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难过得想哭泣，一片片记忆碎片也陆续在脑海中涌现出来。我与加拿大华文作家协会徐新汉会长结识于2012年，当时是为了《加拿大华侨移民史1858-1966》一书寻找资料。我的合作者之一“加拿大唐人街研究之父”黎全恩教授告诉我，应该去采访一下徐新汉会长。通过黎教授告知徐会长的电子邮件地址，我联系上徐会长。约定好时间后，我就来到了温哥华唐人街上的国民党加拿大总支部大楼。第一次见到徐会长，寒暄几句后，他就开玩笑说：“我讲出国民党在加拿大发展情况，你是不是要付钱? ”
当时我楞了一下，随后说道：“我把您们的历史介绍出去，把来自台湾地区华侨华人对加拿大的贡献介绍出去，让中国学术界和更多人都有了解，不好吗？有谁上电视打广告，还要电视台付钱？”
徐会长听后，微微一笑，但又说道：“你敢写出国民党在加拿大的发展历史吗？能够在中国出版吗？”
我回答道：“怎么不敢？我们就是要写出加拿大华侨华人的贡献。而且现在的中国，已经出版过很多关于国民党抗战的书籍，我们写出来的历史，一定能够在中国出版的。” 他听后，认真介绍了国民党在加拿大的发展情况，还带我参观了国民党加拿大总支部大楼里的一些房间，到了中午请我吃了午饭。
我们 相识后，徐会长曾赠给我两本书。一本由国民党域多利分部于1996年编印的刊物《党史简介》，另一本是由他编著并在2013年出版的《父亲画像》散文集。徐会长还介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在温哥华华文报刊工作的具体情况。如今这些口述和一些资料已经呈现在我们的《加拿大华侨移民史1858-2001》书中。
201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一家学术刊物邀请我采访在加拿大参加过中国抗战的健在者或其后代，然后写成文章加以刊登，我想到了徐会长。当我找到他，向他提及我的要求后，他就带我参观在国民党加拿大总支部大楼里举办的纪念抗战图片展，还带我去国民党军人后代金康松家，金康松的父亲金安一曾参与“笕桥空战”。当时徐会长曾认真告诉他的朋友们：我在与黎全恩教授和丁果先生合作撰写《加拿大华侨移民史》，我是在严谨做事。徐会长要他们信任我和帮助我，我听后很是感动。
同样在2015年，徐会长和加拿大华文作家协会推荐我们的《加拿大华侨移民史1858-1966》参评“华文著述奖” ，最后我们获得了海外华文著述奖学术论著社会人文科学类首奖。2015年12月12日晚，台湾各大学加西校友会联合会在烈治文粤海山庄举办圣诞餐舞会，同时还举行了“海外华文著述奖” 颁奖典礼。黎教授、丁果先生和我都参加了颁奖仪式，那时候的徐会长谈笑风声，温文儒雅。
加拿大《世界日报》停刊后，几十年的报纸一时没有去处，徐会长忧心重重。这些报纸就是他的孩子，因此他决定先找个地方先把《世界日报》暂存起来。徐会长和我知道《世界日报》的影响力，曾经在2016年4月27日的《环球时报》上发出呼吁，请求能有大学和学术机构拍摄或扫描《世界日报》，以保留史料。
同时我也知道该报刊登的社区资讯很有历史价值，在我恳求下，徐会长同意把1988年到2001年之间的《世界日报》让我拉走，等我拍摄完社区资讯后再还给他。正是这一时期的《世界日报》，给我们的《加拿大华侨移民史1858-2001》提供了历史资料。
2018年黎全恩教授去世后，徐会长参加了由我、叶建伦、杨鸣发和卢群毅发起的纪念黎教授的活动，并在大会上发言。但自此之后，我们《加拿大华侨移民史》写作工作由原来三个人，变成了只有丁果先生和我两个人来完成，我实在太忙了，与徐会长联系就减少了。然而真正的朋友，无需天天见面，无需时时想起，因为从来就没有忘记过。徐会长与黎全恩教授一样，愿意提携后来者，他曾把我的文章放进他们协会的“加华作协希望文坊” 网站里。2019年4月22日，我收到他的微信，他问我愿意不愿意参加海外华文作家访问团前往台湾，除了来回机票，其它费用全免。可惜当时因我父母均住医院，我人在北京，不能立刻确定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