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考林》杂志刊登了记者贾斯汀·凌（Justin Ling）对加拿大监狱体系的调查。贾斯汀发现，加拿大的现有监狱系统充满了危险和种族主义，花费高昂但对减少犯罪不起任何作用。从各种标准来看，加拿大的刑罚制度不仅失败，而且还使情况变得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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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礼庭正盯着总理。他说：“当我还是年轻的研究生时，我就在监狱里工作。我和无期徒刑犯一起工作过。我对罪犯完全没有感情，但我对监狱有一点了解，那就是监狱会让里面的每个人都变得更糟糕。”
叶礼庭难得有这么平易近人的时刻，而且这还是在电视转播领导人辩论的时候出现的，他通常有一种大学教授的气质。他说：“这将导致更多而不是更少的犯罪问题”，他恳求时任加拿大总理哈珀放弃其加重刑期和增加监狱的130亿加元计划。在电视镜头前，他高举双手说，现在是时候采取“成人解决方案”了。
那场辩论已经过去十年了。如今，新冠病毒在监狱里肆虐（尽管加拿大联邦政府保证一切都在控制之中，但几乎每11名联邦囚犯中就有1人感染；有5人已经死亡），而且有新报道称，囚犯仍在遭受单独监禁的折磨（这既违反法院的命令，也违反了政府自己的法律），情况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糟糕。
事实上，从加拿大惩教署及其监察机构惩教调查办公室（Office of the Correctional Investigator）提供的大量报告中可以发现，几乎每一种衡量标准都表明，加拿大的刑罚制度已经严重崩溃。
· 加拿大的监狱系统是危险的。去年在加拿大的监狱里发生了5起谋杀案，使监狱的谋杀率比多伦多高出20倍。一年之内，狱警出动警力超过2000次。60%以上的监狱工作人员遭受过身体暴力。惩教调查员报告说：“在加拿大联邦监狱中，并没有专门的、有意防止性暴力的总体策略。”
· 加拿大的监狱系统是种族主义的。在 加拿大的联邦监狱系统中，有超过1.25万名囚犯：其中近三分之一是土著居民，8%是黑人。在曼尼托巴省和萨斯喀彻温省，超过四分之三的囚犯是土著居民。黑人和土著囚犯被使用武力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两倍，并且更有可能被列为最高安全级别，更有可能被强制单独监禁，而获得假释的可能性更小。
· 加拿大的监狱系统正在崩溃。许多监狱应该被谴责并拆除。有4个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另外2个差不多有100年的历史。基础设施破败不堪，管理监狱的技术也过时了。
· 加拿大的监狱系统把那些与精神疾病作斗争的人关了进来。据估计，至少有10%的囚犯符合胎儿酒精综合症（母亲在妊娠期间酗酒对胎儿所造成的永久出生缺陷）的标准，80%的囚犯在被监禁时有药物滥用问题，而大约45%的囚犯有反社会人格障碍。
· 加拿大的监狱系统非常昂贵。加拿大惩教署的预算为26亿加元，按支出，排在各个部门中的第15位，它比加拿大广播公司和司法部的总和还大。按员工人数排名，则是第六大部门，每年为安置每名囚犯要花费11万加元，其中约四分之三都是雇员费用。
· 加拿大的监狱系统根本不起作用。所有可用的证据都表明， 加拿大的监狱在减少犯罪方面几乎没什么用，甚至可能在增加犯罪。在所有被释放的囚犯中，超过40%的人会在两年内被重新关押，通常是因为违反了假释条例。大约四分之一的刑满释放人员会在这两年内犯新的罪，尽管大多数罪名是非暴力的。
这只是联邦监狱。另外还有3.9万名加拿大人被关押在省级监狱，大多数人还在等待审判。
在过去的一年里，《麦克林》杂志采访了数十名现在和以前的囚犯，咨询了许多狱警、辅助人员和律师，并查阅了数千页的经请求才可获取信息的文件。这一切都揭示了一个处于危机中的种族主义和歧视性的制度。作为一个国家，加拿大正在积攒加拿大的社会弊病，却很少提供自我完善、复归社会或救赎的方式。
这恰恰证明了叶礼庭十年前告诉加拿大的事情：加拿大的监狱让情况变得更糟。唯一还相信这个体系有效的人是加拿大无能的政客。
很难不让人觉得历史在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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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被问及如何想象加拿大的监狱时，许多加拿大人可能会立即联想到艾格尼丝·麦克菲尔（Agnes MacPhail）游览金斯顿监狱（Kingston penitential）的场景，这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的头十年充斥着加拿大纪录片Heritage Minutes。在这个纪录片里，第一个被选为众议员的女性麦克菲尔瞪大了眼睛，震惊地看着囚犯们被无情地鞭打着，他们的手臂上还带着镣铐。当麦克菲尔站在众议院强调这种不公正现象时，她面临着来自政府议员席的性别歧视者的诘问。她毫不气馁，拍了拍她的书桌，哭着喊道：“这正常吗？”
事实上，在哪怕是最温和的改革之前，麦克菲尔都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来敲打政府。她引用了政府自身监督机构的一篇又一篇的报道，对那些不人道的条件发出警告。她感叹加拿大人被过度监禁、囚犯体力劳动报酬微薄、囚犯被无限期关押在单独禁闭室。她说，最糟糕的是，监狱似乎根本没有减少犯罪。1935年4月，她对众议院说：“产生这种状况的制度存在根本性的问题。”她总是被忽视。政府议员们向众议院津津乐道地讲述那些监狱的情况是如何的好。
麦克菲尔并不是唯一的一个。奥斯汀·坎贝尔（Austin Campbell）因在股市崩盘前的金融违法行为而入狱，1933年，他一直在金斯顿监狱为《麦考林》撰写“仇恨之家”专栏。他在提到单独监禁的牢房时写道：“我在一些人生命的最后几周甚至几天里都在观察他们，那些在漫长的几个月里一直很正派的人，在最后几天里垮掉了。”
将近一个世纪前，麦克菲尔曾感叹，曼尼托巴省的石山监狱很危险，不适合居住。如今它仍然开放。主楼有将近150年的历史。近800名囚犯住在那里，其中大部分是土著居民。这里是新冠疫情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有350多名囚犯检测呈阳性。
温尼伯的刑事律师齐拉·琼斯（Zilla Jones）曾代理过石山监狱的几名犯人。她在接受《麦考林》采访时表示：“冬天寒冷刺骨，夏天酷热难耐。就人类居住而言，这里是不舒服的。”情况太糟糕了，她去见客户的时候必须穿上大衣，戴上手套，但她还是在发抖。(这座监狱的新一侧于2014年完工，更适合人类居住。)
琼斯说：“这是一个相当糟糕的建筑，但里面发生的事情更糟糕，他们可以尽情地修缮这栋建筑，但这不会改变里面的文化。”
琼斯提供了“一个在石山生活的典型例子”——一个客户因非法闯入而被捕。琼斯说：“我请求法官不要把他送到石山。”她的当事人只有18岁。她在法庭上说:“让他去省级监狱里服刑，这样至少他不会受到帮派的影响。”
她的请求被忽略了，少年被送到石山监狱。不久之后，他被一个帮派招募去攻击一个狱友——一个被狱警确认为性犯罪者的人。这名少年被判新罪名成立，这意味着他在这所臭名昭著的监狱的服刑时间将延长。
琼斯说：“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把人送去那里，我们在干什么？把人关在一个充满暴力的地方，这样我们就会觉得正义得到了伸张？”
有些帮派在监狱里有自己的地盘。一名狱警告诉《麦考林》的记者，按帮派关系将成员隔离开，是希望将互相敌对的组织分开，以防止暴力。一些囚犯进入监狱时已经与一个帮派有联系，但许多人加入帮派是为了保护自己，或者是为了加入利润丰厚的毒品交易。已有大量资金投入缉毒犬和人体扫描仪，然而监狱里的毒品泛滥却有增无减。2017年，加拿大的监狱里有70名囚犯吸毒过量。
一位在草原省工作的（未被授权公开发言）的惩教人员解释说，“令人难以置信的过时”的基础设施也会让惩教人员的生命受到威胁。运行系统中的陈旧技术可能会导致开门或进入正确的监视器的延迟，“这会让我们的工作更加危险。”
虽然监狱不再用铁链锁住站着的囚犯，但单独监禁的牢房看起来与坎贝尔看到的“洞”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加拿大仍然将囚犯关在狭小的、没有窗户的牢房里，每天22小时，甚至更长，长达数月或数年。这符合联合国对酷刑的定义，加拿大也认可这个定义。尽管如此，加拿大政府还是为这种做法辩护，坚持将其定性为“行政隔离”。法院对这种委婉说法不以为然，并按其本质称其为：单独监禁，违宪。
2019年6月，在首个法院下令联邦政府必须停止这种做法两年后，特鲁多政府终于通过立法取代了这种做法。他们将这种新的隔离牢房重新命名为“结构化干预单元”。
新系统应该增加保障措施和心理健康支持。他们应该让犯人有更多的时间走出牢房，与人进行有意义的接触。牢房本身也焕然一新：有些刷了一层新漆，贴了一张海报，有些牢房则给犯人提供了电视和更舒适的住宿条件。
但数据显示，情况总体上并没有改善。
受敬重的犯罪学家安东尼·杜布最初被特鲁多政府邀请去研究如何废除单独监禁，以支持新的“结构化干预单元”。在媒体的关注促使政府交出数据之前，他被阻挠了一年多。他今年2月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了情况有多糟糕：“我们估计，在结构化干预单元”中，有28.4%的人属于‘单独监禁’，另外9.9%的拘留符合‘酷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的定义。”
法律规定犯人每天有四小时的外出时间。这是不会发生的。法庭表示，任何少于两小时的惩罚都是残忍和不寻常的。无论如何，它仍在继续。
加拿大惩教署拒绝接受调查结果，声称杜布的数据有误。
长达一年的数据为这样一种观点提供了证据，正如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公民自由协会（B.C. Civil Liberties Association）所说的，这些改革只是“装点门面”。参议员金·佩特（Kim Pate）花了近40年的时间倡导真正的监狱改革，他从一开始就警告说，所谓的改革会积极地“让事情变得更糟”。
加拿大惩教署报告称，自去年12月以来，他们已经审查了1100个新“单元”的安置情况。在这些审查中，有四分之一的审查建议他们采取额外措施改善囚犯的条件，而只有2.5%的审查建议解除对囚犯的隔离。这个新政权实施了新的官僚机构，却没有实质性地改变原有做法，两个省的法院抨击这种做法违宪，联邦政府最终接受了这一裁决。
在新冠疫情期间，许多囚犯意识到新旧牢房的区别并不大。出现新冠病毒症状的囚犯被关进旧的单独监禁牢房，每天只被放出20分钟洗澡或打电话。
布莱尔对本刊说，鉴于疫情蔓延，这些措施是“必要的”，而且这些措施“无意以任何方式侵犯任何人的权利”。
有些监狱甚至更糟糕。魁北克省Sainte-Anne-des-Plaines监狱“特别处理单元”的囚犯提起诉讼，指控说他们每天被单独监禁的时间超过22小时。这种“单元”旨在处理危险的性罪犯，鼓励囚犯接受化学阉割。一名囚犯在一份宣誓书中说：“我相信，除非我接受这样的待遇，否则我永远不会被转出禁闭区。”加拿大惩戒署坚持认为，该囚室的囚犯“享有与其他囚犯相同的权利和监禁条件，但出于安全要求必须加以限制的除外。”
尽管惩戒署专员安妮·凯利拒绝就此事接受采访，但《麦考林》杂志在一场无关的新闻发布会上询问了她关于加拿大监狱单独监禁的情况。她说：“我们已经没有单独监禁了，”她坚称，除了“早期的一些小问题”外，结构化干预单元已经成功实施。
在被追问到杜布的数据时（该数据清楚地表明惩戒署正在实践单独监禁的定义），凯利把责任推给了囚犯。她说：“在某些情况下，囚犯实际上不想走出他们的牢房，尽管我们多次尝试让他们利用这个机会。”
因食物发生的暴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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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14日下午1点30分，萨斯喀彻温省监狱的工作人员通过监狱的扩音器宣读了防暴法。囚犯们进行了一场全监狱范围的罢工，封锁了一排排牢房，抗议监狱的恶劣条件和食物配给的缩减。整个监狱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加入了行动，这些人主要住在中等安全级别的“单元”。
监狱叫来了危机谈判代表，用扩音器要求囚犯回到牢房并上锁。囚犯们对这些置之不理。手持警棍和猎枪的警员被派往射击场，与投掷燃烧碎片的囚犯搏斗。
暴乱平息后，警察发现了杰森·伦纳德·伯德的尸体。他被其他囚犯殴打和刺死，原因不明。伯德因私闯民宅被判两年半徒刑。
一份内部调查的结论是，暴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监狱的食物状况造成的。厨房工作人员曾警告典狱长，资金削减意味着他们无法为囚犯提供足够的食物。
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惩教调查人员发现，联邦监狱提供的五分之一以上的饭菜不符合加拿大基本食品指南的要求，加拿大惩教署没有尊重囚犯的饮食限制，饭菜有时在不卫生的条件下制作，大量的食物被浪费。
记录其营养价值的内部电子数据显示，如果一个囚犯吃掉盘子里的每一粒食物，他们每天将获得大约2600卡路里——加拿大卫生部建议，活跃的成年男性实际需要大约2900卡路里。这些饭菜的脂肪和钠摄入量也大大超过了加拿大卫生部的指南。(惩教署在一份电子邮件声明中写道，他们在设计膳食时遵循了“一套全面的健康人群营养参考值”。)
这些问题可以追溯到集中生产食品的时候。2014年，为了节省成本，惩戒署改用“烹饪-冷藏”模式，食物在区域中心准备，冷冻，然后运到监狱，在那里再加热。
太平洋监狱的囚犯诺曼·拉鲁说：“人们以为我们在这里吃得好吗?”哦，天哪，那是——呕。”
拉鲁在厨房工作。正如他向《麦考林》解释的那样，在“烹饪-冷藏”模式问世后，要做的工作突然少了很多。他说：“今天的午餐是奶酪通心粉。大约两天前，我在厨房现场做了真正的通心粉面，仅此而已。其他的都装在袋子里。”拉鲁说，提供给囚犯的食物“仅够维持一个人的生命”。一名狱警告诉《麦考林》，“我们在未来五年面临的任何大规模骚乱都将是由于食物。”
“烹饪-冷藏”模式意味着惩教署每年在每个囚犯的伙食上花费2300加元，大约每天5加元。
布莱尔驳斥了“某些东西在结构上是错误的”的观点，但他说，“可能有个人，因为他们的身体活动水平或其他健康考虑，有独特的要求”，有些人“可能想要更多。”
我问布莱尔：你能靠每天5加元的饮食保持健康吗？
布莱尔表示反对：“我不能根据你问题中的金钱进行计算。”
监狱的问题远不止这些
囚犯经常被升级到安全级别更高的设施，这些设施更加危险，提供的支持也更少，有时是基于模糊和主观的标准。其中一名囚犯因“表现出消极态度，多次违反规则”而被升至中等安全等级。种族主义也起了一定作用，2013年，一名惩教调查员发现，对于黑人囚犯来说，“肢体语言、说话方式、表达方式、着装风格和与他人的交往常常被惩教中心的工作人员视为帮派行为。”
《环球邮报》10月份的一项调查发现，黑人和土著囚犯被列为安全威胁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尽管数据显示，他们再次犯罪的可能性低于白人罪犯。
保罗·加拉格尔（Paul Gallagher）是一名同样因贩毒指控而被监禁的土著囚犯，他被从最低安全级别提升到中等安全级别，因为惩教署打算开设一个面向土著居民的牢房，“他们需要人手。”他提起申诉并且获得了胜利，但他仍然没有被转移。
申诉是囚犯寻求平反的少有途径之一，理应在4个月内得到解决。事实上，惩戒署承认，这些问题需要3年时间才能解决。从技术上讲，囚犯可以就他们对待遇向法院请愿，但这很少有效。当一名囚犯就其监狱条件向省级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时，法院驳回了案件，命令他支付总检察长费用，并禁止他向法院提出任何其他申请。
并不是每个官员都有问题。心地善良、训练有素的惩教人员很多。一名狱警说：“他们一进门，在进牢房之前，我们就会给他们做一次演讲，比如说，‘在这里，如果你们尊重我们，你们在这儿会比较好过。”他说，优秀的狱警乐于做“需要他们提供帮助的上千件小事”，“我们和这些人建立起关系。这样，当有严重的事情发生时，他们就会听我们的。”
这位狱警说，不是每个监狱都像他的监狱那样支持囚犯。即便如此，狱警也不能决定谁应该关进或不被关进监狱，他们只需要管理好即可。
监狱一直在努力处理有严重心理健康问题的囚犯的数量。一位官员说：“我们是执法人员，不是心理学家，”有心理健康工作者访问监狱，他们晚上和周末都不在。“我们确实接受了一些关于这类话题的培训。但我的意思是，这就像只有一天的训练，你知道吗？”
惩教调查人员一直发现监狱里缺乏精神健康支持，事实上他们还发现一个女子监狱的官员惩罚了那些自我伤害的囚犯。变性囚犯的问题尤其严重，他们中的一些人仍被关押在与其性别认同不符的监狱中，他们往往被隔离，表面上是为了自身安全。
服刑时间理应是“有效率的”，但事实却很少如此。监狱里也有教育项目，但基本上都是一刀切的——一个拥有大学学位的前囚犯回忆说，他不得不坐着读完相当于八年级的课程。
也有一些以土著居民为重点的项目，但机会不多。囚犯可以使用电脑，但不能上网。惩戒署的指令仍然要用到“软盘”（译者注：现在电脑都已经不用了）。现有的工作一般都是卑微的轻工，而且几乎提供不了什么适应市场的技能。然而，工作往往是必要的，因为囚犯需要为食物付费以补充饮食，而且电话按分钟计费。监狱会从囚犯的工资中扣除“食宿”费用，囚犯每天最多只能挣6.9加元。
但是，当连这些项目都消失时，就像他们在疫情封锁期间所做的那样，惩戒人员说：“就只是暴力。那简直是一场噩梦，每隔几天就会有服药过量、自杀未遂和刺伤事件发生。”
荒谬的做法
越是仔细观察加拿大的监狱，就会发现这种做法的荒谬之处越来越明显。
不可避免的是，一些犯人需要被关起来：目前约有800名犯人被指定为“危险罪犯”，这意味着他们不能被释放。大约四分之一的联邦监狱囚犯是无期徒刑或不确定刑期的徒刑。
然而，其中逾30%的人因非暴力犯罪入狱，主要是毒品和财产犯罪。批评人士多年来一直在想：为什么他们需要被关在充满暴力的联邦监狱里，在加拿大政府的资助下，扳着指头数日子？
在申请完全假释的人中，只有不到40%得到批准。对于那些获得释放的囚犯，通常无处可去：2018年，审计人员发现，为获释囚犯提供的中途宿舍和社区项目普遍爆满。一些被批准释放的囚犯继续蹲在监狱里，因为那些地方没有足够的空间了。
加拿大量刑委员会1987年的一份报告简明扼要地阐述了这个问题。报告中写道，加拿大的过度监禁问题“不能通过修补现行制度或敦促决策者改进他们正在做的事情来消除。”
贾斯廷·特鲁多五年前上台时，曾承诺施行更多的恢复性司法（译者注：恢复性司法强调以尊重、同情和包容为原则，对犯罪造成的损害予以弥补），减少对土著居民的过度监禁，并彻底结束单独监禁的做法。他曾向“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抗议者下跪，并发誓要听从真相，响应和解委员会和“失踪和被害土著女性全国调查”的号召。在9月的“王座演讲”中，他再次承诺,“要解决刑事司法系统各个阶段的系统性不平等。”
然而，他有什么表现？他的政府延长了许多罪名的最高刑期。截至2019年1月，政府律师对173项挑战宪法的强制最低刑期进行辩护。诉讼针对的是特鲁多政府在监狱疫情中表现，监狱劳动的剥削性质和魁北克省监狱的“特别处理单元”。单独监禁的天数仍然没有上限。监狱中土著居民和黑人的过度占比正在恶化。
一份来自惩教调查员的2月份的报告发现，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联邦政府在过去一年中减少了监狱人口，但确实发现，由于犯罪率下降、法庭审理延期以及法官在疫情期间寻找监禁的替代办法，监狱的总体人口有所下降。即便如此，土著人民受益最少。辛格（Zinger）发现，“非土著囚犯的下降速度是土著囚犯的两倍。”
即便如此，人口的下降还是让辛格建议联邦政府应该考虑“关闭一些监狱，重新分配工作人员和资源，以更好地支持囚犯安全、及时和健康地重新融入社区。”特鲁多政府并没有表示打算采纳这一建议。
自由党议员纳撒尼尔·厄斯基·史密斯（Nathaniel Erskine-Smith）对《麦考林》表示：“我们承诺进行重大的刑事司法和监狱改革，但我们还没有看到这项改革真正落到实处。”
今年2月，司法部长大卫 拉麦迪（David Lametti）引入了新的立法，最终废除了一些强制性最低刑罚。该法案还扩大了监禁的替代措施的范围，并制定了新的原则，来鼓励警察和检察官避免提起毒品指控——基本上是采用了厄斯金·史密斯之前提出的立法。
尽管这项立法因其所做的事受到称赞，但它也因其未做的事而受到抨击。2016年被特鲁多任命为参议员的佩特称这项立法是“为一些人而不是所有人伸张正义”，他说，由于保留了大多数强制性刑罚，它“没有采取我们现在需要的那种大胆等步骤”。
加拿大的监狱陈旧、不人道、暴力且昂贵。它们根本不起作用。20年前，新不伦瑞克大学的研究人员对50项有关监禁的研究进行了元分析（译者注：不是对原始数据的统计，而是对统计结果的再统计），跨度长达半个世纪。他们找不到“任何证据表明监禁可以减少累犯”，也得不出“监狱不应该以减少犯罪行为为目的”的结论。两年后，他们重新进行了这项研究，观察了10万名囚犯。他们发现了同样的结果：监狱并没有减少犯罪，反而增加了犯罪。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被警告过这个问题。叶礼庭告诉《麦考林》的记者：“支持监狱改革和在可行的情况下废除死刑的选民总是很少。”他想和麦克菲尔一样，来解决这个问题。
“在政治上，这一切都毫无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