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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老师，曾经是很多人心中比较体面的工作，幼教专业也一直是师范和职业技术院校的热门报考选择，尤其前几年，适龄幼儿数量多，幼儿园对老师的需求也大，很容易找工作。
但现在，形势正在发生变化，出生人口下降，就像一根点燃的引线，幼儿园最先遭受到冲击，部分地区出现招生难、招不满的情况，直接影响了老师们的工作和收入。
学前教育专业的毕业生们，报考时就业宽广，工作后却面临裁员。对于已经工作的老师们和尚未进入这个行业的学生来说，在这艘即将倾覆的大船上，跳或不跳，都是艰难的选择。
文 |每日人物
编辑 |赵磊
运营 |岩蕊
一孩难求
最近，林卉平生第一次有了这样的担心——自己的工作可能干不长久了。
她是青岛一家普惠幼儿园的老师，今年以来，幼儿园开始招不到学生了，“从三月就开始招生，要招七个班，现在连三个班都没招齐，直接多出四个班的老师”。例会上，幼儿园园长焦虑了：“说不定有一天我们都要失业。”那天过后，林卉越想越觉得恐慌。
29岁的林卉算得上是老员工，她工龄超过七年，升至教研组长岗位。哪怕按照末位淘汰，她也是比较安全的位置，但不安的情绪难以抑制，“因为未来充满不确定性”。这样的情况，对于幼儿园来说也是第一次。这家幼儿园多年没涨过价，即使如此，往年六月底就完成的招生工作，今年还有一半空缺。
林卉记得，前几年是不愁招生的，每间教室都至少有30个孩子，后续还会不断有新生入学，“多到教育局都说没关系，一个班可以再加5个名额”。老师们也没有招生的概念，直接坐在学校里等，就会有很多家长踏破门槛来报名。
那时，家长动作慢了就报不上，为了公平，还得用电脑抽签分配学位。一度有家长不满，把校门口的铁门推倒，喊话要园长出来给个说法：“我们就要上你的幼儿园。”短短两三年后，幼儿园就从“一位难求”变成了“一孩难求”。
数据也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据青岛晚报，2020年，青岛幼儿园小班实际入园总人数12.5万人，比2019年增加3.05万人。2021年入园人数开始下降，降至10.01万人，2022年又降低到8.73万人。按照初步摸排的招生数字，预计今年小班入园人数比去年还会有所下降。
这两年，一些幼儿园变得越来越空旷。林卉所在的幼儿园有三栋楼，还带一个小操场，宽敞曾是幼儿园的绝佳优势。前年开始，教室逐渐坐不满了。去年，直接有一栋楼空了。为了提高学校资源的利用，吸引更多学生家长，园里重开了特色课。原本，这种放学后的补课并不被允许，但随着招不到孩子，特色课又像雨后春笋一样遍布当地的幼儿园。
▲ 幼儿园教室。图 / 视觉中国
最焦虑的时候，林卉在社交平台上发帖：“幼儿园教师有一天真的会面临失业吗？”她收到了三百多条回复，不少人说起没生源、招生难，回帖IP遍布全国各地。
孩子的确少了。据国家统计局，2011-2015年，中国年出生人口数均在1600万之上。2016年，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出生人口升至1786万人。2017年的出生人口稳定在1723万人。此后开始下降。2018年到2022年，出生人口分别为1523万人、1465万人、1200万、1062万、956万。
幼儿入园年龄是3到6岁，这意味着，2019年、2020年是上幼儿园最难的时候，此后入园人数便开始减少，到现在，已经骤减近三分之一。社交媒体上，2021年还有关于入园难的讨论，此后便逐渐消失。
前几年孩子多，为了缓解入园难的问题，幼儿园也越建越多。2019年初，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工作的通知》，政府继续加大扶持力度，鼓励社会力量办园，许多小区修建起了配套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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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卉所在的幼儿园地处几个大型社区中间，到城区中心地带只需开车10分钟。几年前，整个片区只有这一家幼儿园，最近两三年，一些周边小区也修起幼儿园，分流了不少孩子。只是，随着人口出生率下降，形势骤变，一些幼儿园还没体验到热闹，就开始招不到学生了。
首先受冲击的是民办幼儿园。宋蓝在四川资阳一家私立幼儿园，今年的新生只招到20个孩子，不到一个班，但招生任务是三个班。宋蓝记得，招不到孩子的境况，2021年就出现了。那年只招到一个班，多出来六个老师。后来，因为房租涨价，幼儿园搬到了更便宜的位置。
在上海一家双语幼儿园工作的李君，最早感受到压力，是在去年春天。“当时园长专门开了会，讲到招生竞争很激烈，让我们努力配合好。”
从那时起，招生成为了老师们另一项重点工作。几乎每隔一周，幼儿园就要举办亲子活动吸引家长。招生奖励金额提高了，鼓动家长们互相推荐，每成功介绍一个孩子入学，就给予相应优惠。他们也招收一些特殊孩子，只要家长送过来，自闭症、多动症患儿都接收。
目前，李君所在的幼儿园生源还保持稳定，但园长已经开始未雨绸缪，制订了更高的工作标准，比如一周至少联系家长一次。如果孩子生病请假，必须每天都进行问候。
就连公办幼儿园，也开始招不到足够的学生了。49岁的方捷在上海浦东新区一家公办园，今年原本要招五个小班，也只招到三个。她们实行电脑报名，按地段分配，系统上可以看到，的确没有多余的孩子了。往年还会有许多找关系进来的孩子，今年一个也没有。当幼教三十多年，她觉得今年招生是“断崖”的一年。
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人口下降往往造成连锁反应。招不到生，不只在幼儿园，在高等院校，报考学前教育的学生，都在逐年递减。王珂曾在上海一所大专院校教授学前教育专业课程。从2019年入职，到2021年离职，一开始要教十几个班的学生，此后每年减少几个班。学校也开始着急，疫情期间都在举办直播招生宣讲，老师们也被要求加入招生宣讲工作。
报考人数减少，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幼教职业市场已经趋于饱和，就业越来越难。
印雪是今年的应届学前教育毕业生，去年她报考南京主城区幼儿园，招8个人，报名人数在800人左右，她没有考上。临近毕业，她决定先去幼儿园上班，明年继续考编。再考不上，就考虑转行了。
四年前的夏天，填报志愿时，亲戚家不少小孩刚上幼儿园，家里人都觉得，学前教育未来就业广阔。现在回想，那年正是放开二胎后，第一波孩子入学的光景。
但学成毕业后，情况急转直下。找工作也不容易，她把地点圈在南京，投了十几家大大小小的幼儿园，得到的回复几乎都是“看情况”。要看今年的招生情况，再决定招不招老师。招生会持续到八月，意味着她也只能等待。但回想前年实习，年初二月，幼儿园就已经确定了招聘名额。
对尚未踏出校门的学生而言，学前教育的黄金时代似乎已经落幕了。五年前专科毕业的陈悠，在幼儿园工作一年之后去读了学前教育专业的硕士，去年毕业，一直在备考编制。原本她希望提升学历来拓宽自己的选择，但她读书的速度赶不上环境的变化。
她一边做兼职一边备考，每天花4个小时辅导学生做作业，能赚100块钱，作为脱产备考的生活费用。在原本的设想中，读完硕士进入编制，是理所当然的一条路，但几年后，这条路似乎更窄了。
最初，陈悠计划报考徐州的高职高专，但不少学校招聘要求已经提高到博士。去年，因为疫情，她错过了几轮考试，考了几个高校行政岗位也没有下文。今年，她想考徐州的学前教育教师编，去年招了30个人。等到今年五月出通告，多个区的招聘人数直接降为0。
陈悠报了一切能报的岗位，徐州的社工岗、家乡的备案制岗位，甚至是幼儿园代课老师。目前只有“备案制”进了面试，“连代课老师都有几百个人报名”。在她的理解中，“备案制”夹在编制和合同制中间，“只能说裁员先裁合同制，但也比不上编制有保障”。家乡的备案制也签合同，三五年一签，她还是害怕，35岁会不会就没有工作了？
有些人早早就认清了形势。西安读大三的崔景，经历实习后，坚定了不去幼儿园的想法。实习工资只有一千多，她打听得知转正后也只有三千多。对于薪资，“大一大家还不太敏感，到了大二，大部分人就知道真实情况，感觉像一盆凉水浇下来，完全接受不了”。
工资低，女孩们只能精心安排这笔钱的用途。林小雨在福州读大二，她的实习工资高达2500元，“算是同学们中最高的”，不少同学每个月只能拿一千多块钱工资。
学校提供的单身公寓，1000块钱，给4个人住，还要自己再买床。林小雨和三个室友决定自己找房。配置合适的两居室，房租要1800块，每个人每月要多付200块钱。“太贵了”，有人不同意。几个人只能顶着40度高温继续找房。后来租到了“低配版”，1400块，一个房间隔出来两个卧室。隔板上方留出缝隙，就能共用一个空调。晚上林小雨睡觉后，除了凉气，隔壁的灯光也能从缝隙透过来，很长一段时间，她把被子盖过头顶入睡。
除了忍受低工资，每个人会在实习中，发现学校没有讲解的另一个真实世界。林小雨实习时，有时观察到搭班的老师不按规定做事。原本应该看着孩子午睡，但搭班老师只顾自己玩手机、睡觉。主班老师似乎对此并不在意，她们已经搭配了几年，作为新人，林小雨不敢多言。
短暂的实习经历，也让印雪领悟到了一条重要经验：“面对小孩子要打起十二分精神，所有的互动尽量在监控下进行，不然容易产生一些矛盾。”她曾见过一个新老师遭到家长投诉报警，小朋友回家跟父母说老师打他了，调监控才发现，老师只是牵着小朋友的手，让他当队列排头。
需要小心对待的职场关系、需要保持高度专注的工作内容、需要时不时处理的突发事件，让许多学生，在实习阶段，就吃够了幼教的苦头，也让他们早早打消了入行的念头。
林卉曾经无数次后悔报考学前教育专业。当年填志愿，所有人都说这是一个不错的专业，“好就业、适合女生”。她也喜欢孩子，欣然填报。毕业那年，正好放开二胎，找工作不用费力，连学公共管理的朋友都顺利通过了幼儿园面试，“你去哪家哪家都想把你留下，就是因为缺人”。
但工作几年后发现，幼教工作心累、工资低、社会地位偏低，孩子们的世界简单纯粹，难的是应对各种各样的家长。
对于幼教来说，谨言慎行是金科玉律。有一回，小朋友们在玩攀爬梯，一个孩子有些害怕，林卉鼓励：“我们不要当胆小鬼，要勇敢一点哦。”没想到孩子母亲第二天就来了幼儿园，“恨不得从电话那头冲过来把我撕了”。家长觉得老师不该用“鬼”这样的字眼，“幸好园长给力”，坚定地告诉这位妈妈，老师肯定是在鼓励孩子。
陈悠曾遇到有的家长，每天都来仔细询问孩子的一日三餐和排泄物颜色，还会同时问几个老师，“特别可怕的是如果他问了你，你和其他老师说得不一样，他就会找过来了”。有的问题她也实在难以回答，诸如孩子被蚊子叮了，有家长会问：“在哪里被叮的？”
刚开始工作时，林卉很受打击，许多家长只是把她们看成保姆。“好像我把孩子交给你，不是来让你教育和管理的，只是照看一下。那会儿我真的觉得没有什么尊重可言。”陈悠也对此印象深刻。一次家长接孩子放学，临道别，家长教孩子说再见，称呼不是“老师”，而是当地方言词汇中“保姆”的说法。
心受委屈的同时，钱也少得可怜。3000块的工资，至今是许多幼儿园的标配。
上个月，还在备考编制的陈悠也找过工作，底薪3000块，再加提成。至于提成怎么算，她专门找了园长几次，得到的只是“画饼”和“PUA”。“园长跟我说，不要只看眼前的工资，我觉得很好笑，她真的觉得我没有经验还是觉得我不会上网呢？”工资低，园长还希望她利用下班时间写论文，“跟我说最好两周就写一篇”。搭班的老师都劝她“快跑”，待了四天后，她提了离职。
五年前专科毕业后，陈悠曾在幼儿园工作过一年，那时候工资是3000块底薪加绩效。五年过去了，她读了研，有了工作经验，工资还是卡在这样的水平线。
即使在一线城市，幼教工作收入也不高。李君在的双语幼儿园，每个月工资能有6000块，但在上海，这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数字。她是本地人，不用租房，而身边家在外地的年轻同事们，只能租便宜的房子，生活非常拮据。
李君毕业于上海一所985大学，10年前，因为感兴趣，填报了学前教育专业。她真心认同幼教的职业价值。“3-6岁是人最重要的童年时期，如果小孩子童年有缺失，可能一生都会有阴影。在这个阶段能够去教他们成长，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只是这份理想在现实的工作中，也只能“慢慢消磨”。
一位1999年的男生，只在幼儿园待了不到一年，就黯然转行。他理想中的幼儿园，“会有一位严肃严格的园长，绝不允许有教师为了应付工作忽略孩子的感受，也绝不允许家长介入教师的工作。每位教师都有独特性，每个班级的孩子都会有自己的性格特色”。入行后，他被要求“主动加班”，浸泡在“各种没有意义的会议”与“环创”项目中，那些美好的想法，成了“理想主义者的幻想”。
即便如此，随着孩子越来越少，幼教行业也越来越卷，对老师的要求也一直在提升。王珂今年三十岁，她从大专院校离职后，去年底，考入上海一所示范公办幼儿园，成为一名助教。目前，她所在的班级已经有三位老师学历为研究生。“这两年招了很多应届硕士生，都要先跟班当助教，积攒实践经验。”
选择从高校进入一线，王珂也带着关于教育的理想。她觉得“如果我自己没有真正体会过幼儿园老师的工作，就没有办法把课讲深入，也没有勇气鼓励学生从事这个职业”。来到一线后，她经历了“无数至暗瞬间”。书本与现实的冲突、对体力的高强度消耗以及“高度紧绷的神经”，都让她陷入迷茫。
忽然间从“一位难求”到“一孩难求”，幼儿园还没经历过这种变化，应对起来也没什么经验，只能摸索办法。
据教育部公开数据，自2004年起，在园幼儿数量每年持续增加，直到2021年，数据开始下滑。2021年比上年减少13.06万人，下降0.27%；2022年变化更为明显，学前教育在园幼儿4627.55万人，比上年下降177.66万人，下降约3.84%。
“突然一下子没有生源了，领导也很懵。”林卉所在的幼儿园，目前除了发布公众号，没有新的措施。很快就轮到她带毕业班，今年的境况让她提前担忧起了明年的招生，而眼下只能干着急。
在四川资阳，一些缺生源的幼儿园为了招生，会选择在人流量大的广场和商场，搭舞台，让老师们跳舞，同时分发气球和传单，来吸引家长报名。去年，学校开始要求宋蓝和同事们广发朋友圈招生。今年初，直接安排老师们外出宣传。用最笨的方法，老师们手拿气球，去游乐园、广场，寻找适龄儿童，要到家长联系方式。那天，她全程只加到一个微信，“她是想要我带的气球才加的，后来也没有入学”。
▲ 今年春天，为了引流招生，宋蓝所在的幼儿园举办体验课。图 / 受访者提供
一些幼儿园开始想其他办法。方捷所在的公办园，老师们几乎都有编制。今年少招两个班，多出来六个老师，幼儿园决定新增两个托班，招三岁以下的孩子。疫情前，园里曾未雨绸缪般地，给老师们免费提供过育婴师培训，如今派上了用场。
就业形势严峻，还在读学前教育的学生们，都开始思考未来的道路。考研，进入高校教授学前教育，似乎是目前能想到的最佳路径。
规划是美好的，迷茫仍挥之不去。大三的崔景决定考研，出来后进高校教师编。但对于编制的具体情况，她还只有浅显的认知。大二的林小雨也开始准备考研。她想跨专业，又担心本硕专业不相关影响未来的发展。找到老师咨询，得到的回复也“很简略，说了跟没说一样”。
对尚未入行的学生们而言，或许尚且有选择的机会。但招不到生的幼儿园老师们，沉没成本拉满，放弃还是继续，都得付出很大的代价。
工资不高，加上咽炎和鼻炎，宋蓝做了转行的决定。她时常嗓子不适，如果班上有小朋友生病，她“必定先感冒”，扁桃体反复发炎。“想找一个说话稍微少一点的工作，保护一下嗓子。”
林卉原本计划，过完年要去考在职研究生，学历加持，每个月能多800块的工资，也方便升职称。现在她迷茫了，“出生率都低了，学出来你可能都找不到工作，再去考这个研究生有什么用？”她甚至考虑过转行，但家里对此不太赞同。最支持的还是考编，但又担心考不上。自从上个月知道招生情况后，关于未来的期待就变成了忧虑，“始终下不了决心，还在纠结”。
前段时间，她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说2025年将出现人口拐点。但她并不乐观，“拐点到底是指人口继续下跌还是开始回升？”
年轻人不生孩子，林卉“很理解”。“养孩子花销大，生育也是对女性非常大的损伤。”她老家就在青岛县城，29岁，在一些亲戚朋友眼里属于“很晚婚了”，催婚的消息频繁，但她也有自己的打算。
还好，这份工作中，时不时也会被孩子们治愈。不久前的课间，有个小朋友坐在教室玩玩具，林卉经过时摸了摸他的头。小朋友兴奋地告诉其他孩子，“老师刚刚摸我头了！”在一旁写备案的副班老师笑着问：“是因为老师喜欢你对吗？”小朋友的回答毫不犹豫：“对！”后来，副班老师把对话讲给林卉，那一刻她觉得，这个她并不在场的瞬间，安抚了曾经受过的委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