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强势崛起让西方世界看到单独“美中对决”无法遏制中国，拜登让盟国在不同对华问题上扮演领袖角色，以此重振七国集团，并学习中国的外交方式与中国竞争国际影响力。
谁也没有想到，年近八十的美国总统拜登在稳定国内疫情并提出经济复兴大计之后，风尘仆仆首访欧洲大陆，连续参加七国集团峰会和北约峰会，甚至会见老对手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最短的时间里，让美国重回西方集团的领袖地位，彻底改变了特朗普时代华盛顿与西方盟友之间的关系，挽救了特朗普发动的关税战四起、讹诈军费、威胁撤军、不断退群造成的西方世界“分崩离析”，让本来已经沦为富人俱乐部的七国集团和后冷战时代陷入“同床异梦”困境的北约集团，重新有了危机感和战斗性。有趣的是，在华盛顿政治圈浸淫四十七年的拜登并没有太多的“战略性复杂设计”，而是延用了特朗普在新冠疫情中采用的“攻击中国”策略，用结盟的手段把“中国威胁论”炒作到最高的水准，以“制度的决战”说服西方世界“牺牲小我”，让美国“再度强大起来”，领军西方世界打赢这场“新冷战”。
中国是“体制性挑战”
毫无疑问，中国的强势崛起已经让西方世界看到，单独的“美中对决”已经无法遏制中国领先群伦、超越美国的大趋势，唯有尊美国为首“抱团抗中”，或有改变这种大趋势的可能。作为冷战时代的产物，与华沙条约针锋相对的北约集团在后冷战时代除了在欧洲推动“东扩”以外，对世界事务几乎采取低调姿态，而在特朗普时代，因著白宫“逼债”，已经处于相当尴尬的境地，成为西方世界的“鸡肋”，以至于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要建立没有美国的欧洲军事力量，才能应付俄罗斯的重新扩张。但是，在这次北约峰会上，与会国提出了“北约二零三零”的定位口号，将集团以往对付苏联的方向，改为针对中国，明确表明“中国表现出来的野心和相应的强硬行为，给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国际秩序，以及和北约同盟安全息息相关的领域构成了体制性的挑战”。换句话说，因美国和欧盟的分歧导致北约“同床异梦”的蹉跎岁月已经结束，至少在未来近十年中，北约在应付俄罗斯的同时，有了一个可以凝聚共识、克服分歧的敌对目标：中国。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腾贝格给出了为何要集中对付中国的理由：中国拥有世界第二大的国防预算、最大的海军，并且正在大规模投资新的军事设备，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全球的安全。本来，美国和欧盟都认为，中国的强大对世界也有正面的意义。但是，在拜登团队的努力下，这种说法已经被修正，因为价值观“不同”，西方解读中国的崛起成为西方的威胁。斯托尔腾贝格列出了几个焦点议题：北京镇压香港民主示威?压迫新疆维吾尔族，以及使用现代技术来监控中国人民。
拜登重回北约集团领袖地位的目标当然不限于二零三零，白宫野心勃勃的“重新打造北约”的战略目标已经指向二零三零年之后。借用华盛顿声明的话语来说，北约三十个成员国将重新修订集团的“战略概念”，以指导该联盟“应对不断变化的战略环境，其中包括俄罗斯具侵略性的政策和行动；中国对北约的集体安全?繁荣和价值观构成的挑战；以及像恐怖主义?网络威胁和气候变迁等跨国威胁”。
新的战略概念将准备在二零二二年的北约峰会上通过。问题是，谁来为雄心勃勃的北约“现代化”买单？已经失去二战之后用马歇尔计划重建欧洲那种实力的美国，在放弃追讨北约国家军费的同时，加码投资北约吗？至少直言不讳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有疑问，他担心新的建议或会占用法国国家军事优先事项的资金。马克龙的言外之意是，拜登放弃追讨军费，但企图“偷梁换柱”，用北约新战略建设让盟国“出钱”，变相还是要钱。为此，斯托尔腾贝格给拜登戴高帽子，要让美国拿出钱来。他表示：“我们现在有一位美国总统，他坚定地致力于北约和欧洲的安全，并准备对北约进行更多投资。”
七国集团“起死回生”
北约东扩后，有三十成员国，国家发展程度不一，其中成为观察员的乌克兰还直接攸关到与俄罗斯的关系。因此，北约集团背后的掌舵者，还是七国集团。这也是为何拜登不顾旅途劳顿，以及英国因为印度变种病毒扩散造成的疫情反弹，赶到伦敦参加七国集团峰会。不得不承认，拜登主导七国集团峰会，让美国打了一场近五年来罕见的漂亮外交战，意义超过奥巴马时期的伊朗核危机协议，而“抱团抗中”显然是拜登外交成功的核心因素。从价值之争到公共卫生，七国领袖峰会的每一个议题，背后都有“中国影子”，这在峰会签署的《卡比斯湾宣言》（Carbis Bay Declaration）表露无疑。
拜登战略厉害之处
七国领袖在将中国列为主要竞争对手、与中国进行的是体制之争、首度公开提及台湾安全、谴责北京在香港以及新疆、西藏等违背人权且有种族及文化灭绝等问题上形成共识，并在各种具体的对策上与北京对着干。拜登的厉害之处在于让盟国分别在其关注的对华竞争问题上扮演领袖角色。
在防止未来流行病肆虐的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方面，峰会定出了未来的目标，将疫苗、药物及治疗法等开发及核准时间缩短至一百天内，力求在控制病毒扩散的关键期间有所作为，而峰会东道主英国则承担领头羊角色，将成立疫苗制造及创新中心，加强研究经由牲畜传给人类的疾病。英相约翰逊称各国必须汲取过去十八个月的教训做出实质改善，并称《卡比斯湾宣言》为全球公卫的重要里程碑。
而在对付所谓的中国人质外交方面，美国则让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挂帅，因为中国针对华为财务长孟晚舟引渡案件而扣留了两个加国公民“迈克”，渥太华正在千方百计让北京放人，以此增加杜鲁多在秋季举行的联邦大选中获胜的筹码。至于西方世界诟病北京的“经济胁迫外交”，七国集团放手让特邀与会的澳洲总理领衔。比较特殊的是，在对付气候暖化、保护自然与生物多样性方面，拜登认同德国总理默克尔的观点，认为必须与中国合作，默克尔表示，“如果没有中国，我们将永远无法在这些领域实现解决方案”。
可以这样说，拜登通过强化“中国威胁论”以及对付中国的行动纲领和具体计划，让已经长时间俱乐部化的七国集团“起死回生”，再度回到世界舞台，并给本来已经取代七国峰会、引领世界经济发展架构和方向的二十国集团，带来了重大的变数。
中国要认真对待挑战
在特朗普时代，中国的反击之道是一边打嘴仗，一边采取中国式的多边外交，来分化瓦解美国的“领导力”，从而可以继续推动既定的“超越美国”战略。但是，这次七国峰会和北约峰会的宣言告诉北京，拜登仅仅用了不到五个月的时间，就整合起分崩离析的西方世界，尤其是让一贯强调欧洲独立声音的欧盟加入华盛顿的统一战线，这显然是前所未有的挑战。
不仅如此，除了从奥巴马时期就唱响的“民主同盟”对付专制集权的意识形态斗争之外，七国集团还响应美国号召，在对抗中国疫苗外交上“敢于出血”，拿出真金白银支援贫穷国家，以获取领导世界的“道德制高点”；同时也推出全球基础建设倡议，来对抗北京竭力推动的“一带一路”战略，使七国集团与北京的“模式之争”获取更多国家的共鸣。
北京虽然按照惯例，痛批七国集团的宣言“干涉内政”，但北京恐怕面临“思维改变”的巨大压力。其实，深入观察，北京应该看到，目前拜登领导的“抱团抗中”并非是满清末年八国联军侵华的翻版。满清末年，中国积贫积弱，导致列强觊觎，帝国主义国家联手是要瓜分中国；如今，则美国已经无力一国抗衡中国崛起，必须联合西方诸国才能遏制中国超越。因此，北京不能以满清统治集团的“受害者”意识或者“义和团”模式来抗衡，而是要以大国心态来对应，其中包括在国内采取进一步改革开放、尤其是政治改革的积极措施，在国际上推动协调外交而非战狼外交来谋取“得道多助”。
事实上，中国并非在“模式之争”上完全被动，拜登在推动基础建设带动经济发展、国家补助推动高科技创新、外交统一战线等多种措施上，学的就是“中国模式”。北京必须深思，为何欧盟甘于放弃“中欧投资协定”、加拿大甘于放弃加中贸易的利多、澳洲不顾经贸依赖北京的现实、日本甘于放弃日中经贸高度融合的好处，愿意跟随拜登围剿中国？观察家认为，拜登政府是奥巴马政府的“复辟”，但在对华政策上却是“天壤之别”，从奥巴马的G2（中美共治）到拜登的围剿中国，这样的跨越，不能单用特朗普因素来做解释，如此，便无法把握疫情后的世界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