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对于今天的全球经济运转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但非常糟糕的是，如此重要的经济关系，却是建立在如此之薄弱、甚至还在继续恶化的政治基础上的，这是今天全球秩序最大的风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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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在网上看到过一种说法，“数据不会骗人，数据分析师会。”这是因为，数据本身并不自带意义，意义是解读出来的；对数据意义的解读则依赖于参照系，如果把数据剥离于参照系，或者放在不合适的参照系中，解读便是没有意义的。
最近在网上流传的很多关于中国外贸困境的文章，便是落入这种误区。其中的数据多半是真实的，但是它们被剥离了参照系。比如，有些文章中说2022上半年东盟出口上涨多少，2022下半年中国出口下降多少，却不去观察同期其他国家的状况分别如何，这样给出的没有参照系的数据就丧失了意义。
今天的中国经济面临非常严峻挑战，但并不是自媒体上看到的那些，而是来自另一种冰火两重天的现实。
一、两级参照系
在用数据具体解释冰火两重天的问题之前，先得对参照系做个大致解释。
对外贸数据的解读至少要建立在两级参照系基础上。
一级参照系是全球经济分工，全球各国在2010年代以来，日益分化为消费国，生产国，资源国三种类型，它们在全球经济中处不同生态位。不同生态位间首先是互补关系，同生态位间首先是竞争关系。二级参照系是同生态位国家间的竞争关系。
消费国是西方国家，从商品贸易角度来看，消费国是全球逆差的主要提供国，尤其是美国，它在近些年提供了全球逆差的一半以上。生产国是东亚国家以及德国和部分东欧国家，生产国是全球顺差的主要来源国，但细分起来，德、日、韩等是高端制造业，与其他主营中低端制造业的生产国也处不同生态位。资源国是俄、澳、加、中东、中亚等国，资源国的顺逆差受制于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在全球经济上行期，多数时间也是顺差国。印度很特殊，它在很多年里都是全球第二大逆差国，但它并非通常意义上的消费国，看其具体经济数据，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生产国，印度可能自成一个类型，需要单独讨论。此外还有一种特殊类型，就是转口港，新加坡、香港、荷兰都是规模巨大的贸易体，但主要是其他国家利用这里的税收政策进行转口贸易，把利润发生在这里，所以它们是代表其他国家实现顺差。
简单总结就是，从商品贸易角度看，消费国提供需求，拉动生产国的出口，并拉动资源国的大宗商品价格，从而带来全球经济的活力；反向来说，消费国需求不振，全球经济就萎靡，起码最近这些年来大致是如此。
由于美国是最大的消费国，美元又具有世界货币地位，因此，美元宽松，美国消费力就上扬，生产国就被拉动出口上涨，资源国的大宗商品价格也上涨，全球经济繁荣；美元收紧，美国消费力就下降，生产国就会出口萎靡，大宗商品价格也不振，全球经济低迷。美国是世界经济最大的发动机，如果再考虑到美国的创新能力，则其作为全球经济发动机还有一种升维效应，可以开辟出全新的经济空间。
而美元宽松还是收紧，对外会影响到其他国家的利率、汇率等一系列问题，对内则受制于美国的通胀、财政成本、经济周期与政治周期的共振等一系列考量。
二、谁是顺差国？谁是逆差国？
基于前述参照系，来看下2014-2021以来的全球前十大顺差国和前十大逆差国的数据走势，排名依据的是2021年各国的贸易盈余，未必所有年份的排名都完全一样，但相差不远。
数据来源：https://www.theglobaleconomy.com/rankings/trade_balance_dollars/
▼ 单位（亿美元）
从2021年的排名中可以看到，顺差国分几种，中、德、韩（2022转为逆差），这三家是生产国，但三国并非同生态位竞争，中国是中低端，德、韩都是高端；俄（2022被剔除排名）、澳、沙，这三家是资源国；新加坡是转口港，荷兰、爱尔兰和瑞士也都有大规模的转口贸易，爱、瑞还是偏科生，仅从出口来说，爱尔兰的前四大品类，药品占34%，有机化学占19%，光学及医疗器械占8.7%，机器占5%，合计超三分之二，瑞士的前四大品类，珠宝占30%，药品占24%，有机化学占7.7%，光学及医疗器械占4.8%，合计超三分之二（爱、瑞的分科数据来自https://tradingeconomics.com/）。
逆差国首先是美国，占了全球一大半的逆差，也就提供了全球一大半的进口需求。英、法都是老牌发达国家，也是大的逆差国。印、巴、孟本来就是一分为三的国家，情况类似，比较可能是因为人口规模巨大，虽然收入不高但消费总量仍很大，生产能力又严重不足，于是成为巨大的逆差国；墨西哥和菲律宾可能情况也类似。
2022年的情况非常特殊，因为俄乌战争，导致全球贸易结构出现极不正常的变化。
2022年中国的外贸顺差达到了创纪录的8769亿美元（2021年4628亿，2020年3586亿）。全球第二大顺差国德国则降到了794.5亿欧元，由于2022年欧元对美元波动较大，姑且把它算作约合800亿美元（2021年2289亿，2020年2211亿）。德国顺差爆降，主要是由于俄乌战争导致的能源价格过山车，德国在战前对俄国能源依赖度过大所致。
有关注宏观的朋友统计过2022年的中、美、欧、俄、加、澳、印、日、韩再加上台湾地区的贸易状况，在其中的顺差国家和地区里，中国大陆的顺差占了70%以上，其他的顺差国主要是资源国，那么仅仅从制造业而言，中国大陆的顺差占比还要上升。这个比例大得惊人，显然也是不可持续的——如果全世界的钱都被一家赚走了，这笔钱也就是赚不长的。顺便说一句，外贸数据有各国海关数据可以交叉印证，因此还是比较可靠的；但是2022年中国如此大的顺差，却并没有反应在中国的外储增加上，这是什么原因我也没搞清楚，但我宁愿把这个原因归在别的地方，而仍然信任可被交叉印证的外贸数据。
2022年第一大逆差国美国的逆差额达到了9481亿美元，第二大逆差国印度达到了2856.4亿美元（往年逆差平均在700亿美元左右）。号称全球经济金丝雀，能高度反映全球经济荣枯度的韩国，在2022年居然也是贸易逆差，逆差达到472亿美元，对比一下，它在2021年顺差731亿美元，2020年顺差659亿美元。
三、消费国货币松紧，生产国同进共退
网络上有文章在说2022上半年东盟国家的出口同比增长了多大比例，2022下半年中国出口同比下降了多大比例。这些数据都是真实的，但是剥离了前面说的二级参照系（同生态位竞争的国家间关系），则意义便是扭曲的。纳入二级参照系，我们便还需追问，2022上半年中国的出口同比情况如何？2022下半年东盟国家的出口同比情况如何？
下面是三年来的出口数据，采了越南、印尼、印度、韩国、中国进行对比，从中可以看出各国的同比变化趋势。
▼ 越南出口数据（2020.1.1-2022.12.31）
▼ 印尼出口数据（2020.1.1-2022.12.31）
▼ 印度出口数据（2020.1.1-2022.12.31）
▼ 韩国出口数据（2020.1.1-2022.12.31）
▼ 中国出口数据（2020.1.1-2022.12.31）
从数据中可以看到，2022年上半年东盟出口同比大幅上涨，同期中国出口同比也在大幅上涨；2022下半年中国出口同比明显下降，同期东盟国家、印度、韩国的出口也都在同比明显下降。
更细致点说，各个生产国的出口数据，差不多都是在2021年11月份猛涨，2022上半年保持着惯性，相对于2021年上半年同比大幅增长；2022年下半年则相对于2021下半年同比都进入下跌。
为什么会有这个变化呢？看看消费国的进口数据变化便可知端倪。
▼ 美国进口数据（2020.1.1-2022.12.31）
▼ 欧元区进口数据（2020.1.1-2022.12.31）
消费国的进口曲线跟生产国的出口曲线差不多同步变化（本来也应该是这样）。为何消费国的需求会出现这样的变化曲线呢？再看看美国的系列金融数据又可知端倪。
先看美国近25年来的货币供给曲线图，在更大尺度上更容易看清楚趋势。
▼ 美国货币供给M0曲线图（1998.1-2022.12）（单位：10亿美元）
▼ 美国货币供给M2曲线图（1998.1-2022.12）（单位：10亿美元）
从图中可见，美国货币供给在2020年上半年开始了突然的猛增，增长的斜率和规模，都超过了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2022年中左右，货币供给开始下降，美联储加息起作用了。
再细一点，看看近三年的M0和M2数据。
▼ 美国货币供给M0曲线图（2020.1-2022.12）（单位：10亿美元）
▼ 美国货币供给M2曲线图（2020.1-2022.12）（单位：10亿美元）
美国货币供给的变化曲线，与其进口的变化曲线，再以及生产国出口的变化曲线，有着高度的相关性。如果把欧元的曲线再加进来，会发现相关性变得更强，篇幅所限，这里就不放欧元的曲线图了。全球经济的分工性与联动性，在这些相关性里有着很直观的体现。
四、美国的金融波动
2020年上半年美国货币供给暴涨的原因，在于疫情的爆发，联邦政府开始向居民发钱，以刺激经济，其刺激力度在历史上是罕见的。看M0和M2的曲线细部，会发现在2020年放水时，M2比M0上涨得慢，M2是在M0基础上由贷款创造的，这表明疫情初起时民间对经济的信心不足，贷款涨得相对慢；2022年加息时，M2又比M0下降得慢，表明此时民间对经济信心较强，贷款跌得相对慢。
货币放水当然刺激经济，在消费国的场景下，就是刺激消费。相应地，需要生产国来提供可供消费的产品，但是当时由于疫情等原因，生产国的供应链受阻，国际海运物流也严重不畅；供给小于需求，就会引发通胀。
美国的通胀率在2021年4月份开始起飞，突破4%，10个月后，因俄乌战争导致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美国通胀率一发不可收，欧元区的通胀率也是类似的状况。之所以通胀起飞的时间晚于放水的时间，大概也与疫情早期民间对经济信心不足有关；相应地，2023年1月份美国的通胀率6.4%仍高于预期的6.2%，应该也与民间的经济信心较强有关，这就意味着加息的周期可能也会延长。
▼ 美国通胀率曲线图（2020.1-2022.12）
通胀率上涨，一方面会影响美国居民的生活，另一方面也会导致美国的财政成本急剧上涨。因为国债收益率是与通胀率有关联性的，如果通胀率持续很高，则国债收益率也必须很高才能卖得出去，这会导致财政成本的压力过大。所以美联储势必加息来控制通胀。
▼ 美国利率曲线图（2020.1-2023.1）
美联储的加息预期，会吸引国际资本购买美元，以追求回报率，再加上俄乌战争导致的资金避险需求，进而导致美元相对于其他货币的强势，美元指数因此也会一路上涨；待到加息控制住了通胀率，继续加息的预期下降，国际资本有可能开始卖出美元，于是美元走势开始转弱，美元指数转向下行。
▼ 美元指数曲线图（2020.1-2023.1）
从美元指数走势图可知，2022年上半年，包括人民币在内的一众货币相对美元纷纷贬值，下半年又纷纷升值，是个金融现象。
但人民币在贬值期间，并不是贬得最多的，升值期间也不是升得最多的。这是因为人民币汇率除了与美元指数这一金融现象有关，还与中国作为最大顺差国这个基本面有关。国际贸易的正常逻辑是，顺差国的货币会升值，逆差国的货币会贬值，汇率变动会对顺逆差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中国作为最大生产国&最大顺差国，有商品贸易做锚，其汇率波动中的金融属性会被对冲掉一部分，波动幅度相对于其他主要货币就会小一些。
五、作为案例的印度和越南
前文提及印度是个特殊类型，不仅是在它作为逆差国上，还在于它的贸易结构上。下图是它在2021年的进出口品类（2022的相关数据还没出来）。（数据来源https://tradingeconomics.com/）
▼ 出口品类
▼ 进口品类
印度进出口的第一大品类都是石化相关产品，进出口第二大品类都是珠宝类，乘用车和电子产品分列出口品类的第七、第八位，电子产品则占其进口的第三大品类。从这些贸易数据看，印度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生产国类型，很难说它会与中国进行同态竞争。
再看越南2021年的进出口品类和进出口伙伴的排名，2022年相关数据未出来。（数据来源https://tradingeconomics.com/）
▼ 出口品类
▼ 进口品类
▼ 出口伙伴
▼ 进口伙伴
越南的出口伙伴，美国占比从2020的28%上升到2021年的29%；越南的进口伙伴，中国占比则从2020年的35%上升到2021年的36%。
再看越南按月统计的贸易顺差曲线图，从中可以看到，尽管其贸易规模很大，2022年进出口合计达到7300亿美元，但是顺差额却只有102.7亿美元。
▼ 2022年越南贸易顺差（单位：10亿美元）
▼ 2012-2022年越南贸易顺差（单位：10亿美元）
把所有这些数据综合来看，可以判断，越南的制造业发展仍是中国供应链的溢出。贸易战这几年来，人们注意到越南对美出口的上涨与中国对美出口的下降，但如果不看到同期中国对越出口的上涨，则理解便是不完整的。
六、世界货币与世界工厂
2022年各国的贸易数据如此之不正常，这个事情是不可持续的。
从中国角度看，如果钱持续地都被你赚了，那么这笔钱你是赚不长的。真正良性的贸易关系必须是“双赢”，而不能是一家“赢两次”，这么搞下去就没人想跟你玩了，也没人有能力继续跟你玩了。
前面的各种数据表明，与中国同态竞争的国家，目前还看不出有能力替代中国，否则无法解释2022年各国的顺差数据变化。所以，在同态竞争的意义上，未来若干年内，我对中国经济毫不悲观。
但是，在异态互补的意义上，未来若干年内，我对中国经济一点不敢乐观。所谓异态互补，主要是来自消费国的需求与生产国的供给之间的关系。
不悲观与不乐观并存，这就是我说的中国经济的冰火两重天。
2022年的数据愈发能看出，全球的消费能力主要就是要靠美国，提供全球一大半的逆差，其次靠欧洲。未来两三年内，美国的需求会在持续的高利率状态中保持低迷状态，欧洲也好不到哪去。美国最新的通胀率仍高于预期，那么加息力度可能还是不会弱。从历史经验看，通胀如果不是一把打下来，而是下来一点就放松货币政策，那么通胀就会迅速反弹，未来更难打下来，因此从财政成本的角度考虑，美国也一定要通过持续的高利率把通胀打下来。再加上美国现在的国债已到债务上限，虽然上限可以调，但这势必涉及到复杂的内政博弈过程，而且上调的空间也不是无限的；美国的需求因此无论如何也不会像前两年那样一路高涨。
美国的需求萎缩，欧洲也不振，就意味着全球需求的萎缩。作为生产国的中国势必承压，近期看到的各地生产商都在发愁订单没了，这里的主要原因，不是订单转移到其他同态竞争的国家去了，而是全球需求本身萎缩了。
而西方国家所谓的“不惜代价”把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出去，实际上仍然是要考虑代价的。那就是，不能因为供应链转移导致制成品的成本上升过多，否则对于消费国内部的通胀又是一轮新的压力，要把通胀控制住所花费的时间就会更长，对于它们的财政成本来说，压力就会过大。因此，在通胀周期内，供应链的转移也只能是在一定限度内。更何况，供应链的转移不像资本的转移，可以迅速完成，它需要相当长的周期，若干年内，转移仍然不是个实际的问题。
但中国仍会面对巨大的经济压力。中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投资，近年来因为各种不确定性而持续低迷；消费，普通百姓的钱包在疫情中憋了下去，也会低迷；出口，是前两年中国经济还不至于太差的原因之一，但是美国的需求萎缩，则也会低迷。如此一来，中国经济的前景，虽然在同态竞争的相对值意义上，我并不悲观，但在异态互补的绝对值意义上，则很难让人乐观起来。
夸张一点可以说，美国通过世界货币来调节全球需求，中国则通过世界工厂实现全球供给。它有可能因为中美之间的政治对抗而引发经济层面的进一步衰退，全球经济都陷在困境里难以自拔。
对于中国来说，要保持经济的成长，从出口的角度而言，非常依赖美国提供的全球逆差。中国需要购买美国国债，让它有能力持续地提供逆差。站在月球上来看，这是太平洋两岸共同在玩的一种庞氏逻辑，其中一环断掉了就会引发连锁危机，无人能够置身其外；但是如果不再这么玩庞氏了，则全球需求萎缩，消费国的生活水准大幅下降，生产国都会陷入超级内卷，各国间可能会进入更大的矛盾当中。
在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对世界有着高度的依赖性，需要世界提供市场，处在一种易受伤害的状态；但实际上大部分主要国家都处在这样一种状态，中美是相互依赖关系。
这种依赖状态不是通过解决“卡脖子”难题就能解决的。一方面，解决了它，就等于建立自己的绝对安全，那就相当于把别人置于绝对不安全境地，别人是不可能忍受的，从而自己的绝对安全也会在事实上落空。另一方面，精力都投放在解决“卡脖子”问题上，就会导致资源的低效率使用，并且还可能带来更大的动荡。因为没有哪个国家能在任何方面都有比较优势，占据了某个比较优势，一定会在其他方面形成自己的比较劣势；所谓“比较劣势”不是跟别人比，而是跟自己比，在有比较优势的领域，优势越大，则在其他领域的投资就越不划算，越是低效率的，那些领域就是陷入“比较劣势”的领域。有比较劣势没关系，通过贸易来解决就行了，这种情况下大家都形成资源的高效率配置，也大家都有饭吃；如果哪个国家没有任何卡脖子，那就意味着它不需要贸易了，一方面自己资源配置低效率，另一方面还会导致大家都没饭吃，没人能在这种情况下还保障安全。
所以，有“卡脖子”问题并不可怕，实际上今天全球生产高度分工的情况下，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被卡脖子的地方，只要是能够相互卡，有相互威慑力，也就不会有人真拿它用来威慑对方了，否则自己也是同等受损。在相互威慑的基础上，反倒是能够建立起一种和平的秩序，也会是一种更加有效率的秩序。
但相互威慑本身并不自动带来和平秩序，而只是为和平秩序的活力提供了必要的基础。秩序本身还是需要通过更有想象力的超国家政治安排来建立。我经常举的例子，就是二战后的法德两国，通过超国家的“欧洲煤钢联营”，来解决以单个国家为单位无从解决的安全困境，从而为经济秩序提供政治基础，这才带来了战后的欧洲复兴。
当下的中美两国还看不出能够共同建立那种超国家机制的路径，矛盾只能继续积存着。在历史上，这种矛盾是通过战争来一把出清的，但是在拥有核武器的今天，核大国之间的热战已经成为不可能。矛盾就无从以那种方式出清，只能继续熬着。解决之途很可能是要等到新的“从0到1”的技术跃迁，创造出全新的经济空间，从而以升维的办法来解决既有结构下解决不了的问题。能够率先实现这种“从0到1”技术跃迁的一方，将突破那种相互威慑的结构，在未来的秩序构建中占据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