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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利度胺:漫长的悲剧——从天使到魔鬼

2020-09-25 |作者: | 来源:

东部时间12月1日晚,加拿大联邦下议院召开例行会议,当投票表决联邦新民主党温哥华东区议员利比.戴维斯(Libby Davies)所提“补偿本国沙利度胺受害者”议案时,来自议会四大党和无党派的全部256名下议员罕见地以全票通过了“戴维斯议案”。
沙利度胺究竟是什么东西?究竟在加拿大造成了怎样的危害?何以向来党派畛域分明的下院,此番竟在沙利度胺受害者补偿问题上,表现出如此惊人的共识?
出身名门 从天使到魔鬼
沙利度胺(Thalidomide)又名反应停、酞咪哌啶酮、沙利窦迈,1953年由瑞士CIBA药厂率先合成成功。CIBA是著名的诺华制药前身,说沙利度胺“出身名门”,半点也不夸张。

CIBA合成这种药的初衷,是开发新型抗菌药物,但药理实验显示,沙利度胺并不具备任何相关特性,因此CIBA放弃了对这一药物的进一步研究。与此同时,西德药厂格兰泰集团(Chemie Grünenthal)却在药理研究中发现,沙利度胺虽无抗菌特性,却对中枢神经系统能起到奇特的镇静催眠作用,遂将这种药当作治疗孕妇过度妊娠反应的特效药来开发。
1957年10月,格兰泰集团将沙利度胺作为“无任何副作用的抗妊娠反应特效药”投放欧洲市场,此时正逢欧洲战后恢复渐入佳境、生育率空前高涨的时代,“反应停”对妊娠反应的奇特抑制作用,令其在欧洲一炮打红,在那个药品广告尚未受到如今天这样严格规范、限制的特殊氛围里,“沙利度胺是孕妇理想选择”的广告风靡全欧,在很短时间内便获得了广泛的应用和普及。
由于沙利度胺抑制孕妇妊娠的作用十分明显、突出,很快受到欧洲以外许多国家的关注和艳羡,同样百废待兴、人口出生率大幅上升的日本率先“吃螃蟹”并获得立竿见影的疗效,随即非洲、拉美、澳洲等地或主动引进、或接受捐赠和援助,也在当年或次年引进了沙利度胺,并加以积极普及、推广。
加拿大是在1960年引进这种药的,当时负责引进这种风靡全球药物的北美总经销,是美国理查森.梅里尔公司(Richardson-Merrell Inc.),就在这一年,欧洲一些医生发现,新生儿畸形比例有了反常的大幅提高,并开始怀疑其与沙利度胺的普及有关。
随后的毒理研究发现,如果在孕期前三个月服用沙利度胺,就可能通过其S异构体造成对胎儿四肢发育的严重影响,出生后这些胎儿的四肢往往会显得异常短小,成为终身残疾。不仅如此,毒理研究还发现,沙利度胺有弱致癌性,还可能导致外周神经炎、麻痹、感觉异常、意识紊乱、低血压等不良反应。
一时间沙利度胺从天使变成魔鬼,尽管格兰泰集团及其各地代理商不断进行各种形式的公关,但层出不穷的畸形儿临床病例,让纸很快便包不住火,1961年11月,格兰泰集团不得不宣布回收西德市场上的全部沙利度胺,此后其在全球各地的沙利度胺也先后下架,但严重后果业已产生,据不完全统计,全球共有10000多名因沙利度胺而致畸的婴儿出生,仅欧洲就多达8000名以上,为此仅格兰泰集团自身,就支付了高达1.1亿西德马克的赔偿金。这就是著名的“反应停事件”。

加拿大和美国的反差
如前所述,理查森.梅里尔公司系沙利度胺的北美总代理,并在1960年同时在美国、加拿大两国推动上市。
在加拿大,由于当时医药审批制度并不健全,加上主观认为“既然欧洲觉得没问题那就没问题”,在20多个欧洲国家业已采用的背景下,沙利度胺不费吹灰之力便获得了市场准入的资格,而此时在欧洲,已有人开始质疑这种“特效药”究竟是否“毫无副作用”了。
1961年11月,西德已开始全面回收沙利度胺,欧洲、日本等地也纷纷在第一时间跟进,而加拿大却因为体制效率低下,应急反应速度迟缓,竟一直拖到1962年3月,才姗姗来迟地开始下架,此时其它国家中较迟下架的,也已下架3个月有余。
随后联邦卫生部组成专责小组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因沙利度胺而致畸的加拿大婴儿,仅存活并长大成人的就多达115名。

反观美国则是另一番景象。
美国早在1906年就成立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对本国和进口食品、药品进行严格检验,1960年9月,格兰泰集团和理查森.梅里尔公司向FDA递交了样本和准入申请。当时就职仅一个月的药理学家弗朗西斯.凯斯琳.奥尔德姆.凯尔西(Frances Kathleen Oldham Kelsey)博士面对厂商、代理商的压力和游说,坚持原则,要求“在进一步临床试验结果出台前不得上市”,尽管临床试验进展十分缓慢,直到“反应停事件”东窗事发也尚未完成,但凯尔西博士的严谨让沙利度胺始终未能越雷池一步,在整个美国未出现一例受害者。1962年7月,凯尔西阻止沙利度胺入境的事迹被媒体报道,次月她被肯尼迪总统授予联邦杰出公民总统奖(President’s Award for Distinguished Federal Civilian Service),《华盛顿邮报》盛赞她“防止了成千上万畸形儿降临人世”。1962年,美国国会全票通过旨在进一步加强药品监管的柯弗瓦-哈里斯修正案,在世界范围首先明确“药品有效性必须在上市前得到确认”的原则。
耐人寻味的是,这位后来入选美国国家妇女名人堂的女英雄,却是一名如假包换的加拿大人:她是加拿大卑诗省人,在加拿大完成学业并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正如本国《环球邮报》所感慨的,她是加拿大人,却拯救了另一个国家的婴儿。
姗姗来迟的补偿和道歉
如前所述,在使用过沙利度胺的国家中,加拿大是最晚下架的国家之一,而在补偿和道歉方面,加拿大同样姗姗来迟。
尽管“反应停事件”的恶果已广为人知,但在药厂和经销商游说下,联邦政府居然默认由理查森.梅里尔公司与受害家庭“私下和解”,究竟支付了多少和解金,至今仍是一个谜。
到上世纪80-90年代,当年受沙利度胺影响的婴儿已长大成人,并在生活、学习和工作中遭遇到种种不便,开始不满当初的解决结果,并将这种不满通过媒体和公众表达出来,迫使联邦政府重启调查,并在1990年向全体受害者补偿750万元。
直到2012年8月31日,在受害者及其家人、同情者的不懈努力下,格兰泰集团才由总裁哈拉德.斯托克(Harald Stock)出面向受害者道歉。
然而对于格兰泰方面“长期沉默是因为你们的命运令我们震惊”这样的措辞、“截止2010年已累计补偿约5亿欧元”的避重就轻,和迟到50年的道歉,受害者和加拿大传媒均表示强烈不满,一位当年受害者直言,这样的“道歉”是“笑话和侮辱”,且并未对受害者担负起应付的责任,而CBC则表示,道歉来得太迟、也未免太少了点。
然而在那之后,沙利度胺及其加拿大受害者的命运,似乎又被健忘的加拿大政府和社会所遗忘,2014年11月22日,《环球邮报》再次大篇幅披露了“反应停事件”加拿大受害者的命运,这才引起轰动、震惊和广泛关注,联邦卫生部长罗娜.安布罗斯(Rona Ambrose)就坦言,在此次报道刊出之前,她这个联邦最高级别卫生主管官员,对“反应停事件”及其加拿大受害者的命运近乎一无所知。
如今全部115名“反应停婴儿”中仍有95人在世,他们年过半百,带着终身残疾,生活在如沙利度胺受害者协会负责人贝纳比所言“永无止境的危机状态”中。文章开头下院表决的一幕,可被视为政府、国会对这些因政府监管失误而遭受终身痛苦的受害者,一种迟到的歉疚和弥补,但即便如戴维斯所建议的,每年向每名受害者提供10万加元补偿,又如何能挽回他们因沙利度胺事件而永远失去的健康和幸福?
美国FDA对沙利度胺的成功“狙击”,促使此后美国药品监管法案的多次修改、完善,和FDA体制的不断健全,而加拿大呢?
尽管自那以后,加拿大也建立起一整套以联邦卫生部牵头的医疗卫生监管体系,并在几十年的运作中受到不少好评,但这套体系仍然出现了一些重大疏漏,造成了诸如“红十字会血液污染危机”和安省、新斯科舍省先后多起误诊乳腺癌、误切健康乳房“乌龙”等影响恶劣、受害者众多的恶性医疗事故,引发了许多不满和思考。
联系此番“反应停婴儿”追责、补偿事件整个过程中,加拿大有关方面不应出现的、一而再再而三的疏忽、拖沓和健忘,我们是否有必要对我们一向引为自豪的本国卫生体系,做一番更认真、更负责任的检讨?
本文发布于: 2014-12-9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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