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中国有一个讨论很热烈的新闻：武汉一所小学里，老师在校园开车导致一个一年级小学生被撞身亡。几天后，孩子的妈妈杨女士坠楼身亡。有报道说，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这位妈妈因为长得好看、穿着得体而遭到网友恶意揣测。他们对她评头论足，甚至发起网暴。
这几天在微博和我的朋友圈里，很多人围绕着在这起悲剧中讨论网暴是否失焦吵了起来。很多人指出，导致杨女士自杀的原因更有可能是事后权力高高在上，校方和老师没有道歉，武汉当地警方采取了维稳的惯性做法。但我觉得网暴同样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各种网暴言论是多种病因反映出的症结，跟权力同样密不可分。
杨女士遭遇的评论充满恶意：她面容姣好，结果在网上被诽谤从事不良行业，“以后养大的孩子也不是好人”，不然就是“想成为网红”；她在面临人生最大的不幸时仍然言行克制，结果被揣测是对儿子遇难“看不出伤心的意思”；她与家人在学校门口维权，在社媒平台和接受采访时表达的诉求主要是希望老师、学校和相关部门前来道歉和祭奠孩子，结果被斥为嫌赔偿款太少，“聚众闹事”；就连在她自杀身亡的新闻下，仍有人对她发出尖刻的批评，称“本来正常处理就行了，心理素质差又要去喜欢网络炒作！最后就这个结果了”。
这些针对她的评论看似极端，但在网络上并不罕见。很多女性都有过在网上开开心心晒照片，却遭到一通容貌甚至荡妇羞辱的经历。很多维权无门的人也都曾被网民简单粗暴地扣上一个“闹”字——这些评论者恐怕只有当自己也四处碰壁的那一天才能意识到，在维稳第一的政治背景下，“闹”是唯一的出路。从岁月静好到坠入谷底之间，有时只隔着一场意外。
在这起事件之前，中国已发生过多起网暴致人自杀事件，包括上海疫情期间，有女生为了给爸爸送饭，深夜叫跑腿后给了200块红包，被人斥为虚伪，后来跳楼自杀；有女生染了粉色头发去看生病的爷爷，结果被疯狂辱骂，最终抑郁自杀。
有研究说，全球38%的女性亲身遭遇过网络暴力。而皮尤的一项调查发现，41%的美国人亲身经历过某种形式的在线骚扰。网络喷子是哪种人？时报专栏作家戴维·布鲁克斯曾从事过社交媒体研究，他指出，网络喷子通常在精神变态、虐待狂和自恋方面得分很高。“网络媒体并没有让他们变得恶毒；他们原本就那么恶毒。网络给了他们一个充分发挥恶意的平台。”
但也许更多无意中附和网暴的人更为普通。时报科技专栏作者介绍了一位长期研究网络行为的学者的发现，指出“虽然人们已经学会了在现实世界中抵制冲动，但在互联网上，他们却屈服于冲动的诱惑。互联网成为了一个简单的出口，让我们大喊大叫，并感到片刻的满足，即使我们真的只是对着空气大喊大叫”。也就是说，谁都有可能在网络匿名性的掩护下化为喷子——甚至可能也包括你我。也许我们都曾有过在某一刻恶意爆棚，或者自以为主持正义而言语失控的瞬间。
这两年我就亲眼看到在我的微博评论区里，几个平素温和的ID可能会因为对疫情防控或政治的观点不和而大吵。时报的一篇报道甚至发现，在疫情期间转为远程工作后，连同一家公司的员工在工作群里的谈话都变得更加粗鲁无礼。
在上述科技专栏中，作者认为，对于人们在网上流露出的恶意，个人几乎无能为力，真正能掌握主动权的是科技公司。但在美国，科技公司不需要对用户的帖子承担责任，自然也没有多少动力积极扮演守门人的角色。而德国过去几年里开辟了另一条道路，对网上仇恨言论进行刑事起诉。德国当局对人们在网上的侮辱、威胁和骚扰行为提出指控。警方突袭民宅，没收电子设备，在某些情况下，还将违法者送进监狱。他们认为，起诉的威胁不会根除网上的仇恨，但起码能把一些最恶劣的行为推回到阴影中。这种做法能在保护言论自由和有效监管间取得平衡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