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叶新带走了一个时代

记得在“四人帮”倒台后很长时间，由于仍然维持着“两个凡是”，文艺界依旧十分沉闷，“文革后遗症”还很严重。许多老作家和老作品仍未解冻，新一茬作家还未出头，正处于青黄不接阶段，对一些敏感题材仍然噤若寒蝉。1978年8月11日，上海《文艺报》发表了卢新华短篇小说《伤痕》，标志着中国文艺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即从文革时的“高大全”写作模式，转向人性描述和社会深度刻画。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继小说《伤痕》之后，首先在大城市出现了一批“试水温”的作品，1979年同在上海出现的剧本《假如我是真的》，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讲，这部剧作当属文革后新文学的第一方阵，作者沙叶新开启山林，居功厥伟。

就在《伤痕》发表四十周年之际，卢新华作客大温发表《中国文化重建的迫切性与海内外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演讲之时，骤然传来沙叶新先生病逝的不幸噩耗，不胜悲痛。沙先生有很强烈的“文革情结”，即悲情的情，创作过不少以文革为题材的话剧，如《江青和她的丈夫们》。像他这样以话剧形式倾力书写文革的作家作品，恐怕今后不会再有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沙叶新的离世也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落下了历史帷幕。

    在获悉沙叶新逝世的第一时间，我给朋友这样写到：“今年有点那个！愿沙叶新先生走好！当年主动放弃上海人艺院长，远离名利，箪食瓢饮，回也不改其乐，只当终其一生的回族剧作家。还记得他在《围城》里饰演的曹元朗；更忘不了八场话剧《假如我是真的》，是文革后最早话剧之一，既有果戈里《钦差大臣》的味道，又不免联想到当下的假疫苗，其笔锋穿越古今，先生与大作俱不朽。”

沙叶新和余秋雨同出一个师门，彼此又都出任过戏剧口官职，一个是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另一个是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但在创作上却走了不尽相同的道路。余秋雨沉溺于故纸堆中，写了系列历史大散文，多回避当代事务；而沙叶新始终进行话剧创作，以针砭时弊见长，“不为权力写作”成为名言，以至于近日成为多篇悼文的标题。

而沙叶新代表剧作《假如我是真的》描写上山下乡青年冒充高干子弟行骗，反映了官场上的特权腐败，是四人帮垮台后第一出揭露腐败的文艺作品，引起社会极大反响。后来该话剧在大陆被官方禁演，不过胡耀邦仍盛赞沙叶新为“当代鲁迅”。1981年《假如我是真的》在台湾拍成同名电影，由香港谭咏麟主演，该剧获当年金马奖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最佳改编剧本大奖，但在香港也一度被禁。

在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沙叶新就开始发表小说和诗歌，以后主要创作 多幕话剧。他创作多元，既写过剧本《陈毅市长》，被收进国内语文课本；也创作过一些未能在国内公演的剧本，包括《良心胡耀邦》、《自由女人》和《邓丽君》等。

思考即受难，沙叶新曾认真思考过“崇拜文化”和“告密文化”，这都与他的文革遭遇有关，在批判文革上他与巴金异曲同工，巴金曾送给他亲笔签名的《随想录》。耿直的性格又使沙叶新嫉恶如仇，眼里揉不得沙子，笔锋也往往犀利，一针见血，即便曹禺对胡风的“表态”他也直抒胸臆。实际上早在1963年，在读研究生时沙叶新就跟姚文元在《文汇报》上有过一次笔仗，评论德彪西音乐的阶级属性，由此受到上海人艺老院长黄佐临的重视。

沙叶新应该与苏叔阳、魏明伦等是同一时代的剧作家，但各具特色。苏叔阳1978年创作话剧《丹心谱》，1980年发表《左邻右舍》；而魏明伦的《易胆大》于1980年首演，这些都与沙叶新的《假如我是真的》共有着强烈的时代烙印。

有朋友说，沙先生敢爱敢恨敢言，在公知们日渐犬儒化的今天，难能可贵。的确，讲真话在沙叶新那里是头等重要，为此他特别推崇左拉，认为真正的作家应该写出自己所担当的道义、责任和良知。沙叶新用其一生的经历和文墨，践行了自己的这一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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