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13日，加拿大统计局发布《Portrait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s in Canada: Diversity and Socioeconomic Outcomes》（《加拿大华人人口概况：多样性与社会经济成果》）。多层次的数据分析之后，不仅让我们对近年加拿大华社有更清晰的认识，而且对加拿大社会如何运作、如何分配机会、如何减少距离感有所启发。
我们常说“华人”，仿佛是一个统一的名词。但统计局开篇就提醒我们，它用的是复数——Chinese populations。在2021年，加拿大有 1,715,775 人自我认同为华人，占全国人口 4.7%，是继南亚裔（7.1%）之后的第二大少数族裔。华人已经从历史上的边缘移民群体，转变为现代加拿大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华人规模并不小，却又并非单一：47.8% 出生于中国、28.4% 出生于加拿大、12.8% 出生于香港、4.1% 出生于台湾、4.1% 出生于东南亚，另有 2.8% 来自其他地区。
这组比例像一张拼图般清晰地表明，同一个“华人”标签下，包含不同历史记忆、不同政治社会化经验、不同语言生态、不同家庭结构等等。它解释了为什么华人社区常常“声音很多”，却不容易“形成一个声音”。换言之，华社发展的讨论不应该再从追求“团结”开始，而是要首先接纳它形色各异的自然状态。
如此庞大、复杂的群体，分布却相对非常集中——华裔加拿大人几乎是“住在城市里的族群”：97.7% 居住在都会区，且高度集中于两大都市圈——多伦多 39.6%、温哥华 29.9%。统计局甚至给出了近乎震撼的市级比例：大温地区的列治文华人占 54.3%，大多地区的万锦占 47.9%。
高密度聚集让生活变得“更容易”：语言学习可以不那么紧迫，信息可以在熟人网络中流动，孩子的成长也能在相似文化的陪伴中完成。但另一个现实值得被重视：真正决定职业上升、公共资源分配和政治议程设置的，往往在更大的“主流结构”里，而不是在族裔社区内部。这也为华社敲响了“警钟”——社区聚集在舒适圈内，未来发展未必舒适。
报告数据中另一个需要社区注意的数据是教育与职业的落差。华人是加拿大教育水平最高的群体之一：在25–54岁人群中，61.8% 拥有学士及以上学历，而全国总体为 36.6%；同时，华人中 40.9% 拥有加拿大本地学位。这些数字很像移民家庭一代代的“信念”：读书是最可靠的阶梯。但报告紧接着告诉我们：学历高不等于工作好——华人的就业率仍低于白人、失业率更高，而且拥有学士及以上学历的华人更难获得与其教育相匹配的工作。
这就是一种“现代移民的悖论”：完成了制度所要求的努力，拿到了制度认可的学历，却在制度的下一道门前被慢慢消耗——资质认证的程序、经验不被承认的惯性、语言与口音带来的隐形评估，以及难以量化却真实存在的偏见等等，都是导致丰满的理想与骨感的现实之间产生落差的原因。
而当职业上升的路径变得不够顺畅，人们往往会转向另一条更确定、更可见的道路——资产，尤其是住房。华人的住房拥有率在报告中非常突出：84.5% 的华人居住在自有住房家庭（白人为 75.7%），31.8% 居住在无按揭住房家庭（白人为 27.2%）。
同时，报告显示华人社区的收入数据呈两极化。这意味着“华人很富”与“华人很辛苦”都是真的——只是发生在不同子群体、不同移民路径、不同地区与不同代际身上。当一个群体内部出现“两端更集中”的分化时，社会叙事往往会变得粗糙：有人只看到豪宅和名校，有人只看到被压价的劳动力和不被承认的履历，华社的真实面貌往往就在这两种叙事之间被遮蔽。
而华裔加拿大人在英法文写作、媒体、艺术创作等方面的人才仍然相对匮乏，因此，被遮蔽的华社真实面貌便长期被遮蔽、模糊——在其他族裔眼中，华社显得神秘而隐形。
如果说教育与住房是“外在可见的成功”，那么归属感与歧视经历则是“内在不可见的成本”。统计局在社会身份调查中给出一个很难忽视的数字：仅 20.3% 的华人对本地社区有“非常强烈的归属感”（白人为 25.4%）。更令人玩味的是，华人内部，移民与本地出生的差异并不明显——海外出生者 20.0%、加拿大出生者 21.4%。也就是说，归属感的不足并不只是“新移民还没适应”，它可能是一种更深的结构性体验：在这里出生、在这里受教育、在这里纳税，但仍觉得自己像“借住者”。
影响归属感的原因很复杂。宗教信仰的差异为其中之一。与加拿大白人社会仍然以基督教为主要宗教不同，华人社区呈现出显著的世俗化特征。统计局数据显示，71.7%的华人没有宗教信仰，而加拿大总体人口中这一比例仅为34.6%；相反，53.3%的加拿大人口信仰基督教，而华人仅为20.2%。
华人是加拿大所有族群中最世俗化的群体之一。这种差异不仅反映文化传统的不同，也影响了社会融入的路径——华人更依赖教育与职业体系，而非宗教网络进入主流社会。
遭遇歧视则直接影响归属感。报告显示，疫情期间经历歧视的比例为 40.9%，显著高于其他群体（例如黑人 29.3%、南亚裔 24.0%）。
归属直接连着生活满意度。报告显示，华人总体的高生活满意度（8–10分/10）为 49.9%；但在“非常强烈归属感”的华人中，高生活满意度上升到 68.7%，而归属感弱者则只有 32.8%。这是一条“社会融入的双向因果链”：归属感不是装饰，它决定了如何感受生活，决定了愿不愿意进入公共生活。
当一个群体在公共空间中频繁经历被指认、被怀疑、被嘲讽，参与的成本就会上升。长久之后，退出公共空间变成了一种“自我保护”的常态，而公共参与又恰恰需要走进公共空间。于是形成恶性循环：越不参与，越没有能见度；越没有能见度，越容易被误解与投射；越被投射，越不想参与。
投票率是华裔社区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度不高的最直观的体现。例如 2025年联邦选举中，华裔聚居的Richmond Centre—Marpole 投票率 59%，Burnaby Central 61%，Markham—Unionville 64%。而在南亚裔集中的选区，投票率为Surrey Newton 64%，Brampton East 65%。
华裔对公共事务参与度不高的另一个直观体现是华裔官员数量与人口比例严重不匹配。华人占加拿大人口的4.7%，但在联邦议会中的比例仅约2%；相比之下，南亚裔人口占7.1%，而议会比例约为8–10%。
华人并不是“刚来”加拿大。统计局报告的简介部分说：华人抵达加拿大最早的记录是在 1788年；1858年淘金潮带来第一波较大规模移民；19世纪后期，华人参与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建设。
读完报告，再看这段简介，更感觉华裔加拿大人的移民定居史是“在场，却常被忘记”。归属感的缺失并不是时间可以自然解决的——有时，它是制度叙事与社会想象持续把某些人放在“外来者位置”的结果。而华人社区本身，在被“错置”的漫长的岁月中，也并非毫无责任。
因此，这份报告的真正意义不在于告诉我们“华人成功了”或“华人受苦了”。它更像在说：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并不会自动把“机会”变成“结果”，也不会自动把“平等原则”变成“平等体验”。
这份报告对华裔加拿大人未来发展的启示是什么？
第一，下一阶段的关键不是“更努力”，而是“更有效地转化”——让教育资本能够进入职业结构的上层，减少海外学历与经验在制度中的折损。
第二，下一阶段的关键不是“更有钱”，而是“更有公共能见度”——通过长期的议题型组织与候选人培养，把人口与资源转化为政治代表性。
第三，下一阶段的关键不是“融入与否”的道德拷问，而是“归属感如何被共同建构”——主流社会需要真正把华人视为共同体成员，而华人群体也需要走出“只在经济上立足”的舒适区，进入公共决策与公共叙事的现场。
统计局的数据让我们看见“成功指标背后的成本”，看见“沉默背后的原因”，看见“未来需要怎样的公共行动”。当我们愿意直视这些数字时，我们其实也在直视加拿大本身：一个移民国家的复杂、矛盾与可能性。
参考信息：
https://www150.statcan.gc.ca/n1/pub/89-657-x/89-657-x2026001-eng.htm
https://www150.statcan.gc.ca/n1/daily-quotidien/251208/dq251208b-eng.htm
https://electionsanddemocracy.ca/news/new-data-geography-elections
https://electionsanddemocracy.ca/print/pdf/node/59027
https://electionsanddemocracy.ca/print/pdf/node/35058
https://electionsanddemocracy.ca/print/pdf/node/59034
https://electionsanddemocracy.ca/print/pdf/node/35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