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尔街的最后一年，我的奖金是360万美元（约合2100万元人民币）——我相当气愤，因为这实在不够多。我30岁，没有孩子要抚养，没有债要还，没想过做慈善。我想要更多的钱，这就和一个酒鬼还想再来一杯的理由如出一辙，那就是我上瘾了。
早在八年前，我就步入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Credit Suisse First Boston，简称CSFB），开始了我的暑期实习生涯。我知道自己想要变得富有，然而，当我开始为此努力时，我对财富的意义有了不一样的理解。我是在读了《说谎者的扑克牌》(Liar’s Poker)这本书后来到华尔街的，书中描述了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是如何仅仅凭借交易大厅里的两年打拼，就挣得了22.5万美元的奖金。这看起来是一大笔钱。每年的1月和2月，我都会想起那段日子，因为这是决定和分发奖金的日子，是挣大钱的日子。
我从父亲那里了解到了成为富人的重要性。他是当代的威利·罗曼(Willy Loman)，是一名有着远大梦想却似乎从未将其变为现实的销售员。他说，“想想当我赚到100万美元时，生活会是什么样儿。”他梦想着能卖电影剧本，可是现实里，他在卖橱柜。而且生意不怎么样。我们不时要靠母亲做执业护理师的收入勉强度日。
“占领华尔街”运动主题游行：贪婪吞噬财富的僵尸——金融家。图片来自网络
父亲相信，钱能解决他所有的问题。22岁时，我也这么认为了。当我第一次走进交易大厅，看着闪闪发亮的平板电视、高科技的电脑显示器和布满拨号键和各式按钮、看上去就像战斗机驾驶舱的那种电话时，我就知道，我这辈子究竟想要做什么了。那场景就好像交易员正在太空船里玩电子游戏；如果你能赢得这场游戏，你就会变成我最渴望变成的人——富人。
我能进入华尔街完全就是个奇迹。当我还是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的摔跤运动员时，就争强好胜、野心勃勃，我每天都喝酒、吸大麻，还定期吸食可卡因、利他林和摇头丸。我有自毁倾向，这导致了我因为盗窃被哥伦比亚大学暂停了学业，我还因为和人打架被捕过两次，因为同样理由被一家互联网公司给开除过。我从父亲那里了解了愤怒。我依然能回想起他冲向我时，那张通红、扭曲的脸。我在简历里抹去了自己的过失，靠谎言获得了CSFB的实习职位，我下定决心，不能错失这个似乎是我最后一次机会的机会。唯一一件和实习职位同等重要的大事是我的女友，她是哥伦比亚大学排球队的新人。不过，即使在和她恋爱时，假如喝醉了，有时我也会和别的女人搞在一起。
我实习开始三周后，她明智地甩了我。她说，我不喜欢你变成这个样子。我无法埋怨她，可是我悲痛欲绝，都没法起床了。在绝望之中，我给一位之前曾不情愿地见过数面的辅导员打了电话，向她求助。
她使我明白了，我在利用酒精和毒品来削弱我孩提时的无力感，她建议我放弃这些东西。我由此开始了一生中最难熬的一段日子。由于生活里没了酒精和毒品，我感觉就像自己的胸膛被剖开了，心都被暴露在外。辅导员说，我滥用毒品和酒精，这只是一个深层问题的表象——她说这是一种“精神痼疾”。CSFB没给我提供全职工作，我心烦意乱地回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最后一年的学业。
毕业后，我给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的一名执行董事连续不断地连打了三周的电话，蒙他开恩，给了我这个毛头小子一个机会，我在那里谋得了一份工作。经过一年的冷静沉淀，我变得头脑清晰、目光敏锐、工作卖力。第一年工作结束时，我激动地收到了4万美元的奖金。生平第一次，我不需要在取钱之前查自己的余额。不过一周后，一名只比我入行早四年的交易员被CSFB挖走时，拿到了90万美元。这笔钱相当于我奖金的22倍，一开始，我是既妒忌又惊讶，然而一想到这个行业能挣这么多的钱，我就变得兴奋不已。
接下来的几年里，我像疯子一样地工作，开始在华尔街的梯队里青云直上。我成了一名债券和信用违约掉期交易员，这是业内最挣钱的职位之一。我在美国银行工作了仅仅四年后，花旗银行(Citibank)给我提供了“1.75X2”的职位，意思是我将在两年里获得每年175万美元的酬劳，我靠着这个升了职。我开始和一名美丽的金发美女约会，在邦德街租了一间带阁楼的公寓，月租金为6000美元。
我感觉自己太了不起了。在25岁的年纪，我只要抓起电话，跟我的经纪人之一打个招呼，就可以去曼哈顿的任何一家餐厅——比如Per Se和Le Bernardin——就餐，这些经纪人用不封顶的娱乐款项来讨好交易员。我只需向经纪人暗示一下，自己或许对尼克斯队(Knicks)对湖人队(Lakers)的比赛感兴趣，就能坐在现场的第二排。其中的满足感不仅和钱有关，还和权力有关。因为我如此聪明、如此成功，所以，理应由别人来讨我开心。
然而，我依然受到妒忌的困扰。在交易台前，从实习生到执行董事的所有人都坐在一起。当你旁边的人挣了1000万美元，100万或者200万美元看起来就不那么诱人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对自己的进步感到兴奋。
我的辅导员没有分享我的喜悦。她说，我也许在用金钱使自己感到强大，就像我用毒品和酒精这么做一样，还说也许精力集中在医治我的内伤，而不是积攒更多的钱上，也许会对我有益。“内伤”？我想这个说法也许有点扯远了，于是我到一家对冲基金公司上班去了。
现在，我和亿万富翁一起并肩共事，我成了一个精力充沛、贪婪无比的家伙。我会琢磨，假使我的同事愿意的话，他们会如何买下密克罗尼西亚，或者成为纽约市的市长。他们不仅是有钱而已；他们还有权——那是超出在Le Bernardin订到一张桌子的权力。参议员们会到这些富翁的办公室去。他们是皇族。
我想挣到10亿美元。仅仅过了五年我就会这么想，这是让人惊讶的。从拿到第一笔4万美元奖金时的兴奋，已经到了我在对冲基金工作第二年时“仅仅”拿到150万美元时的失望了。
不过最终，其实是我那些富得离谱的老板们，帮我看到了无尽财富的局限。我当时正在和他们中的一人及其他几名交易员开会，他们在谈论新的对冲基金规定。几乎华尔街的每个人都认为这是一个糟糕的主意。我问道，“可是总的来说，它对这个系统更有好处，不是吗？”整个房间都安静下来，我的老板严厉地白了我一眼。我记得他说，“我的脑力不足以让我从整体层面思考这个系统。我关心的只是，新规则会怎样影响我们的公司。”
本文发布于： 2014-1-30 15: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