的唐人街，没有那么多阴谋、混乱和凶杀案，普通人自己的故事就已全是血泪。
1993年，郑晓龙和冯小刚贷款150万美元赴美国取景，《北京人在纽约》的开头有这么一幕：姜文扮演的男主角王起明带着老婆孩子全家移民美国，他站在灯红酒绿的纽约街头喊道：“看，这就是纽约，这就是曼哈顿！纽约，我王起明来了！”
《北京人在纽约》改编自曹桂林的自传小说，电视剧轰动一时，催生了无数中国人的“赴美梦”，也让“唐人街”一词被人们熟知。但实际上故事的结局并不美好，书中王起明和老婆离婚，孩子在国内堕胎，来国外就嗑药。书外，曹桂林和女儿谁也不理谁，更别说相互理解。
一代人曾视“赴美”为改变命运的机会，远渡重洋，追寻财富和梦想。三十年时间匆匆过去，有人觉得自己在美国已是上流人士：“美国的空气比中国甜”，但更多人意识到：异国他乡夺走的不仅仅是青春，还有一代又一代人的理想。
纽约首席二胡演奏家
2000年底，纽约一个社团邀请四位民乐演奏家去林肯艺术中心演出，演出完后，四个人有三个不肯回家。其中一个叫赵宗纯，是中国广播艺术团民族乐团的首席二胡演奏家。
他离开中国前就打定主意要黑在美国，为了不引起同事和签证官的怀疑，大冬天的他故意只带了一个小旅行箱，里面薄薄几件衣裳。
为了谋生，拉了一辈子二胡的赵宗纯在唐人街华人开的餐馆打工。
“如果搬冰不是一桶一桶搬的，老板就说你偷懒。搬完冰后就上菜，经常弄错，弄错又被人家骂。做不动，把手做坏了。”
赵宗纯住在一间大约8平米的单人房，房间里仅能容下一张单人床，看电视的话要坐在床上。床和被子是早年来美国的弟妹支援的。妹妹在华人餐馆里包外卖，弟弟长年累月在餐馆做，把腰站坏了。
在餐馆干不下去后，赵宗纯去地铁站拉二胡，纽约警察每天都来赶他，罚款，一次25美元，这些钱有时候要拉一整天才能拉到。
80年代中期开始，就像《北京人在纽约》中描写的那样，很多中国艺术家来美国，都是为了拿到特殊人才绿卡。但赵宗纯等了几年也没有，没有身份他不敢回国，回了就再也不能来美国了。
“在国内整天电话很忙，我还要到中央音乐学院教课，每个周末都排满了，学生有一百多。我除了教二胡还教电子琴，有几百个学生。在这地方没人看得起我。”
纽约地铁站有好几百个，赵宗纯把地图贴在自己8平米的房间，他常年生活在地铁站里，几乎看不见曼哈顿的太阳，他称自己在地铁站的工作：“要饭啊要饭。”
赵宗纯最大的生意依然在唐人街，圣诞节时先去一家餐馆拉“铃儿响叮当”，然后再去几百米外的另一家拉“Merry Christmas。”虽然辛苦，而且拉的东西和艺术不搭边，但赵宗纯说：“我不一样，我将来还是要搞艺术，回大陆拉琴。”
纽约的冬天很冷，唐人街上的积雪无人清理，赵宗纯穿着单薄的衣服，在雪上踩出了一个又一个脚印。
刚来美国的第一年，儿子就曾给赵宗纯打电话：“爸爸，你什么时候回家？”
赵宗纯说要等自己拿到绿卡。
但采访结束后的好几年后，有人在纽约再次拍到了赵宗纯，他头发已经花白，还是辗转地铁站拉二胡。
地铁站的纽约人行色匆匆，人们没空听完整首曲子，只是偶尔放下一块、两块。
拉斯维加斯最优秀女经理
赌城拉斯维加斯的中国城每年要迎来数十万旅客。据说每一万人，会有25人留下。
郑茹菁在来拉斯维加斯之前，在医院做检验师。1997年，她和丈夫来到拉斯维加斯，但很快，丈夫就嗜赌成性，把家里所有钱都输光，两人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
郑茹菁一个人带着十岁不到的女儿，她选择了大部分中国人都会选择的工作——去餐馆打工。
将五十磅重的餐具徒手拿动，每天移动200次，给餐具抛光打蜡清洗。因为做得又快又好，郑茹菁在拉斯维加斯最大的饭店得到了工作机会，又花了一年多时间，她考上了监督员，最后她成为了后厨部门经理。整个部门，只有她一个管理层是中国人。
威尼斯饭店汇聚着来自世界各国的移民，黑人、西班牙人、墨西哥人。郑茹菁过生日时，同事们凑了一个200多美元的红包给她，郑茹菁一打开，里面都是一块、五块。同事们劝她买一件新衣服，但她把这些钱悄悄地放进了“员工救急基金会”。
年底的时候，郑茹菁制作奖牌颁奖给手下的员工，很多人一辈子也没有得到过这样的称赞。一个五十多岁的西班牙女工，把奖牌挂在了自己家的墙壁上。一个女同事说：“她（郑茹菁）是我见过世上最好的人。”
餐厅的剩饭会装在手推车上，送进后厨时，郑茹菁笑着说：“礼物来了”。手推车是后厨最重要的工具，传送食物，郑茹菁给手推车起了一个名字，叫“玛丽皇后”。
在威尼斯饭店上班的时间是早上6点到下午3点，下班后郑茹菁立刻开车去兼职，她是《资讯报》的记者，一周要写15篇稿子。最忙的时候她同时做4、5份工作，除了饭店和报社的工作，她还要卖房地产，去中学学校教书。
所有的上司都说郑茹菁乐观、积极，总是充满活力。
可能郑茹菁来到美国，唯一的遗憾是觉得对不起女儿。
“我是一个不及格妈妈，但她是一个一百分女儿。”
虽然郑茹菁十分忙碌，和女儿相处机会不多，但女儿几乎不会抱怨。她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梦想长大成为一个画家。
为了加强和女儿的联系，郑茹菁和女儿一起在进行创作，两人在拉斯维加斯《资讯报》上开辟了一个小专栏，妈妈负责写笑话，女儿负责画漫画。
“我们相依为命，我想我们已经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如果有人问郑茹菁为什么来美国，以及牵扯到她前夫的问题时，她才会沉默。
她让记者不要问这些。
“我已经离婚了，他已经立足家庭，我不希望给他困扰。你就叫我单亲妈妈吧，可以吗？谢谢你。”
赌城伤痕文学之父
在郑茹菁工作的威尼斯大饭店转几个弯，就是拉斯维加斯的中国城。这里有个华人，叫卢新华。80年代，他是个出名的作家。1978年，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上大一时，卢新华创作了一篇8000字的短篇小说，取名《伤痕》。有人曾经夸张地说，在当时的中国看过《伤痕》的人，所流出的泪水可以汇成一条河。
< 青年卢新华 >
故事说了十年动荡中，一对母女的离散。女儿为了和母亲划清界限，整整9年不和她见面，动荡结束后，女儿想寻回母亲，母亲已经病死了。
卢新华把这篇小说拿给系里的廖老师看，廖老师说：
“写得挺好的，挺感人的。但据我所知这样的小说是发不出来的。它为什么不能发？我一下子跟你也说不清楚，我建议你回去把马恩列斯毛论文艺的著作多读读，你从那里边会找到答案。”
卢新华只好把小说锁到抽屉里。几个月后，班上同学办墙报，人人都要出作品，同学催促他，他就随手将这篇小说拿了出来。没想到卢新华一下就火了，这篇叫《伤痕》的小说在复旦校园里迅速风靡。1978年8月11日， 《文汇报》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卢新华的这篇小说，从此，中国诞生了一个新的文学流派“伤痕文学流派。”
但这个文学流派因为其题材的特殊性十分短命。
小说发表4年之后，卢新华辞了《文汇报》的工作，跑去深圳开公司，媒体说卢新华是“中国文人下海第一人”。
开公司没赚钱，卢新华又写了本长篇小说《森林之梦》，但这本书反响远远不如上一篇。卢新华和浙江文艺出版社预支了1000元稿费。
编辑汪逸芳没想到，卢新华拿到钱后就和自己断了联系。
拿到钱的卢新华跑到上海外国语大学念了托福，一年后他终于如愿以偿去了美国：“想看看资本主义国家究竟是怎么回事。”
到美国的头一个月，身上的500美金就用完了，卢新华费了好大劲才找到第一份工作–踩三轮。
后来卢新华又陆续做了很多工作，可惜都没赶上好时候。开公司倒闭了，玩金融又遇上经济危机。
不知不觉就过了很多年，直到有一天有人看见卢新华在拉斯维加斯的赌场发牌。
等有人再问起卢新华当年的文学梦时，他说：”尽管自己早已远离文坛，在美国办公司、做金融，甚至蹬三轮都和文学没有丝毫关系，但内心从未对文学忘怀。”
可惜在中国，属于他的时代早已过去，2004年卢新华回到国内，出了自己的新书《紫禁女》，打出的宣传语：熔生命奥妙、男欢女爱、身体告白、异国情调、情色伦理为一体。最后这本书无人问津，豆瓣上有62人给出评价，最后得分6.8。有个读者说道：
“是那个在拉斯维加斯发牌的卢新华么？！”
北京人在纽约
1982年，35岁的曹桂林辞了自己乐团大提琴手的工作，去了纽约。
十年间美国经济危机、金融风暴、总统换届，曹桂林在纽约沉沉浮浮，最后，他从洗碗工干到了工厂老板。1991年他把这一段亲身经历写成了小说，就是《北京人在纽约》。
曹桂林在美国取得了事业成功，还和著名歌唱家帕瓦罗蒂的学生叶英结婚，有了稳定的家庭。他在美国和北京两地都有豪宅，是人们眼中的有钱人。
< 曹桂林 >
每次回中国，他身边的人都要轮番把他夸一遍，哥哥说：“我真为我有这么个弟弟感到荣光，骄傲。”
父亲说：“你给咱们家的祖坟，都添了光。”
但在《北京人在纽约》的序言里，曹桂林却说：“我在美国有不少的财产，有不小的事业，精神上却是个零。”
每次他尝试这么诉说自己时，朋友们却不理解，都说他有福气，是衣锦还乡。
曹桂林觉得自己内伤都被气出来了，没办法，只好把自己的想法都写进了小说里。
《北京人在纽约》的末尾有这么一段故事：
王起明的朋友成太坤，去了美国怎样也赚不到钱，和新婚妻子度蜜月买不起机票，最后为了省钱就买了趟红眼航班，结果两人半夜去机场的路上遇到了车祸，双双陨命。
现实生活中，成太坤是曹桂林一个真实的朋友，来自北京方庄。当年是曹桂林的影响，他才去了美国。曹桂林没想到这个决定，却在多年以后，让朋友命丧异国他乡。
也是因为这件事，曹桂林才下定决心一定要写小说，要把他认为的真正的美国写出来：
“那些对美国心怀梦想，满口‘美国好’的人，统统不了解这个国家。”
可是他没想到，书写完了，电视剧再这么一拍，第二年赴美的人就更多了。
90年代甚至又掀起来了一股出国狂潮，一直到今天都没消散，2017年还有华人留学生在美国大学毕业致辞时说：“我第一次呼吸美国的空气时，我摘下了口罩。这儿的空气太新鲜，太甜美，近乎奢侈。”
2015年曹桂林回了趟国，《作者》杂志去采访了他，问他对美国怎么想，曹桂林说：
“昨天一个记者和我说，要寻找一个公平自由的、让梦想展翅的地方。我说好，说不定在火星上？或者土星上？”
说这些话时，曹桂林坐在他豪宅的沙发上，他说：“我干嘛在这儿（美国）浪费这么多年？但当初，能出去的其实才是一个群体里最优秀的。郑晓龙、冯小刚、姜文，他们哪个当年都不如我。到了今天，我是真的仰视他们。”
< 《北京人在纽约》 >
那次回来，曹桂林是来发新书的，新书叫《纽约人在北京》，故事还是讲他自己。说得是他在美国功成名就后回了北京，和发小国内创业的故事。可惜这本书关注远远不如前作，豆瓣上49人标记了已读，6.5分。
有人说曹桂林在美国混得不好，才总是往国内跑，才靠写书弄点存在感，曹桂林听了这话反驳：“我是big winner！我在美国，是大学华人城里的贵族。”
也有人不断打听小说故事是不是和他本人生活一模一样，比如《北京人在纽约》里，王起明的女儿谈美国男朋友，嗑药，和父母闹矛盾，和父母十几年都不对付。
说起女儿，曹桂林说：“谈她干嘛啊，我不谈，她不怎么理我，我也不怎么理她。”
按道理曹桂林确实是很成功了，但《北京人在纽约》写完后，有一次曹桂林做飞机回北京，他坐在靠窗口的位置上，忍不住鼻子一阵阵发酸，眼泪一个劲儿的往下流。为了不让别人看见他这个没出息的样子，他又把头转向了朝着窗户的一旁。
当年《北京人在纽约》上映，一句经典台词回荡：“如果你爱一个人，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一个人，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
< 《北京人在纽约》剧照 >
但也许有一句更符合曹桂林的心情：
“你说清楚谁是失败者。我不是失败者，我是厌倦。我讨厌，我讨厌他妈的纽约，我讨厌他妈的美国，我讨厌这的一切！”
嘴上说讨厌，曹桂林却离不开他恨的美国，在北京待了一阵子他又回纽约去了。
也许这就是万千海外华人的真实写照。
混得不好不会说，混得好的心里却莫名其妙的空。一代人追求理想，一代人也为此承受阵痛。
“我变不成美国人，也早就忘了中国人是什么滋味儿了。”
从纽约机场出来，车子经过曼哈顿唐人街，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依旧有几十万中国人放弃一切，前仆后继地来，他们依然相信自己可以在这追求些什么。
但过得久了，人们就会发现，生活在哪里都是一样，并没有什么区别。人们心里也许情绪万千，却很少开口。有的人心里有阴云，但纽约的天空并不理会。你抬头看它，它依旧阳光普照。
把幻光看作幻光，人们便陷入了无边的苦海，可人生就是这样，永远追逐着那幻光。
部分参考资料：
[1]、《唐人街》，凤凰卫视
[2]、《“伤痕文学之父”卢新华曾在美赌场发牌为生》，凤凰卫视
[3]、《不是美国排斥我，是我排斥它》，作家杂志专访曹桂林
[4]、《北京人在纽约》，曹桂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