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不死，英魂犹存：加拿大华裔军人二战浴血录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威震敌胆的美国名将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曾在国会大厦前发表过著名演讲，里面提到“老兵永远不死，只会慢慢凋零”（Old soldiers never die, they just fade away）。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些当年叱咤疆场，经历过残酷战争洗礼的老兵，或已离我们而去，或是满头银发，岁月带着走他们的年龄和容貌，但历史的车轮始终留有胜利和沧桑的痕迹。让我们再次回顾到七十多年前难忘的日子，面对着德意日法西斯对和平的肆意践踏，无辜民众惨遭侵略者的凌辱，中美英苏等同盟国联合起来，用利剑重塑和平。尽管加拿大参战的事迹容易被大众忽略，不可否认的是，加拿大作为其中的一份子为二战的胜利同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功劳簿上有着加拿大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生活在加拿大的华人，我们最不该忘却的是，不少华人在最艰难的时候毅然投笔从戎，投身加拿大国防军，或在前线与敌正面对决，或在后方没有硝烟的战场奉献自己的青春年华。正是他们在前线洒下的鲜血，一点一滴，终于换来了华裔正式被加国主流社会所认同。值此一年一度的国殇日到来之际，《高度》周刊带您走进加拿大华裔军事博物馆(Chinese Canadian Military Museum)，特别为您讲述二战华裔老兵的骄傲与荣光。

华人的历史和加拿大建国可谓是紧密相关，早在淘金潮时期就有华人携家带口远渡重洋，为Canada这块新大陆默默耕耘。作为新生的加拿大联邦凝聚起来的一个重要因素，太平洋铁路的竣工堪称统一功臣。而在这个过程中大量的筑路工人是来自广东的华人，他们勤劳且不计个人得失，但并没有得到当时加拿大政府和社会的认可。有着加拿大国父之称的总理麦克唐纳(John Macdonald)虽然在铁路竣工之际曾在国会慷慨陈词道没有华人劳工就没有太平洋铁路，可是在实际操作层面联邦政府的做法则是排斥华人，华人得到的不是肯定和尊重，而是压迫和欺凌。从1885年起，加拿大政府开始向华人征收人头税，从50加元，100加元再到最后的500加元，华人只能苍白无力地被打着合法旗号的征税层层剥皮。等到1923年加拿大政府干脆通过华人移民法案即俗称的排华法案，华人除了商人，留学生和外交官外，不得踏入加国领土半步，而身在加国的华人也不能离开，因为一旦离开将无法再次回来。从1923年到1947年，整整二十四年间，有多少华裔家庭被迫面对着骨肉离散，又有多少怀抱满腔热血的华人被这道人为树立的高墙阻挡在太平洋两侧，人生又有几个二十年呢?对于广大加拿大华人来说，他们希望证明自己，证明黄皮肤黑眼睛的炎黄子孙绝不比白人主流要差，他们渴望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也在苦苦地寻求机会的到来。

上世纪三十年代，国际局势风云变幻，高深莫测。犹记得十多年前一战结束的瞬间，当主流舆论自认为纷纷松下一口气的时候，只有法国元帅福煦(Ferdinand Foch)清醒地认识到“这不是和平，而是二十年休战”（This is not peace. It is an armistice for 20 years).而历史果然是向世人开了个玩笑，应证了这一点。从莱茵非军事区到埃塞俄比亚，再从马德里到布拉格，德意法西斯不断步步紧逼，挑战西方国家的底线，浓浓的火药味早已遍及欧洲大地。而包括加拿大在内的主要西方国家却丝毫感受不到危险的将至，而是继续温水煮青蛙，用绥靖政策消极应对，直到1939年9月1日波兰响起了枪声，同年10月加拿大正式向德国意大利宣战，从而参与到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滚滚洪流之中。

随着加拿大投入到战争，征兵工作很快在全国有了眉目。此时的唐人街，关于是否应征入伍成为了华社争执的焦点，支持者则认为华人证明自己是加拿大一等公民的时候来到了，但是反对声浪同样也不小，他们认为华人没有必要为一个歧视自己的国家效力。不过最终当想到无论是自己的祖籍国中国还是现在生活的家园加拿大有被法西斯势力彻底蚕食的风险，外加迫切希望向主流社会证明华人的价值，许多华裔年轻人义无反顾地报名参军，为加拿大而战，更为华人的尊严而战。

虽然二战期间加拿大是全国一心，一致对外，但对华人的歧视没有任何减轻。时任卑诗省长帕托洛(Thomas DufferinPattullo)致信联邦政府，坚决反对让华人参军，理由竟然是担心华人在战后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利。加拿大国防军同样是对华人各种限制，只能以志愿兵形式加入，而且仅限陆军，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海军和空军才向华人开放。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无论是136旅在南洋大地间的种种较量还是香港保卫战的慷慨燕士，华裔士兵用自身的英勇作战本领，甚至用鲜血书写了对加拿大的忠诚。但在二战结束后的初期，华裔老兵雷伟洪(Robert Lowe)等发现自己的中国亲人因排华法案还在生效，居然不能到加拿大和自己团聚。于是愤怒地他将自己的军装和勋章寄到加拿大国防部，质问为何曾为这个国家浴血奋战，却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国防部收到以后很快帮雷伟洪解决了个人问题。不过雷伟洪等争取的绝不是个人得失，而是要为整个加拿大华裔族群发声。在华裔老兵集体的不懈努力下，1947年联邦政府正式宣布废除排华法案，取消一切对华人的政策性歧视，加拿大华人终于获得了和主流白人一样的公民待遇。当今天的我们尽情享受加拿大的一切幸福生活的同时，又怎能忘记那些昔日血战沙场的华裔老兵们，没有他们的付出就没有我们的今天，他们才是最值得敬仰的人。

加拿大华裔军事博物馆位于温哥华唐人街中华文化中心图书文物馆二层，是全加拿大唯一一座展示华裔老兵历史事迹和文物的博物馆。之前曾多次成功举办过不同主题的展览，教育下一代，向主流社会传递华人的声音。目前正在举行相关展览，欢迎华人朋友前去参观。

加拿大华裔军事博物馆

地址：555 Columbia Street (2nd floor), Vancouver, BC  V6A 4H5

开放：周二至周日10:00am-5:00pm，公共假日闭馆

门票：免费，欢迎小额捐款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上战场绝非是好玩的事情，公众看到的往往是胜利者的归来，如今华文媒体呈现给读者的场景也往往是华裔老兵无上的荣光和在华社四处活动时受到的最热烈欢迎，但公众却不知道这隐藏在背后的辛酸，由华裔士兵组成的136旅就是典型例子。

“南太平洋上海涛在翻滚，法西斯强盗带来战争，从北马边境到南马之端，遍地都是受难者的呻吟”，一曲保卫马来亚正是当时最真实的写照。进入四十年代以后，日本法西斯的魔爪开始伸入了南洋，而马来亚当时是英国殖民地。为了保护同盟国英国在东南亚的利益，刺探日军情报，联络当地抗日游击队和破坏日本侵略者的基地及补给，考虑到加拿大华人会说粤语，马来亚半岛也有不少华侨，由150名加国华裔士兵组成的隶属于英军特别行动局的136旅秘密开赴南洋，为盟国效力。

其实原来刚开始的时候，136旅的建制是针对保卫印度的，因为英国担心德意法西斯会对印度展开进攻。后来随着德国意大利深陷欧洲战场泥塘，印度的危险随即解除，负责东南亚的后方战场随即被提上了日程。当时上级给予136旅的任务表面上很简单，即深入东南亚热带丛林，与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联络和合作，伺机搜集日本侵略军情报和摧毁其补给，但是一切真正开始以后才发现这真的不是容易的差事。

马来亚半岛不仅仅地理面积幅员辽阔，环境也格外险要，对于常人来讲生存都尚且不易，而对这些战士来讲既需要适应当地多变的气候，还需要在短时间通过作战培训项目以顺利完成任务。所以说在真正执行任务前的训练准备工作显得尤其重要，当时在卑诗省奥肯那根湖滨专门设立了特训基地。渐渐地第一个拦路虎浮出了水面，那就是学会游泳。

在那个歧视华人的年代，加拿大境内的公共游泳池只允许白人使用，华人是无权享用的，结果自然导致白人加拿大士兵普遍水性很好，而华人士兵却不会游泳。据136旅老兵黄国雄(John KoBong)和Tom Lock回忆，为了作战需要，更是为了将来被派遣到马来亚后能得以生存，他们只能突击自学成才，跳入真实的水泊，背负着重达50磅的装备，悄无声息的潜游5公里到达对岸。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在这些可敬的华裔老兵前辈上映衬着正是华人最朴素的价值观，这才是华人真正的骄傲。

游泳对于这些即将赋予重大使命的华裔勇士们来说不过是冰山一角，136旅的全体成员不怕远征的艰辛，哪怕万水千山都若等闲。在战场上随时听从调遣，到最需要的地方中去。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有13名华裔士兵被分配到一个代号叫行动湮灭(Operation Oblivion)的计划中，按照原定方案是潜入香港境内，与中国共产党游击队东江纵队和港九大队合作搜集情报并对日军开展行动，但由于英军司令部和英国首相丘吉尔( Winston Churchill）反对最终无疾而终。与此同时还有陆陆续续的华裔士兵组成的分队在澳大利亚为盟军一支特种情报部队效力，更有相继补充的后备力量在印度接受作战培训。

1944年136旅首批派遣特别分队前往马来亚婆罗洲，队长为Roger Cheng，下辖队员有Roy Chan, Louey King, Norman Low 和James Shiu等。他们登陆马来亚半岛以后，顾不上天气的炎热和潮湿的气候，很快就投入到作战行动中去。从联系当地地方势力到提供装备补给，从联络抗日游击队到偷袭日军据点，再从搜集情报到保护当地居民，凡此种种，他们不但要独自面对险恶的日本侵略者，还要同严酷的自然环境相斗争。

这其中最艰难的当是搜集情报了，为了把情报顺利发出去，华裔战士们往往会选择高空峭壁，同时和总部接头及输送物资需要有专人负责两头联络，如果不慎被俘整个行动都会流产，从而影响大局。因此每一位华裔战士随身都携带着毒药，一旦落入敌手，将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准备好了与情报共存亡。

加拿大东部气候尽管严寒，但西部卑诗省长期是温带海洋性气候，即便是拿加东和马来亚半岛相比，寒冬也不敌令人惆怅的热带雨林气候。疟疾横行，四处都是蚊子，而且这种蚊子绝非日常所见的普通蚊子，它们带有毒素，一旦被咬就会有生命危险。就是这样异常险恶的气候，136旅的勇士们一直坚持了下来，日本无条件投降以后，他们继续奔走，负责维持当地治安和解放战俘营，1946年在胜利完成使命以后回到了加拿大，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参与全过程的华裔老兵均获得了加拿大国防部授予的勋章。

但是严酷的自然环境损害了他们当中部分人的健康，Louey King和Norman Low因病住进了医院。Norman Low很快疟疾复发并引起并发症，病情随之加重。由于136旅的行动在当时仍属于军事保密范围，Norman Low信守约定，宁可病重也不透露自己的健康状况，导致医生无法确诊，从而延误了病情，在37岁那年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这些经历过生死的华裔老兵中，郑天华(Douglas Jung)在退役以后前往大学深造，攻读法律学位，成为了一名成功的律师。1957年郑天华代表进步保守党问鼎国会，当选加拿大历史上第一位华裔国会议员。之后郑天华长期为华人社区的利益和中加两国友好而忙碌，备受华社爱戴与敬仰。

“小河弯弯向南流，流到香江去看一看，东方之珠，我的爱人，你的风采是否浪漫依然。”时隔至今，香港始终以自由港而闻名，高度的繁荣是香港的标识和港人引以为傲的地方。但回首往事，香港被日本侵略者欺凌的岁月是香港历史上难以抹平的伤痛，而加拿大军人特别是华裔战士参与过的香港保卫战是抵抗日本入侵所谱写的永恒丰碑。

1941年12月，几乎和偷袭珍珠港同时进行，日军对香港正式展开入侵。尽管此前驻扎在香港的英军针对可能的日军入侵计划有所准备，但真正开打以后却发现日本侵略者早已蓄谋已久，而香港的防御力量又是如此的微不足道。12月8日，日军越过深圳河，目标锁定新界，英军采取固守的策略一定程度上拖住了日军主力的攻势。但是不到两天日军就攻破了防线，迫使英军于10日就撤回香港岛。12月13日日军在劝降未果的情况下与英军在维多利亚港炮战多日，不久又攻入香港岛中枢，虽然英军的抵抗在某种程度上重创部分日军，可是在12月20日以后英军防线完全崩溃，日本侵略者肆无忌惮地对香港逐步吞食，英军终究面临溃败。圣诞节本来代表着基督教文化中的平安和祥和，令人讽刺的是，就在圣诞节当天驻港英军向日本投降，至此香港沦陷，开始了三年零八个月的黑暗时期。

有人曾经质疑过，为什么抵抗到最后竟是“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的结局。是的，香港保卫战失败了，但当时的情况却是寡不敌众，也是那样的孤零无助。而在香港保卫战中加拿大的军事行动却是一道靓丽的闪光点，相比英军的进退两难，参战的加拿大军队由温尼伯榴弹兵团 (Winnipeg Grenadiers) 以及皇家加拿大来福枪团 (Royal Rifles of Canada)共计1975名士兵组成，其中更有不少华裔，他们一直抵抗到最后一刻，直到壮烈牺牲或被日军俘虏关进战俘营而全军覆没，没有一人向日本侵略者低头，也没有一人向沾满着亚洲人民鲜血的膏药旗折腰，他们是真正的勇者无敌。消息传回加拿大，震惊全国，这一国家悲剧堪比靖康耻，”Remember Hongkong”(铭记香港)成为了战时加拿大的一句口号，激励着加拿大国民牢记耻辱，奋勇向前。

罗景鎏(William Lore)作为参与解放香港的加拿大华裔军人杰出代表，在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以后随英军军舰开赴香港，也是战后首位登陆香港的盟军军官。他被派遣接收深水埗战俘集中营，然而此刻负责看守的日军仍不就范，直到罗景鎏发出最后通牒，日军才放下武器投降。罗景鎏以胜利者的姿态走进集中营，面对着骨瘦如柴的战俘说道，你们难道不希望看见一个加拿大人吗? 战俘们立即一片欢腾，此情此景，怎能不叫人动容。但就在罗景鎏参与光复香港的背后，向前回溯，竟是日本法西斯对香港的压迫和对战俘的虐待，日军侵略者的毫无人性暴露无遗，深水埗集中营就是最好的证据。

香港沦陷以后，深水埗集中营用来日本侵略军关押盟军战俘，当年被俘的加拿大华裔士兵就关押在此处。在深水埗集中营里，日军每天只供应两顿饭，味道极差，战俘的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营地里苍蝇肆虐，痢疾和霍乱横行，战俘们生了病日军竟然没收药物，不少战俘就是这样活活等死的。每天战俘还要从事着繁重的劳役，许多战俘在饥饿且内心恐惧的情况下疲敝到了极点，饥寒交迫。战俘放风的时候，铁网附近一些香港市民或出于好心，或是为了赚钱，向战俘提供必要的生活必需品。然而一旦被日军发现，男性面临着屠刀和机枪，女性面对的则是日军侵略者的强暴。

Bill Chong出生在温哥华，是本土华裔青年，香港保卫战时候人在香港，后服役于盟军英军急救队(Brtish Army Aid Group)，并与日军周旋。但是很不幸的是他曾两次被日军俘虏，同样也是两次逃出魔爪。同日本侵略者斗智斗勇的岁月是Bill Chong一生中最难忘的记忆，他亲眼目睹了日军对无辜的虐杀，而他本人更是曾被日军威胁过生命。有的时候，死亡的距离并不遥远，和我们相距只有一瞬间。但是无论条件再艰苦，Bill Chong活了下来，坚强地活了下来，在英军急救队发挥自己的才智，用自己的方式继续着抵抗运动，最后终于迎来了解放，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在加拿大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过程中，还有一些掌握技能的华人同样选择了军事生涯，奉献自己的所长，面对困难毫不退缩，这是最可贵的品质。Raymond Lee就是其中一员，1911年出生在中国广东，在加拿大长大，后来前往香港攻读医学专业直到1938年毕业，悬壶济世是他最大的人生理想。但随着日军的铁蹄践踏着香港的土地，一切计划都被打乱。此时的Raymond Lee同样面临着人生的抉择，如果为日军服务，待遇相当可观，但具有正义感的他拒绝为日本人效力，义无反顾地来到中国非沦陷区，在这里他参加了英军急救队,运用自己所学的医学知识救死扶伤，奋战在后方，挽救了不知多少伤员的生命。在这没有硝烟的后方战场，Raymond Lee挥洒着自己的青春，这不仅仅是大爱和仁心，正是有着许许多多乃至无数的Raymond Lee这样的人竭尽全力做着力所能及的付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迎来了全面胜利，加拿大华人赢来了做人的真正尊严。

“加华丰功光昭日月，先贤伟业志壮山河” 。这是矗立在加拿大温哥华唐人街的加国华裔先贤纪念碑上的一幅对联，对联的一侧就是参加二战的加拿大华裔老兵铜像。和先贤们相比，进入21世纪的我们不管是生活质量还是所处的环境都可以说是天翻地覆。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吃水不忘挖井人，每当路过此处时，相信大家仿佛能够看到，在遥远的四十年代，或在马来亚半岛，或在香江之岸，有一群华裔老兵，正在前方英勇作战，背后则是用身躯搭建的华社与主流社会联结之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