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将2024年经济增长目标定在5%，和2023年的目标值相持平。经济学者沈凌分析认为，政府没有延续连续多年来不断下调经济增长率目标值的惯性，把目标依旧定在5%，这表现出政府意识到持续减缓增速带来的负面影响，决意提高经济增长率，因为现在的中国经济最缺少的是信心。
资料照片：中国九江的LED灯带生产车间
（德国之声中文网）中国两会结束，2024年大陆经济增长的目标被设定在了5%，和2023年一样。但是，我的感受却完全不一样。
去年这个时候，我很悲观地写了一个经济评论，认为中国大陆不应该妄自菲薄，把增长率目标定在这样低的水平，因为前一年受疫情管制政策的影响，经济增长率大幅度低于潜在水平，在这么低基数的影响下，2023年本应该有至少7%的目标水平，才能够平衡掉前期的疫情冲击。而当时5%的目标，和2022年的3%平均一下，不过是4%的增长幅度，实在是让人有种“恨铁不成钢”的味道。
增长目标预示着经济政策是激进还是谨慎
也许有人认为，这只是一个经济增长的目标值，最终的实际数目也许会出人意料。但是政府工作目标往往是和一系列的经济政策相捆绑的，怎么样的目标值，就伴随着怎么样的经济政策。一个低目标当然预示着谨慎有余而激进不足的宏观经济政策。所以有不少人到年底了才哀叹“低估了政策的稳定性”，实际上这个叹息是不必要的，因为年初的增长目标就已经告诉我们这一年内不太会有激进的刺激政策。而实际上的经济增长率也的确没有超出大家的预料。
不过时间到了2024年，中国在前两年疫情管制和放松的负面冲击下，已经恢复到了正常的轨道，获得了两年平均4%的增长率。政府没有延续连续多年来不断下调经济增长率目标值的惯性，把增长率目标依旧定在了5%，表现出了政府意识到了持续减缓经济增长率带来的负面影响，决意提高当下经济增长率，从而在未来数年赶超美国的坚定信念。这是难能可贵的。当然，如果政府决心再大一点，把经济增长率目标描述为“最低5%”而不是“5%左右”，效果会更加好。毕竟，现在的中国大陆缺少的不是人力，不是资本，而是信心。
如果中国经济增长率能够在未来十来年维持在5%的水平，而美国的GDP增长率保持在现有水平2.5%不变，那么不考虑汇率变化，中国GDP总量将会在2040年追上美国。如果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能够每年升值2%，那么这赶超的时间会提前7年到2033年。这并不是不可能达到的汇率值，因为实际上这相当于2013年的人民币兑美元的水平（大约六元左右）。也就是说未来十年经济增长率保持现有水平，汇率恢复到十年前的水平，中国GDP总量就和美国等量齐观了。所以，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5%或许会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目标值，中国政府应该有信心去完成这个目标值。
5%将是未来十年的目标值？
其实从经济增长的驱动力看，未来十年实现这个目标值也是有保证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已经基本成功了。未来的经济增长主要动力来自于汽车，高铁，飞机，轮船，大型机电设备等等高附加值产业。在现有发达经济体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一个经济体就依赖于一两个这样的高附加值行业的发展。比如韩国就是三星现代这几个大集团，日本德国依靠的也仅仅是汽车化工那么几项。中国现在能够在几乎全部的高附加值行业发力起飞，不可能打造不了一个持续十年的中等经济增长阶段。
比如汽车产业，虽然目前中国已经能够年产3000万辆，而美国也就是年产1000万辆。从地域和人口的规模来分析，如果中国能够和美国一样的人均消费数量的话，我们的汽车产业还有1000万辆的增长空间。更何况，按照中国以往任何一个产业的发展来讲，没有说中国能够满足本土市场的却占领不了世界市场的。所以，去年汽车出口世界第一仅仅是一个开始，未来还有巨大的空间。丰田汽车一家全年产量就是上千万，所以未来中国汽车厂家还是需要进一步走出国门，落地全球，就像日本德国等先进国家一样，到当地去生产组装。
至于中国大飞机项目，C919才刚刚开始交付，未来的增长之门刚刚打开，如果未来十年能够形成ABC分庭抗礼的局面，那还会有成百上千倍的增长空间。而大飞机需要零部件数十万计，产业链很长，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果一点儿都不比汽车产业差。
中国的未来，这样的高附加值产业的增长已经肉眼可见。还有两个方面值得改进：首先是需要把这样的高附加值行业的红利通过社会福利政策外溢到各个方面，让中国老百姓都受益，形成内需消费拉动增长的新局面。这方面德国日本尤其值得学习。另外一方面，还需要改善国有资本管理制度，更加积极有效地发挥中国举国体制的优势，去突破芯片这样的被人卡脖子的高技术壁垒。这两方面都做好了，那么世界对中国的估值就会重构，汇率不仅仅是回到2013的水平，再继续升值20-50%也不是没有可能。日元就是先例。
沈凌，德国波恩大学经济学博士，现执教于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