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扣扣的案子早就尘埃落定了，但民间议论的热度似乎愈演愈烈。同情者居多，为母报仇、天经地义，国家应当刀下留人。相反的观点则是法理难容，应当维护法律的尊严。诚然，这两种观点都有自己的道理。但是，凡事都要寻根清源，以正视听。
张扣扣持刀强行剥夺了他人三条性命，按照律法，当斩！这毫无疑问，因为法律规定了只有在正当防卫时，才可以减免罪行。当然，这也归功于2016年于欢的“辱母杀人”案。那年，我还发表过一篇文章《于欢一案背后的思考》。通过于欢的案件，中国的法律完善了对正当防卫的解释。这让更多的正当防卫者，在危急情况下做出合乎情理的反击后，免收或减少牢狱之灾。
曾经听过一个笑话，一人问法官：别人要拿石头打我，我可以拿石头打他吗？法官：对方还未实施犯罪，你若打他，你就犯罪了；那他打了我以后，我再打回去总可以吧？对方犯罪已经结束，你若打他，你也犯罪了。你看，以前对正当防卫的定义“左右都不行”，而现在对正当防卫的新规定确实是法律和社会的进步，更是民心所向。
前段时间，还在网上看到了于欢的照片。他出狱后帮着母亲打赢了官司，当了店长，也找到了自己心爱的女朋友。这足以说明：一个正确的判决对一个人、一个家庭甚至整个社会带来的积极意义。
如果单从张扣扣杀人一案来看，显然不是正当防卫，他母亲已经被害二十二年了。如果他当年在母亲受害时奋起反抗，刺杀了王家父子，应该属于正当防卫，也有可能是防卫过当，因为那时法律对正当防卫的解释尚未改进。他会被判几年或几十年，但肯定不可能是极刑，因为那时他还仅仅只是个十三岁的孩子。而这次的案件，他是在当过兵、打过工，对社会有了全面认识后，进行的一次报仇式屠杀。他选在大年三十农村祭祖的时刻行凶，毫无疑问他是有准备的、有预谋的犯罪。
如果顺着这个思路走，张扣扣被判死刑，确实咎由自取。可是反过来讲，他是无缘无故地犯罪吗？我们能孤立地看待这个案件吗？当然不能，导火索依然是二十二年前的那场“丧母之仇”。历来“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如果连至亲都保护不了，都无法为其讨回公道，何以生而为人？诚然，讨回公道，也不应由张扣扣来手刃仇人。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极端事件呢？
这场复仇式的案件是否可以避免呢？ 答案是肯定的。但为什么又发生了呢？答案很复杂。但是任何事情经过反复推敲以后，你会发现其中端倪。
当张扣扣的母亲被王家父子打死的时候，张父第一时间自然是寻求法律途径，想讨回公道。按理说，王家父子是失手致死，而且张母有错在先，本应积极赔偿、主动救助，也不至于为日后埋下如此祸根。可是，王家并没有及时把张母送医，任其流着血在自家门前树下斜躺着，耽误了最佳救治时间。人死后，王家非但推出了未成年的王正军来顶替服刑（张父言），而且判决的赔偿更是少得可怜。法院仅判了区区9000多元，即使这样，还要扣除王家为处理张母后事的丧葬费、为安抚张家置办的酒席费用。最后到了张父手上仅仅剩下1500元，当时，张父就气不过要上诉。后来不知是不懂法律程序，还是无钱打官司，上诉一事没有成行。 但这些年，张父仍然不断地奔走在他所能知道的一些部门进行申冤，然而最终未果。
回到一个基本的问题：为什么颁布法律、设立法庭？是因为受害者要找到说理的地方，要寻求公正。如果施害方借助势利，找找关系，再找个合适的人作证（王家的一个证人居然是王家的侄儿媳妇）、甚至收买人来作证（另一个证人是吃了宴席的），那判决当然会有偏差。这就不能简单地说是“法律需要进步、需要完善”一语带过的问题了，而是执法者对法律不敬、徇私枉法的问题了。恰恰这样的原因引起的案件自古有之，例如《水浒传》里武二郎手刃西门庆的案子。就是因为西门大官人和潘金莲害死武大后，找王婆、仵作做假证，致使武大郎的冤案无法昭雪。身为执法小吏的武都也无可奈何，当他看透这一点后，就不再相信法律会为其讨回公道，进而选择了私自报仇。可见，不是法律不公，而是判决案子的人因自身素质原因或受外部力量影响，人为地造成了不公。这种不公，一定会引起受害者甚至整个社会的不满，从而进一步怀疑法律的公正。
类似的案件在国外也有。当年德国一位单身母亲玛丽安，在女儿安娜遇害后，她也寻求司法解决问题。但是罪犯克里斯试图编造安娜勒索他的谎言，还试图以服药产生不良后果等原因让律师为其罪责进行辩护，法庭开始有迟疑的迹象，这些都直接刺激了玛丽安。她在法庭上连开八枪，亲手杀死了克里夫，为女儿报了仇。 对于如何判决这位复仇的母亲？社会上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 一种是坚决处死玛丽安，不能助长这种社会风气；另一种就是无罪释放，因为她是母亲，她不可能对杀死自己女儿的罪犯进行宽恕，而且她的精神因女儿问题确实受到了严重打击。最后，玛丽安仅被判了六年监禁。
在中国，为什么包公的形象深入人心？他一生到底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其实他只不过就是秉公执法、铁面无私、六亲不认罢了。他依法办事、按律定罪，不管你是皇亲国戚、驸马爷，还是血肉相亲的叔伯弟兄，一概不徇私情。所以大家叫他“包青天”、“青天大老爷”。他并没有过人之处，那时的法律也没有比现在更完善，可是他的公正却显示了法律的威严，取得了社会的信任。可见，社会的公平与否不但体现在与时俱进的法律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执法者和一些外在因素上。
对于二十二年前的那场判决，非但张扣扣全家以及亲朋好友都认为那个判决太轻了， 就连王家的亲朋好友和周围的人也认为判轻了。正如一位理性的作者所言：法院虽然代表法律做了裁判，但无法阻止大众对正义的追求和评价，因为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美国伟大法学家罗尔斯终其一生研究正义问题，最后给出的答案是正义离不开直觉，这是多么地贴切啊！
张扣扣的复仇之旅是由很多因素促成的。比如母亲死后他已无心读书，部队转业后他无法找到好的工作，后来到南方和国外打工也不顺利。从这些浅层次看，似乎是张扣扣的命运不佳；可是从深层次分析，就会知道，确实是二十二年前的那个血腥场面，改变了张扣扣的生活轨迹，给其造成了难以弥补的伤害。而且没有任何的社会救助，更谈不上心理疏导等问题了。更有甚者，后来每次张扣扣到村支书家拿政府发放的正常种子款时，总是被戏耍，要多跑几趟才可以拿到，后来才听说是王家父子从中作梗，这也加速了“火种”引爆的速度。
“兔子急了还咬人呢！”何况张扣扣心中一直怀揣着复仇的火种。在社会的漠视、在生活的艰难、在王家父子风生水起的生活刺激下，火种终于“腾”地一下子被点燃了。他找准了机会、毫不犹豫地挥起了那把复仇的屠刀。事后众人都说：确实是王家首先存在着重大的过错，自己亲手为自己埋下了复仇的种子。
如此血案，不是大家所愿意看到的。可又如何避免呢？我们要永远记得：法律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法律本身没有问题，但案子的判决者、作证者和插入案件的社会上的各种力量，会使天平的砝码有所倾斜。
所以，从执法者开始、从社会力量开始，只有真正敬畏法律、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社会的公平，才能使得人们信服，才能减少当事人的不满，也才能杜绝类似案件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