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赫德·哈穆里 肯特大学国际法讲师
2023年11月，以色列士兵在加沙海滩升起以色列国旗的视频截图 (半岛电视台)
10月7日，以色列宣布“进入战争状态”。以色列南部城镇和定居点遭到袭击后，以色列政府宣布将发起“大规模行动，保护以色列平民”。两天后，国防部长约亚夫·加兰特宣布全面封锁加沙，切断电力、燃料、水和食品供应。他说道：“我们正在与人类动物作战。”
自从那时以来，超过17700名巴勒斯坦人因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轰炸而丧生，其中三分之一以上是儿童。该飞地内已有超过170万人流离失所，平民无处可逃。
在这场死亡和破坏中，西方媒体和政界的主流说法是，这是一场“战争”，以色列有权“针对‘恐怖主义’自卫，巴勒斯坦的困境是一个‘人道主义’问题。这种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描述（以国际法语言为依据）完全扭曲了现实情况。
现在巴以发生的一切都是在殖民、占领和种族隔离的背景下发生的，根据国际法，这些都是非法的。以色列是殖民国家，巴勒斯坦人是被殖民的土著居民。任何未提及这些情况的国际法的提及都是对故事的歪曲。
以色列：殖民者
以色列作为殖民国家的地位在联合国成立之初就很明确。值得注意的是，巴勒斯坦的情况有很多特殊之处，另一方面，它容易受到歪曲和操纵的影响，因为它是在全球南方的大规模殖民理论上结束的时候被殖民的。
例如，犹太机构的代表埃亚勒·魏茨曼（Ayel Weizman）是促成犹太复国主义项目的主要参与者之一。1947年，在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当时正在审议承认以色列国的问题，他将当时发生的情况描述为犹太人的“巴勒斯坦殖民化”。
1950至1970年代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决议倾向于将巴勒斯坦与其他殖民国家挂钩。例如，1973年第3070号决议宣布联合国大会“谴责所有不承认人民自决和独立权利的政府，特别是仍处于殖民统治下的非洲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
同样，巴勒斯坦的情况也被认为与种族隔离的南非案例极其相似。例如，1971年第2787号决议指出，大会“确认人民，特别是南部非洲，尤其是津巴布韦、纳米比亚、 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几内亚（比绍）以及巴勒斯坦人民，按照《联合国宪章》采取一切可用手段，争取自决和摆脱殖民和外国统治及外国征服的斗争的合法性”。
1967年战争结束后，以色列占领约旦河西岸、东耶路撒冷、加沙、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促使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242号决议，该决议在序言中强调“不允许通过战争获取领土”，并呼吁“以色列武装部队从最近冲突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
然而，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些决议在英文文本中故意含糊地提及“被占领的领土”，以色列一直用它来证明其占领和吞并的合理性。该决议也为以色列开始建设定居点铺平了道路， 联合国巴勒斯坦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弗朗西斯卡·阿尔巴内塞在其报告A/77/356中将其定义为“殖民化”西岸。
1993年《奥斯陆协议》的签署将殖民和占领的背景抛到了一边，该协议被作为结束“巴以冲突”的“和平协议”提交给国际协议。当然，它没有做这样的事情。
以色列殖民者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压迫和剥夺仍在继续。
辩护权和抵抗权
消除殖民和占领的背景有助于将巴勒斯坦人描绘成完全属于两类之一，即人道主义危机的“受害者”或“恐怖分子”。
一方面，将巴勒斯坦人的困境视为人道主义关切掩盖了其根源。正如多个联合国和人权组织报告指出的那样，以色列的占领和种族隔离摧毁了巴勒斯坦经济并使巴勒斯坦人陷入贫困。对人道主义因素的关注使援助依赖长期存在，并忽视了问责和赔偿的要求。
另一方面，将巴勒斯坦人描述为“恐怖分子”的说法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以色列军队的目标始终是通过任何可能的手段消除“巴勒斯坦问题”，包括种族清洗、征服和流离失所。它还剥夺了国际法规定的巴勒斯坦人民抵抗的权利。
《世界人权宣言》在序言中强调，“如果不想迫使人们将反抗暴政和压迫作为最后手段，那么人权就必须受到法治的保护。”实际上，这意味着在人权不受保护的情况下反抗暴政和压迫是可以接受的。
同样地，1950至1970年代的许多联合国大会决议、《日内瓦公约第一议定书》以及国际法院的判例法等都为人民在行使自决权时利用一切可用手段进行斗争的合法性提供证据。
当然，无论以何种形式进行抵抗，巴勒斯坦人都受到国际人道主义法中敌对行为规则的约束。
剥夺巴勒斯坦人的抵抗权与以色列及其盟友不断唤起以色列的“自卫权”是相辅相成的。然而，如果威胁来自被占领土，那么就不能援引《联合国宪章》第51条，该条使以自卫名义进行的武装侵略合法化。
国际法院在其关于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修建隔离墙的法律后果的咨询意见（2004年）中重申了这一原则。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以色列于2005年单方面从加沙撤军以及撤销定居点，但仍然对该领土行使有效控制。这一现实在过去两个月中显而易见，以色列切断了粮食、水、医疗用品、电力和燃料，而这一切对于加沙人民的生存至关重要。
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加沙已被以色列占领，以色列不能将自卫作为其针对来自其有效控制领土内的威胁进行侵略的合法理由。
从这个意义上说，以色列在加沙犯下战争罪、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不是出于“自卫”，而是出于占领。以色列军队不分青红皂白地过度使用爆炸性武器，迫使加沙超过170万人流离失所，切断燃料、电力、食品、水和医疗供应，相当于集体惩罚。
不幸的是，这些罪行并非异常现象，而是过去75年来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持续实施的系统性暴力的一部分。
过时的战争法
为了证明加沙令人震惊的平民死亡人数合理，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经常援引战争法，抛出“自愿人体盾牌”和“比例原则”等术语。
除了这些主张存在有缺陷的论点和缺乏证据之外，他们还依赖于殖民列强制定的一套已经过时的规范。
战争法是在殖民时期制定的，旨在规范主权国家之间的武力使用。殖民地显然不被视为主权平等，这些法律旨在维持对土著人民、领土和资源的统治。
这些法律没有考虑冲突各方之间权力的不对称它们忽视对战争中的技术变化。它们的设计初衷并不是为了考虑影响战争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过去75年里，人们为克服这些缺点做出了重大努力，但北半球国家却系统性地破坏了这些努力。
这并不奇怪，因为大多数当代战争发生在北半球以外，来自战争的利润主要流入北半球经济体。
以符合实际情况的方式更新这些法律不符合强国的利益。过去20年里，北半球国家并没有更新战争法来实现非殖民化，而是实施了一个适应其“反恐战争”的新框架。
因此，毫不奇怪的是，随着以色列在加沙和西岸消灭巴勒斯坦人，主流国际法律反应反映了持续的殖民态度，无视歪曲和误传，拒绝直呼其名，即定居者殖民主义、抵抗和人民自决权。
摆脱残酷暴力循环的唯一出路是充分、明确地承认巴勒斯坦的殖民背景。以色列必须结束对巴勒斯坦的殖民、占领和种族隔离，并进行和解与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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