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乐活网特约撰稿人 风四海撰写】2020年北美最火的一部纪录片当属Netflix拍摄的《社交困境》（Social Dilemma 也被译为“监视资本主义：智能陷阱”）。纪录片通过对多位硅谷大佬、学者的采访和一个虚构的故事来说明社交媒体如何在追逐利益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撕裂人类社会。
社交媒体的设计者、运营者的初衷并不险恶，他们只是想通过贩卖客户的注意力来牟利。但是，当利益的驱动、算法的影响、AI的自主运行、及各种政治力量的介入不断加深后，局面便开始失控。推特、脸书、领英、Ins、谷歌，甚至连维基百科都在有目的地向特定人群散布不同的信息——其中更是不乏虚假信息。
（图自Netflix）
实际的情况是，即使夫妻、密友、父子，即使坐在同一张桌子前，每个人手机上收到的关于相同主题的定向“新闻”、资讯都可能不同，而这些信息正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们的观念——就算一个人不怀疑地球是平的，如果他收到的许多信息都会包含“地球是平的”这样的内容，那么他就会逐渐相信、坚信地球是平的。
同理，关于地球变暖、疫苗的有效性、总统选举等等都是如此。
社交媒体、互联网的信息看起来无穷无尽，却早已形成了一个个“个性定制的”封闭的信息圈。人们一旦进入，会越陷越深，愈加不能容忍相左的意见。每个人都以为自己看到的是真相、恨铁不成钢地不理解对峙一方为何还要抬杠。
但双方可能看到的都不是全部真相
同时，这些社交媒体又不断结合人类心理来研发新技术，通过许多小技巧、手段，让人们放不下手机，感觉拿着手机就拥有全世界，看手机里的消息就会无所不知。智能手机从打电话的工具变成了宠物、安全依赖品、精神伴侣、指导未来的指南针。
更大的危险，是这样的“定制”、“定向”、“成瘾”被政治势力所利用，利用社交媒体将小事化大，扭曲事实，挑起社会争端，引导社会舆论，造成社会影响。他们通过有意发布虚假信息，造成谁嗓门大谁有理、谁说得好听谁的、谁会扛大旗谁代表正义的假象，让受众们更容易跟从。
（图自Pixel Bay）
最终结果是，使得每天依靠互联网、社交媒体获取资讯的人们陷入了“智能陷阱”中、成为被操控的巫蛊娃娃。
研究表明，美国社会政治观念的分裂始于2010年。经过10年互联网和智能手机中各种APP的推波助澜，结果就是2020年美国大选两党选票的极度接近，选民言行的超级情绪化、极端化。
极度分裂的结果是什么？
说得好听点，可能是内乱；难听些，就叫内战了。
政治势力娴熟运用社交媒体的案例不胜枚举。以最近在华人社区闹得沸沸扬扬的抗议 “武汉肺炎”事件为例，可以清晰地看出事件如何被媒体带节奏、被政界利用，最后竟然演变为国家安全问题。
2020年12月7日，有人发现多伦多地区“大家好”餐厅的门上贴着戴口罩的提示图片上面印刷 “请戴上口罩，预防武汉不明肺炎”。这个信息在网上曝光后几个小时内，店家和他的支持者与抗议者在网络上发生激烈争执。
（图片由温哥华头条读者提供）
8日，有数位居民向约克警方“仇恨及歧视部门”对店家使用“武汉肺炎”来称呼新冠肺炎报警。警方当天立案，案件编号同为20397162，并回复报案者电邮、在推特和微信上发消息公布立案。
同日，有人在餐厅门上贴了中英文双语的公开信，希望店家对讲粤语和普通话的顾客能一视同仁。这位贴公开信的人士被网暴，并被威胁要其供职的公司开除他。12月10日，警方去店家处理，店家当天取下了写有“武汉肺炎”的告示牌。9日晚到10日早晨，餐厅玻璃被涂鸦。
涂鸦发生后，媒体和政界对事件发生关注。但是关注得很片面、具有明显的导向性。
12月11日，列治文山的华裔市议员陈志辉（Godwin Chan）在推特上发布声明，将事件定性为是对“本地生意的破坏行为 ” ，完全未提及事件来龙去脉。
（图自列治文山的华裔市议员陈志辉推特）
12月15日，National Post发表了文章，叙述了事件，但是将“武汉肺炎”这个“导火索”淡化为原因之一，且将警方立案信息的发布放在了涂鸦发生之后，让不明真相的读者忽略了警方已经针对店家使用“武汉肺炎”的标识而立案。
而CBC的报道中，将店家使用“武汉肺炎”标识解释为“店主贴的海报上提到了Covid-19的来源是“中国武汉”。
7日晚上7:41，保守党党领奥图尔转推了National Post的报道，并评论“这是显然无法接受的。一家企业由于支持加拿大人共有的相同价值观和权利而受到侵犯。自由党政府必须承认外国干涉势力是一个真正的威胁。当地居民：请尽你所能点这家店的外卖来支持他们！”
（图自加拿大保守党党领奥图尔推特）
由此，民众对“武汉肺炎”这一错误命名的抗议活动被政府高层人士指责为外国势力干涉、对加拿大国家安全和价值观的“真正的威胁”。将普通的民众争执上升到国家安全高度、扣上了“外国势力干涉”的大帽子。
如此移花接木的大造声势，不禁令人想到美国曾经发生的“麦卡锡主义”。由于二战后的冷战、反对苏联、恐惧共产主义，杜鲁门总统开始执行“忠诚调查”。忠诚调查期间，2000多万美国人受到影响。1950年，麦卡锡当选为参议员，变本加厉，巧舌如簧，利用美国对苏联的敌意，大肆散布谎言、贩卖恐慌、裹挟政客，很快在美国掀起极端的“反间谍”浪潮，涉及文学、艺术、科技、外交、军事、政治等各层面。
在此期间，华裔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不许与故乡联系、被非法传讯、受监禁、被驱逐、甚至遭到暗杀，至于被解雇、失业更是平常。钱学森在被监视、调查、禁止其继续从事科研活动后，1955年离开美国时，连私人生活物品都被限制带走。
（麦卡锡主义盛行期美国政治宣传画 图自维基百科）
麦卡锡的手段并非起独创。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记述希特勒的二次崛起时，写到“通货膨胀、失业、各种政治危机，还有外国的愚蠢举动，使德意志民族人心浮动”。希特勒“以发誓和以德国人的忠心，与那些他想消灭和铲除的人结盟”，各界都以为希特勒是救星，重工业家们以为希特勒将他们从萧条的恐惧中解脱出来、贫困的小市民以为希特勒会惩治财阀、小商人们以为他会制裁大商店、军界喜欢希特勒的铁血、社会民主党人想借助他来遏制敌对党派，人民对他肆意践踏法律、造谣生事、无中生有都在默默地观望，以为能为自己带来利益。
政客们有计划地推行自己的主张时，他们往往会小心谨慎、试探而行——希特勒及其追随者“小心谨慎地运用自己的手法，先用一定的剂量，然后便是小小的间歇”；“由于‘欧洲的良知’急不可待地强调‘与自己无关’，所以药的剂量越来越大，直至整个欧洲最后在这种剂量中彻底完蛋”。
“与自己无关”是麦卡锡、希特勒能从萌芽到形成飓风的“群众基础”。没有默许的民众，反人类的行为很难在20世纪大行其道。可惜那些默许的民众、那些投靠“大势”的民众、那些以为与受迫害者划清界限就能明哲保身的民众并不知道，一旦大厦倾倒、锤子落下来，被砸只是早晚的事儿。
无论麦卡锡时代的美国人还是希特勒时代的欧洲民众，其实也陷入了“智能陷阱”中，只不过营造陷阱的是传统的媒体而非社交媒体。陷入陷阱后，人们丧失了基本的判断。如茨威格所写，当看到其他的犹太人被驱逐时，“我全然不知他们苍白的脸色已反映出我自己的命运”；当他担忧自己的书会被禁止时，出版社惊奇地说“谁会禁您的书呢？”
（图自Pixel Bay）
“智能陷阱”的形成与民众的盲从分不开。通俗地说，愿打愿挨，愿说愿听。如何避免跌入陷阱、被当作巫蛊娃娃？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面对信息多质疑，尽量多地了解反面的内容，不要搞个人崇拜，不要被派别裹挟。
破除对点击率、点赞率，和转发率的迷信，也不要轻信它们——这些都是可以人为操作的。而且，就算是真实数据，也不代表就是真相、正确。
破除名人效应，不要以为“名人”就有知识、有文化、有头脑、就善良、就具备清晰的逻辑，更不要以为他们的发言就一定可信。
正如尤瓦尔在《今日简史》中所写，“在21世纪，我们被大量的信息淹没，而审查机构甚至都没有去阻挡信息的打算，反而忙于散布错误的信息，或是用不重要的事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如果我们不想被算法操控、想保留自我意识，“最重要的是能够随机应变，学习新事物，在不熟悉的环境里仍然保持心智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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