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战争：充斥着谎言与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德国之声中文网）即使在20年后，致命的暴力也没有结束。仅仅今年2月，在伊拉克就有至少52名平民丧生——他们被枪杀、被炸死、凄惨丧命。如今的暴力事件是那场2003年3月19日至20日夜间开始的战争的回声，当时，美国军舰向巴格达的政府区发射了40枚导弹。

在军事上，伊拉克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抵御由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波兰组成的军事联盟的大规模进攻。三周后，残暴的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被推翻。战争开始六周后，也就是2003年5月1日，美国总统小布什以胜利的口吻在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前宣布，主要作战行动结束。

据美国军方统计，截至那时，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已经投下了近29200枚炸弹，并发射了导弹。伊拉克的大部分基础设施都化为废墟。根据颇有声望的英国非政府组织Iraq Body Count（伊拉克尸体统计）的数据，当时已有超过7000名平民丧生。

这并非最终数字，死亡人数此后继续大幅攀升。根据各方不同估计，伊拉克战争的总死亡人数从20万到100万不等。知名医学杂志《柳叶刀》早在2006年就提出了超过65万的“超额死亡”数字。当时，伊拉克战争还远未结束。美军在2011年才离开，但也只是短暂离开，他们还要回来帮助伊拉克打击恐怖武装组织“伊斯兰国”。也有德国士兵至今还驻扎在伊拉克，德国国防部向DW证实，目前还有120人。

赢了战争，输了和平

事实证明，按照西方理念建设一个新的、民主的伊拉克，要比美国政治阶层在他们光鲜的战略文件中所想象的困难得多：中东地区并没有出现一个繁荣的、西式的民主绿洲。由于没有充分的计划准备，美国主导的对伊拉克的占领，被该国复杂的种族和宗教裂痕挑战、淹没。

2003年8月19日，巴格达联合国总部外发生了一起汽车炸弹袭击，导致22人死亡，这是叛乱运动和多年内战的血腥开端。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SIPRI）负责人史密斯（Dan Smith）在接受DW采访时指出，美国入侵是“西方自以为是的表现，认为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重塑一个国家和地区秩序”。

前北约秘书长和欧盟外交事务代表哈维尔·索拉纳（Javier Solana）得出了苦涩的结论：“如果（伊拉克战争的）使命是将伊拉克从恐怖主义中解放出来，重建国家并在各个层面上加强安全，那么该使命是绝对的失败。”

萨达姆的雕像被推倒。

违反国际法

最主要的是，正如哥廷根大学刑法和国际法专家安博斯（Kai Ambos）对DW所指出的那样，进攻伊拉克 “是在违反国际法的情况下动武”。军事联盟入侵伊拉克没有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授权。除了安理会决议授权外，只有通过《联合国规约》第51条，才有可能通过自卫证明动武的合法性。但在伊拉克的情况下，显然不是这样的。这就是为什么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也称伊拉克战争是违反国际法的。

德国当时拒绝参战。但在法律专家安博斯看来，通过为入侵部队提供基地和飞越权，柏林是在“协助和教唆一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德国当代最重要的一位知识分子、哲学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在战争开始后不久就在《法兰克福汇报》上总结了违反国际法的一个后果：“让我们面对现实吧，美国的规范性权威已经处于废墟之中。”这位哲学家以一种几乎清醒的方式警告说，美国将以其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为未来的超级大国树立一个毁灭性的榜样”。

酷刑和战争罪行

美国的声誉还因为战争罪行和酷刑案件而进一步受损。例如，2004年春天，阿布格莱布（Abu Ghraib）这个名字传遍了全世界：那里原本是萨达姆·侯赛因统治下的恐怖监狱。然后，照片显示美国士兵如何在那里施以酷刑。

屠杀平民事件也一再发生。比如在哈迪塔（Hadhita），美国海军陆战队在2005年射杀了24名手无寸铁的平民。比如在2007年巴格达繁忙的尼苏尔广场，美国私人保安公司“黑水”的雇员用冲锋枪和机枪扫射人群，杀死17人。再比如维基解密发布的“附带谋杀”视频，显示两架武装直升机向手无寸铁的平民发射30毫米大炮，造成至少12人死亡，包括两名路透社记者，还有两名儿童受重伤。

出兵理由不成立

美国曾为其出兵伊拉克、推翻萨达姆政权给出了两个理由：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带来的“危险”和萨达姆·侯赛因与基地组织的“联系”。然而，两个理由都不是真的。美国入侵后，在伊拉克并没有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与9/11袭击案有关的证据，也被证明是错误的，这些证据是通过酷刑获得的。

哈佛大学政治学家沃尔特（Stephen Walt）在接受DW采访时表示，这些错误情报是有原因，“他们已经做出了决定，只是在寻找（出兵）理由。并不是这些决定是基于情报的，而是他们操纵了情报，以证明他们已经做出的决定是正确的”。

时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Colin Powell）2003年2月5日在纽约联合国精心策划了一场演讲，以说服对战争持怀疑态度的公众，造势达到了顶峰。鲍威尔提出了许多所谓的“证据”，根据这些“证据”，巴格达的暴君萨达姆应该已经拥有了大规模杀伤性生物武器，并且正在全力研制核弹。两年后，鲍威尔称这次演讲是一个“污点”，与之撇清关系。这位前美国国务卿自我批评说：“我是以美国的名义向世界提供虚假信息的人，这将永远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华盛顿长期以来的目标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有让伊拉克政权更迭的呼声。1998年，这一呼吁在克林顿政府的“解放伊拉克法案”中成为了官方政策。甚至在基地组织恐怖分子2001年9月11日炸毁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之前，小布什政府中的鹰派人士就在力主推翻萨达姆政权。

美国历史学家、外交政策专家沃特海姆（Stephen Wertheim）在接受DW采访时解释说：“萨达姆对美国构成了挑战，因为他在1991年海湾战争后继续掌权。美国曾希望他被推翻，但他仍然留任。他是美国在中东行使霸权的一个障碍。”9/11袭击案之后宣布的反恐战争为实施这些计划提供了机会，韦特海指出，因为美国总统有了更多空间来引导公众的愤怒、塑造回应。

当时，苏联解体已经十余年，美国自感正处于权力的巅峰。在那个单极时刻，美国政府不想受《联合国宪章》规则的约束。哈佛政治学家沃尔特这样描述这种态度：“美国人喜欢谈论基于规则的秩序，以及它有多么重要。但是当我们不方便严格遵守这些规则时，我们也愿意违反它们。”

德国刑法和国际法专家安博斯猜测，可能正是这种态度，导致如今从巴西到南非到印度的许多国家，都对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以及对莫斯科实施制裁保持距离。“人们注意到了这种明显的双标，尤其是在全球南方国家”，他说，“我们正在自食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