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底以来，徐州铁链女事件引爆了舆论焦点，众多女性感慨自己与铁链女只差一记闷棍，人们纷纷指责徐州政府不作为，要求严惩犯罪分子，加大买卖人口处罚力度。

一、事件经过

2022年1月28日上午，知名博主“段小姐来了”发布了一段视频，江苏徐州丰县欢口镇一位八个孩子的母亲被一条粗大的铁链锁着，大冬天里却衣衫单薄，吃冷饭睡破屋、疑遭家暴。

1月28日，“丰县发布”微信公众号发布《关于网民反映“生育八孩女子”的情况说明》，全文为：发现网民反映“生育八孩女子”相关信息后，丰县县委、县政府迅速成立联合调查组进行全面调查。经初步调查核实，网民反映的女子为杨某侠，1998年8月与丰县欢口镇董某民领证结婚，不存在拐卖行为。家人和邻居反映，杨某侠经常无故殴打孩子和老人。经医疗机构诊断，杨某侠患有精神疾病，目前，已对其进行救治，并对其家庭开展进一步救助，确保过上温暖的春节。具体情况正在进一步调查核实中。

1月30日，“丰县发布”微信公众号发布《关于网民反映“生育八孩女子” 情况的调查通报》，大意为：杨某侠（此姓名为董某民所取）于1998年6月在欢口镇与山东鱼台县交界处流浪乞讨时，被董某民的父亲董某更（已故）收留，此后就与董某民生活在一起。生活中发现，杨某侠有智障表现，但生活尚能自理。在办理结婚登记时，镇民政办工作人员未对其身份信息进行严格核实。2020年11月，公安机关调查时未发现有拐卖行为。2021年6月以来，为防止杨某侠犯病时伤人，董某民暂时使用锁链约束其行为。董某民多次采取不同方式逃避计生部门的管理和服务，导致生育多个孩子。2022年1月30日，经市县两级专家会诊，杨某侠患有精神分裂症，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自2014年5月至今，政府为董某民家庭落实了低保和居民医疗保险政策，社会爱心人士也多次为其捐钱捐物。

2月7日，“徐州发布”、“丰县发布”微信公众号发布《“丰县生育八孩女子”调查进展情况》，大意为：经调查，确定杨某侠原名为小花梅（父母已故），同村的桑某某受小花梅母亲所托，带小花梅到江苏治病并找个好人家嫁了。到达江苏省东海县后小花梅走失，当时未报警，也未告知小花梅家人。杨某侠牙齿脱落因重症牙周病所致，其他健康指标正常。八个孩子和董某民、杨某侠均符合生物学亲子关系。

2月10日，“丰县发布”微信公众号发布《“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调查处理情况》，大意为：DNA检验比对认定杨某侠即是小花梅。董某民（男，55岁，丰县人）涉嫌非法拘禁罪，桑某妞（女，48岁，云南省福贡县人）、时某忠（男，67岁，东海县人，桑某妞丈夫）涉嫌拐卖妇女罪，上述三人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2月17日，江苏省委省政府决定成立调查组，对“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进行全面调查，回应社会关切。

在徐州“小花梅”事件舆论持续发酵后，关于“买卖同罪”的呼声再次高涨，希望同时严惩买卖双方，以达到消除拐卖人口之弊。中国政法大学刑法教授罗翔再次建议提高收买妇女儿童罪法定刑。刑法第240条规定的拐卖妇女、儿童罪，其基准刑是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有特别严重情节的可以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甚至死刑。而下一条，即第241条却规定，如果不考虑强奸、非法拘禁等暴行，单纯的收买妇女、儿童罪的最高刑只三年有期徒刑。拐卖与收买属于刑法理论中的“对向犯”，是一种广义上的共同犯罪。对向犯有两种：一是共同对向犯，二是片面对向犯。前者所对向的双方都被刑法规定为犯罪，而后者是只有一方被规定为犯罪。在刑法中，共同对向犯的刑罚基本相当。如非法买卖枪支罪、购买假币罪和出售假币罪、受贿罪与行贿罪。只有拐卖妇女、儿童罪与收买妇女、儿童罪这一对共同对向犯对向双方的刑罚相差悬殊。而买一只叶猴判5年，非法买卖鹦鹉6只以上判5年，以至于产生了人不如鸟、人不如猴的意味，令人怀疑法律的公正性。

二、为什么拐卖妇女儿童行为屡禁不止？

1999年吧，李杨刚从德国回国，找题材的时候看过一篇报道，一个被拐卖的妇女因为被别人侮辱，最后加害别人，当时还被判了死刑。李杨就在想：为什么一个善良的人最后变成一个作恶的、犯罪的人？受害者本来应该被同情，结果不但不被同情，还一直在加害。为了唤起人们对现实和对自己行为模式的思考，对生命、对人格的尊重，李杨自己掏钱拍摄了《盲山》，2007年上映。讲述了一名女大学生被人贩子拐卖至某法盲山区，全村都是帮凶，她逃脱无数次均无果，多年后才被解救出盲山的故事。《盲山》大部分演员是当地村民，他们觉得买卖女人很正常。在现实生活中，被拐卖的大多是农村女孩，大学生并不占多数。但在《盲山》中，女主角却是一个大学生，因为大学生受过教育，追求人格自由，会有不断反抗的精神。现实中，有的被拐卖的妇女常年不给衣服穿，锁在一个窑洞里，就当一个性欲机器。多数被拐妇女都是被强暴，有的激烈的反抗，买家又把她再次卖给别人。因为降不住，几次被转卖，还有的一家几个兄弟共用一个女人的。很多女人被打几次就从了，反正已经强奸了，反正处女膜也破了，反正也是怀孕了，反正生孩子了，也把自己当生育机器，就“凑合”过日子，后来也给自己的孩子买媳妇。

2016年，《最美乡村教师候选郜艳敏：被拐女成为山村女教师》的报道使得《盲山》再度引起关注。李杨也因此接受了采访，他认为：中国人没有法制观念。自己遇到事儿的时候就开始讲法了，不出事永远不会去捍卫法律的尊严。刑法应该加大对买方惩罚力度，中国法律对买方基本不判刑或者判刑很轻的话，这就使买方市场很大，就会有犯罪集团铤而走险。没有买家就没有卖家。应该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见
http://news.163.com/special/daoyanliyang/）

严刑峻法能够减少拐卖妇女儿童行为。2015年新华网《为人口贩卖“买卖同罪”点赞 》指出： 美国司法机制实际上更关注如何找回、而非如何处罚，使得美国受困于人口贩卖问题。然而随着3次轰动全美的儿童拐卖案件，民间机构与政府通力合作，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儿童追回机制。如今，人口贩卖、特别是有关于儿童的丢失问题已基本得到控制。由于特殊的黑社会文化，日本曾是亚洲著名的人口交易中心。但自2005年起，日本修改了刑法，将人口贩卖与诱拐视为同罪。自此，日本的人口贩卖问题才开始得到大幅度改善。

1997年以后，中国政府专门把拐卖妇女儿童定为一个单独的罪名，加重对犯罪者的打击。2000年，公安部印发《全国“打击人贩子、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专项斗争”工作方案》的通知。从2001年至2004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拐卖妇女儿童案件24809起，抓获拐卖犯罪嫌疑人26636名，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51164人。2008年，中国出台《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2008-2012年）》，建立以公安部为牵头单位的反拐工作联席会议制度。自2009年4月公安部部署开展全国公安机关“打拐”专项行动两年以来，全国共破获拐卖案件34212起，打掉拐卖团伙4535个，抓获拐卖在逃人员5051名，打击处理拐卖犯罪人员36097名。2012年中国又出台了《反拐卖妇女行动计划（2013-2020）》。近年来，中国拐卖妇女的情况变得少了，原因不仅仅是因为打击力度大了，而是通信发达了，可以打手机打电话和外界联系了。包括现在拐卖儿童，大家通过微信、微博马上去找，也加大了犯罪的难度。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各级公安机关共破获拐卖儿童案件5135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3万名，解救一大批被拐卖儿童，拐卖儿童犯罪年发案数逐年下降，由2012年的5907起，下降至2020年的666起。

2021年《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21-2030）》发布，提出六个方面具体措施：

一要加强源头治理，完善以社区为基础的预防拐卖人口犯罪网络，实施网格化管理，构建多部门协同、社会广泛参与的群防群治工作体系。综合整治拐卖人口犯罪活动重点地区和“买方市场”，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实施拐卖人口犯罪，有效预防拐卖人口犯罪发生。

二要始终保持打击拐卖人口犯罪高压态势，持续组织开展全国打击拐卖人口犯罪专项行动，及时解救被拐卖受害人，有力震慑和惩处拐卖人口犯罪。严格落实侦办拐卖儿童案件责任制，严格执行儿童失踪快速查找机制。

三要加强被拐卖受害人的救助、安置、康复、家庭与社区融入等工作，帮助其适应新环境新生活、顺利回归社会。

四要坚持法治反拐基本原则，研究制定和修订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五要创新宣传教育方法，加强舆论引导，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充分运用互联网和新媒体开展宣传教育。

六要加强国际合作，有效预防和严厉打击跨国跨境拐卖人口犯罪，加强对被跨国跨境拐卖受害人的救助。

但是，严刑峻法无法根除拐卖妇女儿童行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由于法治历史较短，中国法制观念普及尚不如美国和日本。事实上，中国很多购买妇女儿童的人是没有受过教育、不懂法律的。纵然加大了刑法处罚力度，对于不懂法的人，依然无法影响他们的行为。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要加大刑法处罚力度。用制度来约束人的行为，是法家最基本的思想（“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见《管子·明法解》）。如果违法成本过低，懂法的人也会违法。另一方面，法律制度只有下达通畅，广而告之，才能让人人得知进而遵守（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百姓者也”。见《韩非子·难三》）。

除了法制观念尚不普及外，男多女少的现实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观念是人口拐卖的社会土壤。即使是受过教育的父母，也会催婚。农村的父母更是将子女结婚当成了自己的责任。当前，中国男性人口数量要比女性人口数量多出3000万，其中90%都是生活在农村。农村女性进城，小城市女性进大城市使得农村男人娶媳妇成为一大难题。难道农村男人就应该没有对象？有的人用丛林法则、物竞天择来合理化农村男人找不到老婆。这与野兽何异？你把他们当野兽，就要知道法律无法约束野兽的本能行为。严刑峻法之所以有效果，是因为那些违法行为不是人类的基本需求。买卖枪支、购买假币、行贿、买卖鹦鹉是人类的基本需求么？不是！农民起义历来是杀头大罪，但是禁住了么？食色，性也。吃不饱饭、活不下去人们就会铤而走险。这些找不到老婆的人需求如果得不到释放，也必然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娃娃下乡能释放部分需求，但无法长久；性服务市场相对更好释放需求，且对社会危害比较轻；对社会危害比较大的是强奸和买卖媳妇。在这2700万农村单身男性中，如果有1%的人不惜犯罪也要解决，就会有27万潜在强奸犯或买主。中国农村之所以会全村都是买卖妇女的帮凶甚至地方政府不作为，一方面是自己家可能也会有需求，一方面是因为这可以降低当地强奸犯罪率。

如果买卖人口同罪，其基准刑是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低于强奸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有特别严重情节的可以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甚至死刑（与强奸相同）。那么，后果就是买人者转变成为了强奸犯。因而，一个优秀的立法专家也应当是一个社会学家，能把握事物的本质。

三、我们要如何尽量减少拐卖妇女儿童行为？

美国亚特兰大高等法院审判大厅用拉丁文铭刻着：天塌下来，我们也要主持正义。近期很多国人都支持如果天塌下来，正义才能得到实现，那就塌吧。他们支持买妇女儿童的村庄彻底灭亡。金融圈甚至有人提出要抵制徐州丰县城投债。但是，这些措施能解决问题吗？

天塌的真正含义是打破旧制度，主持正义要从敬畏生命开始，而不是让贫困人口自生自灭，激化矛盾。人类之所以提倡保护弱小、要去扶贫就是因为缓和社会矛盾对于整个人类群体是有益的。广大弱小的人们会团结起来对付强大的利益集团。

社会不公和缺乏教育是犯罪滋生的土壤。被江苏苏北无业青年杀害的德国人亲属选择了成立“德国人朴方协会”帮助江苏苏北地区上不起学的孩子。不解决根本矛盾，单纯的严刑峻法和举报有奖制度只会让犯罪者采取手段防止犯罪行为被发现或者强奸等替代方式，女性安全依然得不到保障。

因而，我们一方面要适当加大买卖人口的刑法处罚力度，并普及法制观念；一方面需要帮助农村发展经济解决因为经济条件找不到对象的问题；一方面需要推动城镇化缓和一线女性多而农村男性多引发的社会矛盾；一方面需要通过组织国际婚恋平台用合法手段解决中国适婚女性数量绝对不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