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香港的杂志和报刊上看到一两篇文章,才知道文学评论家袁良骏教授已于去年九月五日因患肾癌病逝,享年八十。
袁良骏字万里,笔名胡陵生,山东鱼台人,1936年生。他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师从著名文学史家王瑶,毕业后留校任教。1982年,袁良骏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翌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先后出任鲁迅研究室主任、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作有《鲁迅思想的发展道路》、《鲁迅研究史》〈上、下卷〉、《丁玲研究五十年》、《白先勇论》、《鲁迅杂文研究》、《香港小说史》、《香港小说流派史》、《书生集》、《独行斋独语》、《冷板凳集》、《八方风雨一一袁良骏学术随笔自选集》、《武侠小说指掌图》等，是中国文学评论界一位具实力和影响力的学者。
屈指一算,认识袁良骏教授也十六年了。1999年,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在温哥华举办“第三届华人文学国际研讨会”,我提议邀请袁良骏来参加。当时,我还未认识袁良骏,但知道他写了一部《白先勇论》。听说他很想来一趟北美洲,就想成人之美;况且,我知道袁教授是一位有心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的学者,请他来没错。那一届研讨会的主题是“天涯共此时——跨世纪的世界华文文学”,袁教授的论文题为“新世纪、新格局、新发展——二十一世纪华文文学前瞻”,是一篇宏观性的论文。当时出席研讨会的还有中国的刘登翰,美国的于梨华、少君、黄河浪(书面提交论文),澳洲的陈耀南,和本地的痖弦、丁果等作家、学者。
那时候,一个多星期的相处,使我对袁良骏那豪爽耿直、快人快语的山东汉子的刚烈个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记得研讨会后有一天,我请了袁教授和作协的几位理事到寒舍便餐,有人提议包饺子。那天,车子到了寒舍门前,袁教授一下车,大嗓门就嚷开了:“浩泉兄,终于找到你的豪宅啦!”我不禁苦笑:“这是加拿大典型的小木屋,绝称不上是豪宅!”这一顿饺子餐,大家吃得开心,也聊得开心。想不到山东汉子的袁教授厨艺也有一手,搓面粉、包饺子都有板有眼,一点不含糊。这天的饺子,皮有韧性口感,肉馅新鲜,吃起来满口肉香与面粉香,完全是两位厨艺高手的功劳。说来真巧,这天正是袁教授63岁的生日。
袁教授回北京后,我们时有通讯。数年后,他在信中说,为健康着想,“想多活几年”,已迁居京郊的通州区。后来,我们的通讯较少,加上袁教授不用计算机,互相之间的音频不那么畅通了。二千年后,我几次到北京,也未有机会与他再见上一面。
袁良骏撰写的《香港小说史》和其续篇《香港小说流派史》,合共70万字,是一部工程浩大的巨著。为了这两部书的写作,他八赴香港,搜集资料,寻访作家,韧而不舍;同时,也花了数月时间,先后泡在香港多家大学的图书馆中,日以继夜地阅读爬梳。这种干劲与毅力,不能不令人佩服。这期间,我也为袁教授引介了一两位他未能联络上的作家,尽了自己的一点绵力。终于,袁良骏花了超过十年的时间,完成了这两部书。他说,这将是自己最后的一部学术专著了。这两部书的出版日期也相隔了九年。
袁良骏的《香港小说流派史》的第十三章“交流、融汇:香港小说多声部”(二)的第三节是“陈浩泉的‘香港三书’”,评论我的三部小说。袁文最后的结论是:“陈浩泉的《香港狂人》、《香港小姐》、《香港九七》等作品,综合起来,堪称20世纪下半叶含香带露的香港史。”他这说法令我感到汗颜。
作为一位笔锋锐利的评论家,难免会引起一些争论,甚至打起笔战。以袁良骏那“山东怒汉”的个性,不平则鸣,认真执着,更几乎是无可避免的了。在文学评论界,他可说是个受争议的人物,多年来点起的火头不少,身上的“牙齿印痕”当然也不少,有一次更几乎要与对方公堂相见。用古远清教授的话来说,他是一位“英名震荡同时又‘恶名远扬’的人”,以致他的离世几乎是无声无息,悼文也少见。
袁良骏的文学论争中,有关金庸武侠小说的争论可说最为人所知。1994年,北京大学向金庸颁授名誉教授的衔头,中文系资深教授严家炎在颁授仪式的贺辞中,称金庸的武侠小说是“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袁良骏对此评价不以为然。当时,鄢烈山在《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拒绝金庸〉的文章,认为北大此举是“自贬身份而媚俗”。袁良骏视鄢文为知音,也发表与严家炎教授看法不同的文章,终于引发一场关于金庸武侠小说的笔战,战场广及京、沪、港,几乎演变成法律诉讼。
袁良骏对武侠小说的取态,在《武侠小说指掌图》一书中已说得很清楚。对金庸的作品,他列出了六大痼疾(有人称其为“六大死症”),认为它有六方面的致命伤或不足。不过,他也同意华罗庚所言，认同武侠小说是“成人的童话”,有其存在的价值与市场,但却认为不可与世界文学名著相提并论。他亦认为很多武侠小说作家很有才华,包括金庸，如果从事纯文学创作,会有更高的成就。当然,作品能否有令人满意的市场价值,作家可否获取更多的金钱报酬,能否名成利就,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别人认为武侠小说可登高雅文学的殿堂,可成不朽经典,你不同意,说出自己的观点就可以了,毋须动气到剑拔弩张。可惜,学术上的论争,往往演变成笔战,甚至变成对人不对事,实属不幸。几十年来,这种活生生的事例也真看过不少了。
袁良骏另一桩引人侧目的事,是他写了一篇短文,指香港作家联会会长曾敏之先生有“会长瘾”,讽刺他当了太多的会长。曾先生是文艺界前辈,在新闻、文艺范筹内贡献良多,一向受人敬重,袁文引起非议是很自然的事了。现在，我手边还有当年他寄来此文发表于《大陆报导》的复印本，再在北后写了一信。年前,袁良骏终于另写了一篇文章,对此事表示后悔,认为自己对不住曾先生,请他原谅。可惜,那时候曾老经已辞世,没法子起来原谅他了。
袁良骏性格刚烈,笔锋犀利,他在文坛横冲直撞,结下不少“仇家”。不过,袁教授的耿直与爽快,有时候却也正是他的优点。据说,九十年代他在香港搜集资料时曾拜访金庸,对方在赠书中夹了五千港币给他,袁良骏回到住处发现后,立即致电金庸的秘书,表示自己不是需要救济的寒士,不能接受金钱馈赠,要求退还。他认为,无功不受禄,理所当然;但自己付出了劳力的稿酬,他却会穷追不舍。他也曾在给我的信中表示,某某报的稿费分文未见,意下就是要我代为追讨。至于金庸的赠款,他的秘书解释是车马费与误餐费,据说最终没有退成。
还有两件事,可以看出袁良骏的真性情。一是,有一次与一位作家晤谈,他当面问对方其一篇作品与某作家作品情节雷同的事,绝不避忌。另一是,那次在温哥华的研讨会,有些报道文字称某海外教授为“著名学者”,来自中国的学者却没有冠以“著名”的称谓,袁良骏背后对此曾有微词。当时,我觉得他似乎小器了点，但事后想,他的不满意也不无道理,是否“著名”,不同地域,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这似乎不是问题,但作为活动的主办者,却有必要留意此等小节,务求对所有来宾做到公平公正,让每一个人都感到满意。这虽是小事一桩,却也让我上了一课,知道很多时候事情考虑得周详些,效果会更完美。
袁良骏曾经是文学评论界一匹骁勇善战、叱咤风云的骏马、野马,曾经脱缰不羁,曾经出界狂奔。如今,特立独行、敢怒敢言、棱角锋利的他也悄然离世,独自远行了。安息吧,袁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