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促和沙伊石破天惊，一个更大胆的设计正成为现实？

北约东扩是俄罗斯主动出击的主要理由。这看起来是个安全问题，其实也是全球化进程中的经济问题。将苏联在全球体系中外围化，是美国发起的全球化进程的目标，俄罗斯意欲借助全球化实现国家复兴、成为中心地带国家，显然与其发生和演进逻辑正相违背。全球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对俄罗斯的兴趣，更多集中在能源、粮食和矿产等方面，这是金融资本可以从中谋取巨利的领域。但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加强了对关乎国家安全和基本民生的关键产业的控制，并致力于构建欧亚经济联盟，塑造一个适合于自己的经济发展空间，这是外部资本不乐见的。北约东扩正是资本左右政治实现市场扩张的体现，其不断挤压俄罗斯的发展空间，加剧俄罗斯的外围化，如不能做出有效应对，俄罗斯将被进一步定格在初级产品提供者的位置，丧失参与大国政治的能力，甚至出现内政危机。这是俄罗斯精英阶层不愿看到的。

北约东扩以及当前西方国家抱团对俄罗斯疯狂制裁，已将当代世界的权力结构显露无遗。“二战”结束以后，欧洲殖民体系逐渐瓦解，20世纪下半叶以来国际秩序的明规则，是以联合国和国际法为中心，体现的是国家主权平等原则。但欧洲殖民体系下的中心-边缘等级性国际秩序并没有真的消失，而是作为潜规则和隐秩序一直延续至今，只是以往以直接驱使为特征的绝对等级性权力关系已不复存在，代之以“共同而有差别”的国际秩序，即所有国家在明面上主权一律平等，但在实际运行上仍存在着权力差别。“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是这种秩序的主要表达，所有的国家都需要遵守相同的规则，但这个规则的真实内涵，并不是以联合国和国际法为中心，而是以西方国家为中心。

战后以来的美国霸权和20世纪70年代后建立起来的七国集团，是当代版本的全球性中心-边缘秩序的主要体现，七国集团每年的年会，讨论的不仅仅是七个国家的事情，也是整个世界的事情，它们商议好了再推动转变为全球规则。“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其实是“以西方国家制定的规则为基础的秩序”，谁是规则制定者，才是关键所在。在全球性的分工体系中，规则制定、货币供给和工业品生产，是少数处于中心地带的国家的事情，其他国家如果也想加入其中，就有可能瓦解少数国家的优势地位，这是掌握规则制定权和货币主导权，并以知识产权维持技术优势的国家不愿意看到的。中国在最近几十年来出人意料的经济增长，所打破的正是战后以来的中心-边缘国际秩序，威胁到了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潜规则，近些年来美国将中国定义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摆出一副不将中国打垮不罢休的架势，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的发展已经触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奶酪，后者从没有设想过中国也可以“走进世界舞台中央”，哪怕目前其实只是“走近”。

无论是北约东扩还是美国将中国选定为重点打压对象，都反映出美国和西方国家想要维持和强化的是自身的权力优势。俄乌冲突以及西方国家对俄无所不用其极的制裁措施进一步凸显的实相，是全球大多数国家处在边缘地带的“农村”，少数国家处在中心地带的“城市”，美国又是全球“城市中心”中的“市中心”，“城市”并不想看到“农村”也像它们一样变成“城市”。中国和俄罗斯对全球“城市中心”的妨碍，既在于两国对资本的强管控能力，成为资本主义全球化最后两块最大的未自由支配之地；也在于两国因其相较大多数国家强大得多的国家实力，而成为“城市中心”进一步控制全球“农村”边缘地带的障碍。在这一轮全球化进程中，中国以其强劲的经济增长和国家实力的全面提升，表现出由“农村”向“城市”进发的趋势，中心地带国家一反早期对全球化的溢美，转而在近年来成为“逆全球化”的引领者，这将战后国际秩序的“共同”限度暴露无遗。中国也成为“城市”中的一员，是中心地带国家所无法容忍的。

▍中国开展多边合作的基本盘在非西方国家

在《毛泽东选集》的首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开篇提出一个问题：“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四十多年来进行改革开放，以及近几年来倡议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国际交往中已不再刻意强调敌友之分，而是希望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中推进“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但天下能否达成“大同”，并不由中国一家的愿望决定。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俄罗斯、中国展现出全面对抗态势的情况下，当代世界的时代特征，已不能机械地认为还是“和平与发展”，而需要严肃地考虑“竞争”甚至“战争”——即便战争的情况可以排除，想一如既往地在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体系中实现更好的发展，已经没有可能。中国不得不重新思考对外往来中的“首要问题”：谁是当下和未来中国的可能合作者，谁是中国无法拉住的合作对象？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国家也是一样，有着相似经历、处境和诉求的国家，更有可能形成长久合作关系。在当代国际关系话语体系中，西方国家vs非西方国家、发达国家vs发展中国家、北方国家vs南方国家是对国家类型的常见区分，发达国家、北方国家大多是西方国家，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都是非西方国家。与发达国家vs发展中国家、北方国家vs南方国家的区分偏向经济层面不同，西方国家vs非西方国家的区分还指向政治和文化层面，暗含了全球权力关系。19世纪以来，在工业化、理性国家建设和“进步的意识形态”三个关键要素的作用下，世界经历了一次“全球转型”(Global Transformation)：以往处于离散状态的“无中心的多元世界”，转向了一个高度关联而又等级化的“中心-边缘”全球性国际体系，西方是这一秩序的中心。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上半叶的革命时代，被频繁谈论的“帝国主义”，就是对这种秩序关系的描述和定性。帝国主义与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前期的全球化，乃是一体两面，帝国主义随全球化而来，全球化则强化了帝国主义，二者共同给处于边缘地带的国家设置了一个“铁桶阵”，想从中逸出，殊为不易。西方国家以往是全球体系的中心，也是帝国主义的发生地，近代世界的殖民秩序、20世纪中下叶以来的美国霸权，都由此而来；与此同时，近代以来的诸多革命，包括20世纪中下叶的反殖民运动，要打破的，就是这种不平等不公正的中心-边缘权力结构。

在中心-边缘的全球权力结构中，中心地带国家不可能真心帮助边缘地带国家的革命，也不会欢迎边缘地带国家以平等的方式加入到中心地带国家之列，边缘地带国家欲摆脱被支配、被剥夺的命运，只能依靠边缘地带国家间的抱团取暖，在偶然情况下也要利用中心地带国家间的罅隙，争取与后者实现斗争中的合作。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革命和20世纪下半叶的政权巩固，中国所依靠的主要外部力量，正是来自全球体系中的边缘地带。中国共产党曾经参与的共产国际网络，是当时被殖民被压迫民族的非政权性力量间的同盟；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借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之机，延续之前中国革命的“反帝”诉求，进一步推动废除帝国主义国家强加于中国头上的各种不平等权利；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高度重视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支持亚非拉世界的反殖民运动和独立后的国家建设，尤其是1955年积极参与万隆会议和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亚非拉国家的良好呼应，也成为此后中国与亚非拉国家关系进入良性循环的重要节点，在后者的支持配合下，中国于1971年重返联合国并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中国与亚非拉国家在反抗殖民统治和国家建设中的相互声援、帮助，奠定了近代以来中国多边主义的一个关键特点，即高度重视与非西方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在共同反抗中心国家构建的不平等不公正国际秩序中捍卫国家独立自主和发展进步。在以非西方发展中国家为依托所展开的全方位外交中，中国并不排斥与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大国的往来甚至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但也要看到，中国以往与中心地带国家的交往和合作始终有两个前提：一是从中国的角度来论，中国坚持在独立自主、平等互惠的前提下发展对外关系，反对国际关系中的权力等级；二是从中心地带国家来论，它们与中国合作，始终也有一个天花板，那就是不能动摇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全球权力结构。当这两个前提中的任何一个发生改变时，作为发展中国家一员的中国，就很难继续与西方国家深入发展合作关系，尤其是政治上的合作关系。

▍调整中国对外往来的空间优先性

过去四十年间，中国放弃意识形态歧异、回避国家制度差别，致力于与所有国家开展合作，逐步形成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对外交往格局。但这一格局在“全球化终结”时刻到来之际，已遭遇重重障碍。美国裹挟其他西方国家发起的与中国在经济、技术、知识、人员往来等方面的“脱钩”，不太可能因俄乌战火而撤回，相反可能变本加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已经历多次外交方向的转变，从刚建国时的“一边倒”，到20世纪70年代的“一条线，一大片”和“三个世界”划分，再到1978年后转向改革开放、重点发展与西方国家的合作，都因应了当时情势。在当前“百来未有之大变局”之际，西方国家表现出越来越强的打压潜在挑战者的意向，特别是俄乌战火爆发后，西方国家群体集结、全方面压制非西方国家的态势暴露无遗，并将成为未来较长时间内国际关系的结构性存在。中国不能不高度警惕西方国家对俄罗斯无所不用其极的制裁打压手段未来会如法炮制施加于中国。为此，重新审视中国以往的多边主义传统，调整对外交往的空间格局，加强与非西方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以创造有利于保障中国国家安全和长远发展的新型国际环境，迫在眉睫。

1974年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的划分，对当时世界的三种类型国家及中国可以与之交往的方式做了辨析，“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是中国的主要交往对象，中国自身也是“第三世界”国家中的一员，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三个世界”理论承接了之前的中国对外交往经验，为当时中国的对外往来在空间优先性上作了排序，也是中国以往参与南南合作的重要思想指导，它对当前中国重构对外往来的空间优先性，依然有很强的启发意义。相比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更加重视与西方国家的合作，中国今后要将推动南南合作放在突出位置。无论是寻求外交突围、长远发展还是国家复兴，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中国的对外战略安排都要把主要精力放到推动建设以亚洲及其周围地区为依托的新的全球性体系。其最终结果，是要形成保障中国国家安全和发展的“三环”国际体系：第一环是中国周边的东亚、中亚和中东，东亚连接世界财源，中国与此区域内国家已形成紧密产业分工体系，中亚和中东连接世界资源，中国要背靠此区域内国家获得稳定的能源供应和可靠的安全屏障；第二环是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中国与之进行原材料和工业品交换，中国的对外援助也应主要面向这些国家；第三环则扩展到以欧洲和美国为主的传统工业化国家，中国与之进行工业品、技术和知识交换。以这“三环”结构来安排对外往来的轻重缓急和前后左右，重新规划对外交往的方向和内容。

构建“新三环”国际体系的首要和关键是在“第一环”，即亚洲两翼：一翼是东亚，另一翼是中亚、中东。而要继续深入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强与中亚、中东的联动，又要以丰富与亚洲国家间的交往议题为前提。过去这些年，中国致力于推进与其他国家间的经济外交，有力推进了东亚经济一体化及与亚洲很多国家的经济合作。东亚经济一体化最新的、有突破意义的进展，是经过多年谈判，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终于达成并于2022年1月1日正式生效。但东亚国家的经济往来，近年越来越多地受到域外势力和安全因素的影响，围绕南海海洋权益引发的争端、美国的“印太”战略，都给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增添了不确定性。中国应走出以往国际交往中的“GDP至上主义”，重视政治、安全议题，推动亚洲国家间更多的安全合作，避免亚洲内部问题继续被外部力量利用。

▍“新三环”的物质基础：“南南合作”正在塑造新的全球性体系

中国推动建构“新三环”国际体系的国际关系基础是“南南合作”，它是一个老概念，强调的是非西方“第三世界”国家间的相互合作、共同扶持。在20世纪下半叶，南南合作的意义更多是政治性的，发展中国家由于普遍经济不发达、技术水平也较低，相互间的贸易往来、技术交流对彼此的帮助有限，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也不大。20世纪90年代以来，“南南合作”的概念已逐渐淡出人们视野，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对它也已关注不多，但实际上，“南南合作”在新世纪以来正在建立起新的基础，在今天已更加具有现实可能性。主要原因是，最近几十年时间，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在追赶全球化浪潮“借梯上屋”也变成工业化或准工业化国家，从全球物质生产和流通来说，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之间已构成一个新的全球性体系，原先的那只由西方国家搭起来的全球化“梯子”，在它们眼中已褪去神彩。这个新的全球性体系主要有以下表现：

首先，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量全球占比今非昔比。1980年，发达国家GDP占全球的78.9％，而发展中国家仅占21％；2021年，发达国家占全球GDP的比重跌至 57.8％，发展中国家则上升至42.2 ％。由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组成的金砖四国（BRIC）再加上土耳其、韩国和印度尼西亚，这七个国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总和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从1992年18%上升到2021年的 37.36%，而七国集团同期则由51%下降到44%。

其次，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往来和相互投资也已举足轻重。中国与非洲之间的贸易量在1997~2010年间增加了22.6倍，与拉美的贸易增长了22倍；到2021年，中非、中拉贸易相比2010年又分别增长2倍、2.5倍。2000年，中阿贸易额仅为152亿美元，到2018年达到2443亿美元，不到20年增长了16倍。巴西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贸易额自2003年至2010年增加了4倍，与非洲的贸易额则增加了5倍，总额达到260亿美元，这一数字高于巴西与德国或日本等传统贸易伙伴的贸易额；到2019年，巴西与阿拉伯国家、非洲的贸易相比2010年又分别增长 0.98倍、0.68倍。2001年以来，印度与非洲贸易额年均增长17.2%，2021年比2011年增长2.26倍。印度与拉丁美洲、中东北非国家的贸易，也经历了类似的增长。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相互贸易和投资也都在迅速升温，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量增长速度高于全球平均增速，而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往来则持续下降，这些国家间在初级产品和工业品生产上的分工合作，复制了历史上的全球化物质产品交换方式。

再有，从中国周围来看，亚洲已形成一张共在的经济合作网络。具体表现在：

一、亚洲重新成为世界经济重心。1980年亚洲的发展中国家GDP仅占全球的 12.7％，2010年上升至 20.6％，到2021年已达到31.2 ％。其中东亚国家（包括中日韩和东南亚10国）1980年GDP全球占比仅13.7%左右，而到了2020年达到了 28.8%，翻了一倍多。2020年，RCEP15个成员国总人口达22.7亿，GDP达26万亿美元，进出口总额超过10万亿美元，均占全球总量约30%。汇丰银行预测，到2030年，RCEP经济圈的经济体量全球占比将提高至50%。

二、全球贸易和投资重心也不断向亚洲转移。亚洲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由1980年的 15.7％提高到1990年的22.2%、1995年的27.3%、2000年的26.7%、2001年的25.6 ％，而到2020年又进一步上升到占世界贸易份额的36%，成为世界主要的贸易集团。

三、亚洲内部贸易水平超出与域外贸易。2001~2020年间，亚洲区域内贸易总额从3.2万亿美元跃升至12.7万亿美元，年均名义增长率达7.5%。同一时期，亚洲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从25.6%提升至36.0%。2020年，亚洲域内贸易占对外贸易的比重已近58.5 %。

四、亚洲两翼在经济上正在成为一个世界，中东能源的流向已由以往主要向欧美转向东亚和南亚。

时至今日，发展中国家已初步形成全球性的经济体系，但它们之间要达成更高程度的经济联结，以及在国际舞台上产生更为强大的政治影响和摆脱西方国家的控制或强制，还有赖于在经济、政治上进一步联合。这又有赖于少数先走一步、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更为突出的国家发挥带动作用。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中国在成为世界第一大实体经济体、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也已成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制造业全球贡献率2021年已接近30%，作为全球生产物质产品最多的国家，所扮演的乃是美国在“二战”结束之际的角色（美国工业产值在其巅峰的1953年，占了全球28%左右）。中国可以做，也应该做的，是在全球战略上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间的全球性物质交换体系的完善，即真正实现南南合作。

但还有欠缺。当前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往来与相互投资，仍然严重依赖于西方国家提供的金融和货币网络。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治自主性要想进一步提升，新兴经济体要想在世界体系中获得与其经济总量相称的政治影响力，必须摆脱对西方国家的金融和货币依赖。因此，构建“新三环”国际体系，不仅需要考量传统的地缘因素，也要将币缘及信（息）缘作为重要考量。过去一些年，中国与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开展货币互换，已在这方面做出探索。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应该发展出更高层次、更广范围的金融和货币合作。为此，需要利用好现有的一些平台和机制，将南南合作提升到新的层次，包括升级和改造亚投行、金砖国家银行，完善自主可控的国际支付体系；加强上海合作组织的安全合作及其框架下的中俄印伊合作尤其是金融合作，需要看到俄罗斯也是发展中国家，中国和俄罗期之间在经济上也是高度互补的；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深入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特别是巩固RCEP的成果；构建亚洲共同能源市场，使东亚和南亚的能源买方市场与中东、中亚、俄罗斯的能源卖方市场共在一张能源买卖和支付网络；善用金砖国家会议机制，以此引领南南合作的深化；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和南南合作范畴下的人民币国际化，在对冲美元霸权的同时适当对欧元的国际地位提供支持。

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们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之路。在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中国和发展中国家要破解当代世界的中心-边缘秩序和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的防范打压，同样要搞好全球“农村”地带的团结合作。新全球性体系的出现和南南合作的深化，将为中国进入世界经济、政治最前台，以及调度全球资源构建“三环”国际体系，化解国际压力和突破重围，创造良好可用条件。在经历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后，中国须调整对“开放”的理解，在对外往来的思维上实现新的突破。当然，在尽可能的情况下，中国仍要努力维持与西方国家的合作，只要后者不做出完全与中国为敌的选择，中国就不要放弃与之相向而行。

来源|文化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