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五年里，出于对中国所构成的安全威胁、它的人权记录以及在关键行业取得主导地位的日益担心，美国已在计算机芯片、太阳能电池板以及各种消费品的进口方面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但就在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和企业高管们寻找办法切断与中国的联系之际，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的产品正在通过其他国家进入美国，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仍深深地纠缠在一起。新发表和即将发表的经济学论文对美国是否真的减少了对中国的依赖表示怀疑，阐述了贸易关系最近的重新调整对全球经济和美国消费者意味着什么。
由于前总统唐特朗普政府实施的惩罚性关税，以及拜登政府更严格地限制向中国出售技术的措施仍在继续，全球制造业和供应链的变化仍在进行中。
最新限制措施的主要设计者是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她本周在北京和上海与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了会晤，突显了美国在寻求减少其对中国依赖程度上面临的挑战，因为两国经济仍有如此之多的联系。
美国改写贸易规则，加上其他经济变化，已导致中国产品在美国进口中的占比下降，同时，来自越南和墨西哥等其他低成本国家的产品在美国进口中的占比上升。拜登政府还加大了刺激力度，推动国内的半导体、电动汽车和太阳能电池板生产，美国制造业的建设已经加快。
但堪萨斯城联邦储备银行周六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会议上讨论的最新研究发现，虽然全球贸易格局已重新调整，但美国的供应链仍高度依赖中国的生产，只不过没有那么直接而已。
哈佛商学院的经济学家劳拉·阿尔法罗和达特茅斯塔克商学院的经济学家达文·卓尔在他们的论文中写道，中国在美国商品进口中所占的比例在2017年达到22%的峰值后，已在2022年降至约17%，主要是因为中国产品在美国进口的机械设备、鞋子、电话机等产品类别中的占比降低。与此同时，越南等国家增加了向美国出口服装和纺织品，而墨西哥等邻国已开始向美国出口更多的汽车零部件、玻璃，以及钢铁。
这似乎表明美国正在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但这里面有个问题：墨西哥和越南等国都在从中国进口更多的产品，而中国对这些国家的直接投资已在激增，表明中国企业正在那里开设更多的工厂。
这些趋势暗示，企业可能只是在将它们漫长供应链的最后部分转移出中国，而且一些企业正在把越南或墨西哥等国家作为中转站，从那里将部分或大部分仍在中国制造的商品运往美国。
尽管支持脱钩的人提出理由称，任何从中国转移出去的做法可能都是好事，但这种重新调整看来会有其他后果。该论文发现，供应链的转移与商品价格的上涨也有关系。
据论文作者计算，中国在美国商品进口中占比下降五个百分点，也许会导致美国从越南进口的产品价格上涨9.8%，从墨西哥进口的产品价格上涨3.2%。他们说，虽然还需要做更多的研究，但这种效应可能会对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产生轻微影响。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警告——转移供应链很可能会影响成本，我们的第二个警告是，这样做不太可能减少（对中国的）依赖，”阿尔法罗在接受采访时说。
他们的研究与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的卡罗琳·弗罗因德和世界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们即将发表的论文结果相符，后者研究了从中国进口的特定进口商品在特朗普对它们加征关税后，这些商品的贸易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这篇论文发现，关税对贸易有很大影响，加征关税减少了美国对相关商品的进口，尽管美中贸易的绝对值持续上升。
能从中国失去的市场份额中分一杯羹的国家是那些已经擅长生产受关税影响产品（如电子产品或化学品）的国家，以及那些深度融入中国的供应链、与中国有大量贸易往来的国家，弗罗因德说。它们包括越南、墨西哥，以及台湾。
“它们也正在增加从中国的进口，恰恰是那些它们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她说。
所有这一切对将制造业转移回美国的努力意味着什么尚不清楚。研究人员对这个趋势的发生程度意见不一。
尽管如此，这两组研究人员以及在杰克逊霍尔参加美联储最受关注的年度会议的其他经济学家都不认同一种观点，那就是，这些供应链的转移意味着全球贸易已在整体上出现缩减，或世界的相互联系正在减少。
新冠病毒大流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美中两国的紧张关系，已导致一些分析人士推测，世界也许正在朝着逆全球化的方向发展，但经济学家们说，这个趋势并没有真正得到数据的证实。
“我们没有在宏观层面上看到去全球化，”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恩戈齐·奥孔乔-伊维拉在杰克逊霍尔的一个小组会上说。但她也提到了其所谓预期中存在的令人担忧的变化。
“去全球化的言论正在盛行，加剧了政治紧张局势，进而影响到政策制定，”她说。“我担心的是，言论可能会变成现实，我们可能会在投资模式上看到这种变化。”
还有一些出席杰克逊霍尔会议的人对其他的后果（如产品短缺）发出了警告。
转向国内生产或只在密切盟友国家生产会“意味着新的供应制约，尤其是如果贸易碎片化在国内的供应基础重建之前加速的话”，欧洲央行行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在上周五的讲话中说。
全球供应链的转移往往缓慢，因为企业制定计划、进行投资、建设新工厂需要时间。经济学家们正在继续跟踪当前全球采购的变化。
考虑到与中国有关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日益加剧，以及中国经济最近出现的问题，全球供应链的进一步转移也许不可避免。
阿尔法罗说，经济学家们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将工厂迁回美国或迁到其他友好国家的经济效益（比如美国制造业的创新）最终是否会超过这个战略的成本（比如消费者支付的价格更高）。
另外的问题是，弗罗因德说，她认为政府和其他部门尚未“认真考虑”制造业回流的成本。
官员们的典型说法是，“我们将把所有的制造业带回来，我们将拥有所有这些工作岗位，这一切都将带来皆大欢喜的结果，但事实上，这样做的成本将极其高昂，”她说。“我们以前有那么低的通货膨胀率，部分原因是通过全球化，我们将低成本商品带回来，提高了生产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