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健忘症？五年过去，疫情影响犹在

耶鲁大学医学历史学家斯诺登（Frank Snowden）指出，疫情是一件创伤性事件，不会突然或轻易结束，尽管病毒仍在，仍很危险，但我们却避而不谈。

新冠病毒在全球录得710多万人死亡，而且估计真正的死亡人数可能达1500万之多。在加拿大，死亡人数接近6万，其中魁北克省超过2.1万。去年，该省有近1800人死亡。

悲伤和震惊正被遗忘

去年10月，世卫欧洲地区主任克卢格医生（Hans Kluge）就对疫情的集体失忆表示担忧。

心理学家菲利普（Frédérick Philippe）解释说，大众选择遗忘疫情某些部分是完全正常的。慢性创伤和疫情的压力会抑制记忆：如自然灾害受害者的记忆，往往会出现空白。

艾伯塔大学认知心理学家布朗（Norman Brown）亦指出：当出现正面或负面情感经历时，就会产生记忆。但对许多人来说，疫情期间隔离的日子只是沉闷的记忆。你怎能记住空空如也的时刻？你怎么能记住一段在无聊和恐惧之间摇摆不定的时光？

历史重演

流行病后的健忘症并不新鲜。但传染病将影响着社会发展，重要性绝不亚于经济危机、战争、革命和人口变化：

• 18世纪的黄热病，令欧洲军队严重虚弱，影响了海地革命。
• 修建巴拿马运河的工人中，约有两成人死于热带疾病。
• 拿破仑在1812年进军俄国时，因痢疾和斑疹伤寒，严重影响军队。
• 1918年的流感疫情，被称为被遗忘的大流行病，尽管它夺去了 5000 多万人的生命。

斯诺登担心，与过去一样，世界未能从新冠疫情中吸取教训并进行反省。

我们需要疏导事件，但我们却在回避，就像对待西班牙流感一样。

斯诺登发现，疫情的记忆为大众所回避，但相反，社交网络和政客言论中，仍然不时充斥反疫情、反疫苗的言论。

疫情与民粹主义

不少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都认为，疫情推动了世界各地的民粹主义。斯诺登解释说：民粹主义者对疫苗接种和隔离的意见，打动了一部分人。

剑桥大学一位教授最近就写道： 我们都在受政治上的长新冠所折磨。各国都在承受。疫情冲击过后，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疲倦感。政治上的长新冠是一种巨大的不稳定力量。

斯诺登说：这种政治影响是灾难性的。我们正目睹反动的新民粹主义，席卷大部分西方世界。

2022年加拿大卡车司机反对健康限制的示威，推高了保守党领袖博励治（Pierre Poilievre）的支持度。

在意大利，投票支持总理梅洛尼（Giorgia Meloni）及其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人当中，四成表示他们是为了谴责接种疫苗政策，认为这限制了公民自由。

特朗普自宣誓就职以来，已宣布将恢复因拒绝注射疫苗而丢去工作的武装部队成员的职务；承诺让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并任命小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 Jr.）和巴塔查里亚（Jay Bhattacharya）为卫生部长和美国卫生研究院院长。前者在疫情期间传播疫苗接种错误信息，后者则主张让尽可能多的人感染病毒，以便加快恢复正常。

而特朗普本人，亦曾扬言可注射消毒剂或服用羟氯喹（hydroxychloroquine ）来治疗病毒。

斯诺登担心，关于疫情的错误信息，正在改变我们对这个病的记忆。

科学政治化

在以往的疫情中，也曾出现过设立以改善健康为目标的运动。但这次不少公共卫生机构，却受到民粹主义政党的质疑。

皇后大学的医学历史学家达芬（Jacalyn Duffin）说：过去人们常赞扬医护人员是英雄。后来人们厌倦了，就鄙视这些英雄，好像突然之间他们都要为疫情负责那样。

她说，这是因为人类的天性，就是在寻找替罪羊：因为我们都希望相信这不是我们的错。

例如，过去犹太人和巫师被指控传播瘟疫。1885年，蒙特利尔也发生过反对天花疫苗的骚乱。当时，讲法语的人被视为疾病的传播者，而讲英语的人则被视为实施过度限制措施的人。

以艺术宣泄

菲利普认为，即使大众多想忘记，疫情也会永远存在他们的记忆中。事实上，其中一种最佳的宣泄方式，就是宣之于艺术文化。

莎士比亚就曾经历过鼠疫，这也常见于他的作品中。

挪威艺术家蒙克（Edvard Munch）的一幅自画像，也显示他因感染西班牙流感而严重虚弱的情况。

上世纪80年代艾滋病肆虐时，大众也曾制作一床巨大的被子，来纪念死于该病的人。

菲利普认为，文化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集体创伤事件，让大脑重新整合我们的记忆。

Mélanie Meloche-Holubowski de Radio-Canada, adaptation en chinois par Donna Ch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