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北半球进入冬季，欧美暴发新一轮新冠肺炎疫情，而在国内，各地都在严防与境外冷链输入相关的感染病例。
近日，《环球时报》记者在武汉走访，基本可以确定一年前的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存在大量境外冷链商品。剑桥大学遗传学家彼得·福斯特的研究数据表明，新冠病毒于2019年9月13日和12月7日之间开始在人类中传播的可能性有95%。相关专家认为，武汉最初的病毒由进口冷链输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当前，世界各国应该形成数据、信息的共享机制来合作进行科学溯源。
图为武汉四季美农贸城中的水产市场。很多华南海鲜批发市场的老商户都搬到这里继续经营。范凌志摄
一度成为焦点的武汉华南海鲜市场距离汉口站只有几百米，地处人口密集的区域，但现在路过这里的人甚至不愿多花一秒钟瞧瞧它。谈起“病毒从哪里来”这个老话题，《环球时报》记者接触的几乎每一个武汉人都会抱怨几句“冤”，坚信是“美国人带来的”观点相当普遍。而在近期国内多地出现因进口冷链食品引发的零星疫情后，越来越多的武汉人也开始产生疑问：“当初会不会也是这样传进来的？”
专家的判断也给这种疑问的合理性提供了有力支撑。12月6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回顾武汉的早期疫情，在华南海鲜市场，病人也主要集中在冷冻海产品区域。这些线索都指向冷链运输进口的海产品，可能就是疫情源头。
即使有专业人士发声，华南海鲜市场最初的病毒由进口冷链输入的可能性仍然被低估。在百度中输入“华南海鲜市场”“野味”的搜索结果是256万条，而“华南海鲜市场”“冷链”的搜索结果只有56万条，相差4倍。但是，随着过去几个月各地频繁发生的进口冷链输入案例，这种可能性的讨论毫无疑问在增多。“一眼识记者”的老板娘在华南海鲜市场附近生活了20多年，她告诉记者，虽然网上都在说市场里有野味，但据她所知贩卖野味的摊位并不多，更多的是海鲜冻品摊位，“里边至少1/4都是”。
正如搜索数据所反映的，疫情暴发后，“华南海鲜市场冻品销售”的关注度似乎远远不如“野味”高，为进一步搞清楚华南海鲜市场的进口冷链食品销售情况，《环球时报》记者决定走访市场里的老商户。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已关闭，但商户们还要继续营生。据了解，一部分华南海鲜批发市场老商户将店面迁到东北17公里外的四季美农贸城。做河鲜生意的郭女士就是其中一员，她告诉记者：“疫情发生之前，我和家人已在华南海鲜批发市场经营了十几年。我们的鲜货肯定没问题，没有疫情之前，工商一个月来检查两次，每样产品都会抽几个检测，从来没出过事。”
郭女士也搞不懂病毒到底为啥突然“冒”出来，她只听说以前华南海鲜市场有野味，“有也看不到，都是偷偷摸摸的”。但她可以确定的是，市场里有很多卖进口冻品的商家。这些天进口冷链产品的检测收紧，也间接影响到郭女士这样做国内河鲜生意的商家，据说“生意比疫情前差了一半”。郭女士觉得很冤，她的抱怨也代表了很多商户的内心想法：“其实国内即使是冻货也没问题，我们中国蛮干净的，外国？搞不清楚。”
《环球时报》记者此前查阅公开报道发现，华南海鲜市场曾有多家卖进口生鲜的商铺，出售帝王蟹、北极贝等海产品以及来自巴西、德国的需要冷链运送的肉类产品。2019年2月，湖北地方报纸曾这样描述：“澳洲牛排、智利车厘子、厄瓜多尔海鲜……刚刚过去的新春佳节，越来越多的洋食品，出现在荆楚百姓的餐桌上。”记者在武汉海关官方网站查询发现：湖北省2019年1月至11月进口商品中“冻品”价值总额为4.7亿元人民币，增长高达174.2%，为省主要进口商品总值表所列进口商品中增长最多的品类。根据公开报道，武汉已对进口冷链食品实行了最严“红区”管理，2020年6月下旬以后进口的海鲜产品、冷冻冷藏肉品必须查验“两证明一报告”(海关通关证明、检疫证明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报告)，并对进口冷链食品实行专人专库管理。记者在四季美农贸城的冻品区发现，进口冻品已很难看到，只有一家名叫“兴正发”的商铺，搬运工正在卸下包装显示为“阿根廷牛肉”的冷链食品。记者在一个华南海鲜市场商户群中发现一位用户头像显示为“兴正发”，该群一共270余人，至少29人的名字或者头像中有“冻品”字样，进一步印证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很早就有卖进口冷链食品的事实。
“原来我们没有这样认为，但现在来看，武汉最初的病毒由进口冷链输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武汉大学医学部基础医学院病毒研究所教授杨占秋12月5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据介绍，如果在零下20摄氏度到零下30摄氏度的冷链环境中，新冠病毒存活几个月是没有问题的，所以需要查清楚之前在什么时间、从哪个地方进口过冷链食品，再由疾控部门拿当时在华南海鲜市场提取封存的进口冷链食品样品与境外检测出来的数据进行比对，就能确定是否来自该地。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国内病毒学家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理论上来讲武汉最初的病例确实有可能是从海外传进来的，但目前还缺乏很多证据。”不过，该专家认为，中国后来出现这么多从境外冷链传来的病例，看上去武汉也很有可能是这种模式，但情况还不太一样，“因为后面频繁出现从冷链传入的情况，可能是因为国外已有大规模疫情流行了，那么，在早期武汉出现病例之前海外是否有疫情，目前还没有最终定论”。
不管武汉最早发现的病毒是否因冷链传入，国际上对病毒来源的报道和探讨都从未停止。据意大利《晚邮报》11月15日报道，米兰国家肿瘤研究所近日发表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该国2019年9月采集的居民血液样本中已测出新冠病毒抗体，这意味着新冠病毒在意大利的传播时间远早于今年2月，可能要追溯至2019年夏天。虽然科学界对于病毒溯源的话题未有定论，但不可忽视的是，类似报道在过去的几个月内频繁传出。剑桥大学遗传学家彼得·福斯特12月3日在给《环球时报》记者的回复中表示：“我对比中国发现的更早的病例并不吃惊。我认为应考虑新冠病毒起源的三个阶段：首先，它是何时何地跨越了从蝙蝠到人类的物种屏障？目前可信的答案从50年前到2019年。第二，它是从何时何地开始在人类中传播的？我的数据表明在2019年9月至12月之间，且95%的可能性是发生在9月13日至12月7日之间。最后，全球主导的传染性病毒B-D614G亚型是从哪里产生的？如今，科学界基本同意2020年2月它在意大利北部非常突出，有一些科学家表示它是从中国来到意大利的，但这点我不确定。”
“如果要搞清楚病毒是哪里来的，需要两方面证据：一是流行病学层面，一是病毒学层面。”在不愿透露姓名的国内病毒学家看来，如果疫情起源于一个地方，理论上那个地方应有一些早期暴发的情况，不过也有可能病毒已出现在那个地方，但还没有变异到引起大流行的程度，这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事实上还没找到这方面的确凿证据。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在病毒学层面，还需要找到该地方的病例，观察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通过建立进化树，才可以从时间和变异位点看出来它究竟是什么时间传过来的，“比如如果真的怀疑病毒早于武汉在其他地方出现的话，我们可以通过测序跟武汉最初发现的病毒对比，对比他们的同源性、变异特点，来判断它是处在一个更早期的阶段，还是后来的进化阶段”。该专家认为，病毒进化是可以把“病毒起源于哪儿”这个问题说清楚的，这是核心证据。如果有这样的在其他地方采集到的早期病毒，它理论上应该跟武汉最初发现的病毒非常像，但不会完全一样，其差异在进化上是可以计算出来的。
这个问题已引起国际权威机构的重视。当地时间1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新冠病毒溯源是一个科学问题，应避免将新冠病毒溯源工作政治化。而类似的呼吁并非谭德塞第一次提出。中国官方也早已公开表达开展新冠病毒溯源科学国际合作的意愿。9月30日，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马晓伟和谭德塞通电话时表示，中方与包括世卫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积极开展疫情防控、病毒溯源、疫苗研发等抗疫合作。中方正在继续推进回顾性溯源研究，愿同世卫组织继续加强沟通与合作。
“病毒溯源的国际合作交流本来应该很频繁，大家做到信息公开、信息共享。这本来是相对容易的，但有的国家却横插一脚，将科学问题敏感化、复杂化了。”杨占秋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从病原学到临床治疗再到疫苗生产，全世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取得很大进展，这其中也包括溯源，国际溯源工作不应该是相互“甩锅”，而应该是各国形成数据、信息共享机制，这样才有助于彻底战胜疫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