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在中国已经有了多年的驾龄，所以我开始对驾照考试还是比较有信心的。笔试自然是比较顺利的，因为可以选择中文笔试，所以就更加方便。我只在考试前两天看了朋友给的试题题库，就去考了。当时考官就在一个办公室的过道让我坐下，给了我卷子和铅笔。刚刚拿到纸笔我还是比较诧异而震惊的，因为这种方式还是比较原始而又硬核的，国内的笔试应该全都是计算机考试了。
由于提前看过，所以笔试对我并没有太大难度。我飞快的划拉完就交卷了。考官是个三十多岁的白人男子，他自然是不认识汉语的，他就只是对照正确答案给我现场批改。这一幕十分的滑稽和有趣。最后我得了94分，顺利通过笔试。
一个月后，驾驶理论课被安排在一个消防局的楼上。讲课的是个六七十岁的光头老大爷，大概有20多个考生一块请他讲理论课。他讲课风趣幽默，光是扯他的人生就扯了好久。期间还要跟观众们激情互动。过程还算顺利，就是时间太长了——大概从上午十点到下午两点，直接把饭点给隔过去了。我自然是没吃午饭，听着听着就饿了听不下去了。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安排时间，大概这是一种对考生的考验？
又是一个月后，终于排到了我的路考。这之前，由于我对自己的盲目自信，我根本就没有专门练车。这样的自负无疑为我的失败埋下了伏笔。这天的考官是个大胡子大哥，他先给我了一个摄像头和步话机让我安装好，又测试了一下我的车灯。后来，他开了一辆充电汽车跟在我车后面。据说疫情期间，路考的考官都是坐在车里的。如果那样无疑更让人有压迫感。“大胡子”在步话机上给我发各种指令，一般就是两个：向左或是向右走。这其实并不难，但是到了downtown的单行道上，考验就来了。由于我不熟悉路况，在单行道上转弯是一件很考验人观察力的事情。特别是转过去的那条路仍然是单行道，那就需要从路的左侧转到另一条路的左侧。这就让人手忙脚乱了。最后果不其然，我挂了。“大胡子”从办公室拿出两张纸，一张是评估单，上面很多问题都打了勾，一张是下次路考的预约单。“大胡子”无情地对我说：不好意思先生，你得再考一次了。
第二次考试时候我准备了很多，按照评估表进行了复查，对扣分项进行了重点关注。那天我信心满满地来到考试场地，我觉得这一次应该不会再犯那种低级错误了。但是考官来了之后，很快就指出我的问题：“你的汽车年检过期了，很遗憾你这次不能参加考试。”我听了以后顿时犹如被敌军偷袭了老巢，防不胜防啊。
第三次考试，考官是一位光头哥。他在步话机上不会只说“向右转”或者“向左转”，而是说一大串，比如“请开到这个十字路口处，向右转向；”或者“请在转盘处第三个出口出来，向某某处转弯；”等等。虽然他觉得自己解释得很清楚，但是步话机的音质让他的长篇大论听起来很不清楚，还会让我本就紧张的心态快要崩了。最后，他还让我开高速，我上了高速一脚油门把他甩的老远，这就成为他后面给我判定“车速过快”的理由。后面，他说，其实你上高速前就已经挂了。我心说，那你特么还让我浪费时间上高速干啥，遛我吗？他解释说，你有几个问题需要关注，一个车速太快，一个是在转盘内错误变道了。我才想起来，他绕来绕去的絮语把我给弄晕了，似乎在转盘里面确实变道了。
第四次考试，主考官是一个台湾大姐，我心想这次稳了。她全程中文下指令，让我一点也不紧张了。可是在我一个路口拐弯时候，一位路上的行人站在街头张望着，我便停下车来让他先过。可是他又完全没有要过路的意思，还是在张望着，似乎是迷路了，不知道往哪里走。我一踩油门就开过去了，但是这时候那个行人又迈着步子从我后面赫然准备过马路了！我从倒车镜看见后面的台湾大姐停下来车子给他让行。我心说完蛋了，这次又挂了。我猜的一点都没错，那个台湾大姐说：其实你距离通过已经很接近了。可是你在某某路口并没有明显的shoulder check动作，这个是不行的。我说，冤枉啊，我昨天睡觉落枕了啊，我肯定shoulder check了啊，但是没办法做出幅度很大的动作，脖子又僵又疼啊。台湾大姐说，好吧，但是不让行人这个怎么解释呢？我顿时无语凝噎了，说，好吧，我下次再考。谢谢。大姐笑眯眯地说，祝你下次顺利通过！
第五次考试，我的车牌审核过期了，需要重新审。
第六次考试前，我决定认真了，就开着车沿着经常考试的路线不停地开，开了整整一上午。那天我的考官是第一次路考的那个“大胡子”，他看见我噗嗤一下笑出来。那潜台词应该是：你跟我整“七擒孟获”的吧？那天我把所有的能量都聚集到开车这件事上，心想这次再不过大不了就真当孟获，考第七次。那天当我知道我通过路考的时候，我想跪下来给大胡子唱《征服》。也许过了许多年后，我会依然记得那天：那天的天空是格外的蓝，那天的风是格外的凉爽，那天我的驾照考试过了。
驾照考试是很多新移民和学生来到加拿大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像我这样极端的例子应该是不多的。只要精心准备和科学备考，就一定能够成功通过考试。祝愿各位都能在驾照考试中一次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