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总统川普构建的世界观中，维系其生存的土壤是本土主义（nativism）、霸凌行径与否定民主规范的有毒混合体。这三种元素令身处不同世界观的人们一时目眩神迷，使川普的批评者与盟友都难以揣摩川普。所有这些构成了12月4日发布的美国政府最新版《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
这份战略被正确解读为对战后美国及其民主盟友共同构想的自由秩序的终止。它将美国的施政策略倒退一百年，即一战后美国背弃《凡尔赛条约》，拒绝加入国际联盟，选择孤立主义而非国际合作。
此举虽令人震惊却不足为奇。自川普2017年首任任期起，全球自由贸易时代及过去70年建立的联盟体系（特别是北约）便已显露危机。美国想要重返大国地位，通过经济军事力量支配区域、争夺全球控制权的孤立主义时代。这份战略不过是将众所周知的发展趋势付诸文字。
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是1823年由美国总统门罗提出的外交政策，其核心宣称“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表面上倡导反对欧洲殖民和干涉，实则旨在将中南美洲划为美国的势力范围，确立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
《国家安全战略》的突破性在于其隐含的愿景：将加拿大、墨西哥及中南美洲国家视为服务于美国利益的附庸国。这份战略首创了“门罗主义的补充条款”，宣称任何针对西半球战略领域的外国投资都将被美国视为安全威胁而予以严厉应对。
中俄显然是《国家安全战略》主要目标，这也是加拿大可认同的立场。确保这两国无法在美洲任何地区建立桥头堡（beachhead），完全符合加拿大利益。
但这份战略措辞含糊，加拿大在应对川普关税威胁时，能与哪些国家开展能源贸易、港口互通、军事能力及其他战略项目交流的决定权似乎由美国掌握。北约其他盟国是否需要请示美国？尚不明确。
可以明确的是，川普政府构想的世界格局将对加拿大主权构成极大威胁。
在这份兼具利弊得失的战略中，这是我们最需警惕之处。我们要明白，当加拿大试图与外国交流以平衡对美依赖，增强经济韧性以应对川普关税战时，恐将承受美国的经济惩罚。
积极因素
可以说，自由民主国家对第三世界的独裁贸易伙伴指手画脚干涉其内政的时代已经终结，这曾是前总理哈珀和特鲁多最热衷的消遣。美国在《国家安全战略》中声明，将与阿拉伯半岛君主制国家开展贸易而不“训斥”对方，加拿大可以照抄美国的这一做法。
总理卡尼近日表示，他不会推行特鲁多推崇的“女权主义外交政策”（Feminist Foreign Policy）。十多年前，这是一套流行的外交思维，摒弃了对军事力量、暴力、父权气质和统治的侧重，提出用更包容、交叉的视角重新思考和平与安全问题。
现在取而代之的是，加拿大应效仿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做法：“当改革自然萌发时予以赞赏，而非强加于人”。加拿大亟需修正其对影响他国政府能力的自负认知。若此举能促成政府转变，我们便视之为胜利。
《国家安全战略》同时强调加拿大与欧洲需加大国防投入。当增加国防开支意味着要缩减其他更受欢迎的民生项目时，政府往往兴趣乏乏。美国的新战略立场应当能增强北约盟友的积极性。
正如前面所说，共同遏制中俄的努力值得鼓励。
消极因素
坏消息是美国开始表现得极其虚伪。《国家安全战略》宣称美国将停止纠缠那些绑架并戕害外国记者的阿拉伯独裁者，并把与好战且残暴的普丁恢复关系列为优先事项。同时，美国公然意图干涉中南美洲国家的内政。
这当然不是新鲜事。过去150年来，美国屡次试图操控中美洲、南美洲及加勒比海国家的事务。海地、古巴、多米尼加、巴拿马、尼加拉瓜、洪都拉斯、智利、阿根廷、委内瑞拉等，皆可找到中情局（CIA）支持的政变、非法资助右翼武装势力与独裁者、暗杀（斩首）行动及军事侵占的痕迹，其目的无非是为美国企业与安全利益服务。
现在，这份战略要求加拿大、墨西哥及中南美洲各国按川普的条件与美国政府及企业开展业务。
根据《国家安全战略》表述，白宫将为美国企业在加拿大、墨西哥及中南美洲各国“识别战略性收购与投资机会，并提交所有美国政府融资项目评估”。
该战略明确说：“任何协议，特别是美国对其具有影响力的国家的协议，都必须确保美国企业获得唯一供货方（sole-source）地位。”
与此同时，美国“应全力打压”在该地区承建基础设施的外国企业。
这对加拿大及其他主权国家显然是不可接受的，更是对其商业自主权的侵犯。
但美国显然无意给予他们选择余地。《国家安全战略》宣称美国将“招募”（enlist）美洲伙伴，实则更像是强征入伍。美国将优先推行“商业外交”——即以胡萝卜（贸易协定）加大棒（关税）的组合手段——迫使美洲各国就范。
该战略还将奖励并鼓励该地区“与美方原则和战略基本一致的政府、党派及活动”，此举明显带有干涉内政的色彩，恐在加拿大等地煽动反移民及反自由主义情绪。
邪恶的一面
《国家安全战略》毫不掩饰地呼吁推行冷酷的“美国优先”外交政策。其宣称的目标包括：主宰西半球、终结大规模移民、通过军事力量维护印太航行自由、阻止敌对国家掌控中东、推广美国高科技以“推动世界进步”、通过迅速结束俄乌战争重置与俄罗斯的战略关系，以及恢复“欧洲文明自信与西方身份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