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是对诗歌、小说和戏剧等而言的一种文体分类，但是要比后几种文体宽泛得多。现在似乎小说的地位要在散文之上，这只是一种“现代观念”，而从悠久的文学史来看，散文则长期盘踞在正统的中心地位，包括《尚书》、《左传》，先秦诸子，《史记》、《汉书》，乃至唐宋八大家和明代性灵小品等等，其实涵盖了诗词、小说、戏剧和骈文之外的几乎所有文本，甚至包括赠序和墓志。
不过散文的正式命名很晚，宋代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说：“山谷诗骚妙天下，而散文颇觉琐碎局促。”清代袁枚在《胡稚威骈体文序》中提到：“散文可踏空，骈文必徵实”。特别是到近现代，散文的称谓已经相当窄化，甚至从韵文中剥离出来，也从中心趋向边缘。但散文的功能更加突出，即它的艺术特点更加明确，甚至与杂感和随笔也有了界线。
散文从一般文章中独立出来，与经文义疏有了分野，抒情和叙事也有了进一步分工，向美文方向迈进。由于中国没有出现结构复杂规模庞大的史诗，于是散文就多少承担了这份责任，做多向维度的立体描述，被称为“大散文”，切入历史。司马迁的《史记》就是这样的开山之作，被称为散文的“不祧之祖”。所以有人说，《史记》对后世散文的影响怎么高度评价都不为过。
之所以做出上述铺垫，其主要目的还是在于评说今天的“历史大散文”，无论是叙事的方式与选取角度，还是文与史的相得益彰，都极大地拜托《史记》之赐，在写作手法上蒙受了《史记》之惠，只不过一个用的是文言文，另一个用的是白话文。其实《史记》的一些市井语言，又何曾不是当时的“白话文”呢？
中国式的叙事缘起，不少研究者将之归结于史官，称之为“左氏之文”或“史迁笔法”，从而揭示了散文与史学的某种“血缘关系”。唐宋与明朝的古文运动，除了是对骈俪浮华的扬弃和向简朴务实的靠拢，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种“血缘关系”的复原。除了上述提到的历史典籍，还有像《国语》《战国策》等，里面的章节文字都可以当散文来读，语句和结构都很有些讲究了。
史著被奉为古文楷模，应该功归于“太史公笔法”，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并从记事转向记人，而且不拘章法绘声绘色，沉雄雅健宕逸弘丽。
谈及当代的历史大散文，贾平凹在他主编的《美文》杂志发刊词中，首次提出“大散文”的概念，当时是1992年10月。“大散文观”的面世引发很大的争议，对此贾平凹本人的解释是：当时一方面散文界弥漫着浮靡甜腻的风气，另一方面散文创作低迷，戎马倥偬的老人忆旧成为主体。于是“大散文”就承担起它的使命，要在文学风格上有自己的境界和气度。
坦率地说，长篇小说易于展示民族国家的宏大历史叙述，但大散文也要有自己的承载与担当，其优势是更易于铺排陈列，直抒胸臆。其实大散文并不是非要书写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那样就曲解了。“大”者指的是意境与思想深度，无论纵与横都要有自己的维度。像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等，就属于这样的作品。
当今历史大散文的代表作家当属余秋雨，他的代表作之一《千年庭院》，抚摸着伤痕累累又经久不息的中国文脉，用相当精到的笔触摹状茫茫大漠中，王道士泪洒敦煌。从《文化苦旅》到《霜冷长河》，都有着如虹的气势。近年来在国内也曾刮起过对余秋雨的围剿之风，人身攻击多于理性评说。这里就不多涉猎相关的争论，而我是主张将作品与作者尽量区隔看待，在历史大散文的产生与发展方面，余秋雨的系列写作还是有着不可掩饰的贡献。
上图：当代作家贾平凹在他主编的《美文》杂志发刊词中，首次提出大散文概念，对文坛具有启发意义。
上图：当今历史大散文的代表作家当属余秋雨，他的作品抚摸着伤痕累累又经久不息的中国文脉，有着如虹的气势。
还有天津作家梅毅写的《帝国如风》和《刀锋上的文明》，朱增泉的《秦皇驰道》和《长平之战》等，也都为历史大散文添彩。
最后有必要强调的是，评论和肯定历史大散文，并不是有意要否定休闲性小散文，文坛百花齐放，都有自己存在的一席之地。非要把清言小慧空灵娟秀的晚明小品一律指斥为“亡国之音”，是大可不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