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难尽胡兰成

来到加拿大，我在书籍方面自认为有一个意外的收获，那就是陆续发现了胡兰成的一些作品，这至少在当年的国内是不可得的，即便能看到个别文字，也不会像在海外这样看得如此全面。

只要我能找到胡兰成的作品，都会拿来详读，无一例外。积十余年，举凡印刷出来的胡兰成的文字，应该都至少看过一遍了。其中留下较深印象的册子，当属《今生今世》与《山河岁月》；留下较深印象的字眼，当属“岁月静好”与“心经随喜”。

上述提到的这两本书，我认为最能代表胡兰成的文字工夫和学养水平，字里行间能够体悟到他在中国文化方面的造诣。他走了两个极端，一个是切入了中国顶层的经义理学，禅佛儒道兼容并蓄；另一个是沉浸在坊间民俗，很熟悉也善于表达乡绅清流。

尽管在那样一种残酷的环境，尽管曾经的遭际那样不堪，胡兰成在文字中的表述大体正面，表现出一种很强烈的生命的欲望和苦中作乐的喜气。

成名趁早的张爱玲，一向孤高傲世，能被张爱玲倾慕迷恋，且是大她15岁的有妻室的中年男子，想必不会简单。胡兰成是看到张爱玲的小说《封锁》之后慕名而来，于是张爱玲就甘心“低到尘埃里”。在她的遗作《小团圆》里，将与胡兰成的关系描写得颇为细腻传神。而从胡兰成的文字中，看到的张爱玲是一幅剪影。

胡兰成与张爱玲之间的事已然是一桩公案，而我更感兴趣的倒是他与台湾朱家的来往，包括朱天文、朱天心三姐妹。年前朱天文来温哥华游学，在卑诗大学谈她的小说《荒人手记》。而在私下我闲聊起胡兰成，她并不忌讳提及与胡兰成的师承关系，《三三文集》就是这种师承关系的笔墨记录，应该成为台湾当代文学史的一部分了。

朱天文的父亲朱西宁是军旅作家和文坛领袖，当时把胡兰成请到家中授课，也是顶着很大的政治压力，为此受到过公众舆论的挞伐，也使胡兰成不得不退居日本。而朱天文姊妹继续追踪到日本，向胡兰成求教。可见胡兰成的学问有吸引人之处，在胡氏之后，朱家姊妹也帮着整理了若干遗作，并结集面世，其中如《今日何日兮》和《中国文学史话》等，后者包括胡兰成与朱家姊妹就中国文学的书信往还。

谈胡兰成，当然绕不开他投奔日伪的敏感身份，使他的话题很有些忌口。有道是“文才总被风尘误”，再好的文学与文化成就，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也难免要打一些折扣。所以尽管他的若干作品已经在大陆出版，并且公开发行，却仍然无法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地系统评论。

姑且称之为“胡兰成现象”，因为这不只是胡兰成一个人的事情，而是在共同背景下的一个类似的群体。这里还包括周作人、汪精卫和郑孝胥等，他们都是魔鬼与文化人的复杂合体。一方面是大奸大恶，另一方面则才华出众。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之一，周作人也得益于鲁迅的弟弟这种身份，虽然语带保留，却也能公开评论功过臧否。而作为诗人的汪精卫和作为书法大家的郑孝胥 ，在大陆仍然还是禁区。汪精卫的《双照楼诗词稿》多受名家推崇，我本人不好枉评，引用陈寅恪的评价是：“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钱钟书更说：“扫叶吞花足胜情，钜公难得此才清。”而郑孝胥的楷书被称为“苍劲朴茂”，取径欧阳询和苏轼，得力于魏碑。

之所以于此牵出周作人、汪精卫和郑孝胥，是用来陪衬胡兰成，说明不能简单地归纳为“汉奸文学”，应该有更为细致的深刻分析。

从效忠汪伪到亡命东瀛，胡兰成有他的投机与狡黠，但他都能提炼成生存的智慧，升华到文化的冶炼。这里又不能不提到他的另一本书《禅是一枝花》，此为对禅宗《碧岩录》的解读，这里面既有胡兰成的生命哲学，也是一本中国禅学的经典之作。

在评价汪精卫的诗词时，著名学者余英时和香港出版家颜纯钩都这样表示过：政治和艺术应该分别看待，不应因为不赞成他的政治，便将他的艺术也一笔抹杀了。此种说法是否也能用在胡兰成的身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