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难过得想哭泣，一片片记忆碎片也陆续在脑海中涌现出来。我与加拿大华文作家协会徐新汉会长结识于2012年，当时是为了《加拿大华侨移民史1858-1966》一书寻找资料。我的合作者之一“加拿大唐人街研究之父”黎全恩教授告诉我，应该去采访一下徐新汉会长。通过黎教授告知徐会长的电子邮件地址，我联系上徐会长。约定好时间后，我就来到了温哥华唐人街上的国民党加拿大总支部大楼。第一次见到徐会长，寒暄几句后，他就开玩笑说：“我讲出国民党在加拿大发展情况，你是不是要付钱? ”
当时我楞了一下，随后说道：“我把您们的历史介绍出去，把来自台湾地区华侨华人对加拿大的贡献介绍出去，让中国学术界和更多人都有了解，不好吗？有谁上电视打广告，还要电视台付钱？”
徐会长听后，微微一笑，但又说道：“你敢写出国民党在加拿大的发展历史吗？能够在中国出版吗？”
我回答道：“怎么不敢？我们就是要写出加拿大华侨华人的贡献。而且现在的中国，已经出版过很多关于国民党抗战的书籍，我们写出来的历史，一定能够在中国出版的。” 他听后，认真介绍了国民党在加拿大的发展情况，还带我参观了国民党加拿大总支部大楼里的一些房间，到了中午请我吃了午饭。
我们 相识后，徐会长曾赠给我两本书。一本由国民党域多利分部于1996年编印的刊物《党史简介》，另一本是由他编著并在2013年出版的《父亲画像》散文集。徐会长还介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在温哥华华文报刊工作的具体情况。如今这些口述和一些资料已经呈现在我们的《加拿大华侨移民史1858-2001》书中。
201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一家学术刊物邀请我采访在加拿大参加过中国抗战的健在者或其后代，然后写成文章加以刊登，我想到了徐会长。当我找到他，向他提及我的要求后，他就带我参观在国民党加拿大总支部大楼里举办的纪念抗战图片展，还带我去国民党军人后代金康松家，金康松的父亲金安一曾参与“笕桥空战”。当时徐会长曾认真告诉他的朋友们：我在与黎全恩教授和丁果先生合作撰写《加拿大华侨移民史》，我是在严谨做事。徐会长要他们信任我和帮助我，我听后很是感动。
同样在2015年，徐会长和加拿大华文作家协会推荐我们的《加拿大华侨移民史1858-1966》参评“华文著述奖” ，最后我们获得了海外华文著述奖学术论著社会人文科学类首奖。2015年12月12日晚，台湾各大学加西校友会联合会在烈治文粤海山庄举办圣诞餐舞会，同时还举行了“海外华文著述奖” 颁奖典礼。黎教授、丁果先生和我都参加了颁奖仪式，那时候的徐会长谈笑风声，温文儒雅。
加拿大《世界日报》停刊后，几十年的报纸一时没有去处，徐会长忧心重重。这些报纸就是他的孩子，因此他决定先找个地方先把《世界日报》暂存起来。徐会长和我知道《世界日报》的影响力，曾经在2016年4月27日的《环球时报》上发出呼吁，请求能有大学和学术机构拍摄或扫描《世界日报》，以保留史料。
同时我也知道该报刊登的社区资讯很有历史价值，在我恳求下，徐会长同意把1988年到2001年之间的《世界日报》让我拉走，等我拍摄完社区资讯后再还给他。正是这一时期的《世界日报》，给我们的《加拿大华侨移民史1858-2001》提供了历史资料。
2018年黎全恩教授去世后，徐会长参加了由我、叶建伦、杨鸣发和卢群毅发起的纪念黎教授的活动，并在大会上发言。但自此之后，我们《加拿大华侨移民史》写作工作由原来三个人，变成了只有丁果先生和我两个人来完成，我实在太忙了，与徐会长联系就减少了。然而真正的朋友，无需天天见面，无需时时想起，因为从来就没有忘记过。徐会长与黎全恩教授一样，愿意提携后来者，他曾把我的文章放进他们协会的“加华作协希望文坊” 网站里。2019年4月22日，我收到他的微信，他问我愿意不愿意参加海外华文作家访问团前往台湾，除了来回机票，其它费用全免。可惜当时因我父母均住医院，我人在北京，不能立刻确定下来。
徐会长是个热心助人的学者，这一点从张宜中女士那里也得到认证。我曾有朋友想认识他，想从他那里得到一些华侨资讯，每一次我提及后，他都会同意的。华南工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徐燕琳教授因为研究客家人在加拿大活动，我曾询问过徐会长愿意不愿意见见徐燕琳教授，告诉她一些资讯？徐会长听后马上就答应了。有些重要活动，徐会长也会告诉我，并希望我能参加。因为我不太熟悉列治文市区交通，每次都是我坐天车到靠近他家的乃磨站下来后，再坐他的车去参加活动。
2021年，徐会长给我打电话，述说做了小手术，但不严重，我听后就没太放心上。当时我们的《加拿大华侨移民史1858-2001》已经写完，正在紧张地与华夏出版社责任编辑赵学静沟通修改。我是想等书出版后，再与徐会长多联络。可是到了2022年5月5日，我接到徐会长的电话，他告诉我一直在联系我，可就是没有联系上。他讲已经住进临终关怀医院，是癌症晚期。我听后如雷轰顶，急忙询问原因，并告诉他，我会去探视。徐会长担心今后联系再难联系，特地把他女儿徐珍珍的电话和微信号告诉我。当我把这消息告诉丁果先生和在维多利亚大学图书馆工作的柳颖后，柳颖立刻决定要来温哥华探望他。她要告诉徐会长，她们正在做《世界日报》扫描工作及相关情况。
为了和丁果先生及柳颖一起探视徐会长，一直到了5月20日，当柳颖从维多利亚来到温哥华时，我们才一起去了徐会长所在的临终关怀医院。那次认识了热心助人的张宜中女士，她告诉我们，徐会长一直盼望着我们到来。那一次徐会长还夸赞了我，而我真希望科学家早日攻克癌症，希望徐会长病情有所好转。
7月20日，当我再一次前去探视时，徐会长消瘦得很厉害。我一时没有思考，冲口说出来：“您怎么这么瘦了？您要吃东西，一次不能多吃的话，可以少食多餐。”
徐会长听后讲：“不要说我消瘦。每次都有人劝我吃东西，我听太多遍了。” 他似乎有些不快。但当我把已经复印好的《加拿大华侨移民史1858-2001》中与徐会长有关部分给他看时，他很认真过目。我告诉他，他所陈述办华文报纸的艰辛和加拿大华文作家协会简介，都已经放入了书中，他听后欣慰地笑了。宜中后来告诉我，徐会长不希望老听到劝慰的话，而是希望听鼓励的话语。我顿时明白徐会长是个坚强而有毅力的文人。他还有一颗智慧的头脑，还希望能够站起来。同时徐会长是幸福的，徐珍珍很孝顺，他的部下兼朋友张宜中女士经常来照顾他，他还有很多好朋友，他当然会留恋人间。
7月30日，丁果先生和我准备去探视徐会长。当天上午我们在列治文开完一个会后，丁果先生对我讲，他下午还有一个很重要会议，因此要快点赶到医院。丁果先生决定买一束花，可是我们一时找不到花店。我认为下一次再探视时也可以买的，就劝丁果先生赶紧去医院。这一次到医院后，丁果先生劝慰徐会长：随着医学发展，美国已经有些新药推出，治好了一些被认为没有希望的病人。而徐会长思维清楚，为社区做出了诸多贡献。因此希望能和医生谈一下，即使有一线转机也值得尝试。丁果先生还对徐会长说：“我们至少还要你与共同拥有十年时间，徐会长不要放弃治疗啊。” 那瞬间，我看到徐会长的眼睛闪闪发亮，他是渴望能够重新站起来呀！回来坐天车经过乃磨站时，我望向以前徐会长接我的地方，心想：真希望丁果先生的提议能够得以实现，希望有奇药能够医好他。下次就是他不能再开车带我，我也要练习一下开车，今后带他去参加活动。
如今原有的期望都无法得以实现，徐会长已经坐在了上帝的身旁。但他曾经用无私帮助温暖过我的岁月，我会静静地回味。
写完这篇纪念文章后，我再次望向外面的天空，还是一片蔚蓝，非常纯净，几滴泪珠顺着我的脸颊滑落下来。我告诉自己，下次祭奠徐会长时，一定要记得带束小花。徐会长，一路走好，天堂里定有美好景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