戛纳国际电影节作为世界第一电影节,其地位堪比体育运动的国际奥林匹克,中国电影、或者更广泛的说华语电影在其中有怎样的地位?
Louisa Prudentino:的确戛纳电影节历史久远,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因为今年已是第76届,我可以简要说一下电影节重要的与中国电影有关的历史:第一届戛纳、应该说是第一届尝试举行戛纳电影节是在1939年,而直到1946年才是正式举行了第一届正式的电影节。而当时的中国正处于相当困难、相当艰巨的时期,因为中国刚刚走出了对日本的战争,当时仍然处于内战,遭受战争的蹂躏,而这场内战最终是共产党人取得政权,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但之后,在之后的这些年,中国的电影史就像整个中国的历史一样风云复杂,因此我们只有等到了1979年,也就是在中国改革开放时,才在戛纳电影节上看到第一部中国电影,这就是谢铁骊导演的《早春二月》,这部影片其实是在1963年拍摄的,也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早春二月》出现在戛纳电影节上,不仅标志着中国的一个新时代,也标志着戛纳电影节开始了与中国电影之间相当紧密的合作,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直到今天。
您简单回顾了中国电影在戛纳的历史,您提到了谢铁骊导演,大多数人其实更了解的是张艺谋、 陈凯歌等最初打响戛纳的中国著名导演,从他们到今年以纪录片入围主竞赛单元的中国独立导演王兵,中国电影角逐戛纳有怎样的演变?
Louisa Prudentino:的确,你提到了张艺谋和陈凯歌,他们是人们所说的中国第五代导演的代表, 是他们最终将中国电影推向了国际电影的轨道,他们真正让中国电影为全世界所知。当然,戛纳电影节放映了他们电影的作用也极为重要。我只举几个例子,如张艺谋的《活着》(1994年获评审团大奖),以及一直到2004年的《十面埋伏》,还有陈凯歌,我们不可能不提到陈凯歌,因为他的《霸王别姬》是中国唯一在戛纳获得金棕榈奖的电影。在这之后,戛纳电影节持续关注中国电影的发展。而我们知道,随着第六代导演的出现,中国开始有了更多触及现实的电影、更独立的作品,电影院开始有纪录片出现,一些重要的导演被人们知道,比如你提到的王兵,他也入围了今年的戛纳电影节,王兵是当今最伟大的中国电影人之一,尽管不幸的是他在中国仍然相当不为人所知。
您认为哪个时期是中国电影在戛纳最活跃的时期?
Louisa Prudentino:我认为从戛纳电影节的历史和中国电影的历史两个交织的历史看,能看到的一个最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每一次中国电影的变化:电影的变化、电影类型的变化或中国电影本身的发展,都会被戛纳电影节突出体现出来。正如我前面说的,当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翻开历史新的一页时,立刻,戛纳电影节上就放映了一部中国电影,从而展示了中国的开放,强调了中国的开放;当中国电影逐渐走向国际化的时候,当一代导演开始让全世界了解时,戛纳电影节立即就放映了他们的电影,因此,就有了张艺谋和陈凯歌;当中国、中国的历史终于有了另一个转折的时候,电影节于是有了在天安门事件后产生的第六代导演 ,而戛纳再次突出了这种开放、这个改变, 因此比如当时张元的作品入围戛纳这并不是偶然的,他被认为是第六代导演的先驱人物。电影节也让我们认识了贾樟柯,他是在海外最知名的中国导演之一,我想他可能是在法国最知名的中国导演,他多次参加戛纳电影节,特别是2002年的《任逍遥》,以及2008年以《二十四城记》重返戛纳主竞赛单元 。还有娄烨等等其他很多的例子。 所以我想说的是,每次中国社会发生重要变化时,都必然会被电影所反应,因为电影始终都是现实的反映,而每一次戛纳电影节都能关注这些变化、展示见证了这些变化的中国电影,并总是能向我们介绍其中最为重要的导演,而这些导演之前在法国和西方其他国家并不为人所知。因此 ,我认为戛纳电影节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总是以一种当代性来展示强调中国的变化和新的电影人,这一点可以说是很令人惊讶的。
王兵的《青春》此次入围主竞赛单元,是自刁亦男的《南方车站的聚会》后,华语片时隔四年后第一次再入围戛纳主竞赛单元。您怎么看有这样一个时期的空缺? 和中国目前电影的发展是否相符?
Louisa Prudentino:我们会说这四年的时间相当长,我记得去年2022年,因为真的是没有一部长片参加戛纳的竞赛,也没有任何长片参加其他单元,不管是“一种关注“单元还是”影评人周“单元,只有几部短片入围,比如毕赣的《破碎太阳之心》。 为什么会这样呢?是不幸地,在中国实施的零容忍政策使电影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我和我的电影制作人朋友有过很多交流,我了解中国电影的拍摄、一些电影的后期制作都因为防疫措施受了非常大、非常大的限制。例如,去年有一部刘健的电影《艺术学院》本应来电影节”导演双周“展映,但正是因为这个困难,而根本无法成行。因此,你看,这是戛纳电影节再次展现了中国所经历的一个非常特殊时期的状况,不是以参加戛纳、而是以缺席戛纳的形式体现出来,这种清零防疫政策是如此严苛,如此粗暴,导致所有影片拍摄的放缓,甚至直接被取消。因此,我想我们为中国电影今天在戛纳的回归感到高兴,最终王兵的两部电影被展示,一部是竞赛片《青春》,另一部是特别展映单元的《黑衣人》,这是一部相当特别的电影。还有两部电影入围,一部入围”一种关注 “单元,另一部入围 “导演双周 “单元。我认为这是一个好兆头。它首先是向我们表明,中国的情况正在好转,中国的电影业正在回升,我们真的希望这个趋势将继续下去。因此,我们迫不及待地想看到这些入围的电影。
您刚才也提到中国很少有观众直到王兵,但他的确是中国顶尖的纪录片导演,享有国际盛誉,包括在法国,您认为他为什么如此受法国电影业界及观众的喜爱?
Louisa Prudentino:我认为这真的是由于他的方式、不仅仅是他的拍摄方式,而且首先是由于王兵对历史的敏锐感觉,他 知道如何拍摄现实、当代性和社会的变化,他的拍摄方式是如此忠实,以至于它必然与我们在法国习惯看到的纪录片传统有一点融合,这就是为什么它能与法国公众产生对话,如果我们可以这么说的话。此外,他有一个极好的眼光,他的电影具有极高的质量,他把事情展示得很清楚、而且他不像一般电影那样吝啬于电影的长度,因此,你真的会在一段时间内沉浸在他拍摄的世界里。别忘了他的第一部电影《铁西区》并不是在戛纳电影节上首次亮相,而是在鹿特丹首次亮相,《铁西区》长度超过9小时。而我们在戛纳发现这部电影时已经是超过了3小时片长。因此,我们真的在一段时间内沉浸在他见证的现实中,他是他的时代的一个真正见证者,并成功地把他的见证传递给我们。因此,无论人们是否对中国有意识,人们总是去看他的电影,人们总是能从中学到东西,而且是通过如此质量非凡的电影。所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他被法国公众如此欣赏的原因。
作为专门研究中国电影史的学者,您对于现在的中国电影有哪些期待?
Louisa Prudentino:我们知道中国电影正经历着困难,我们一直都知道中国电影的困难, 这就是,审查制度的始终存在和政策上倾向于促进大制作电影和主流电影。其结果是,所有的作者电影都在经历越来越多的困难。这种整体的情况我们是知道的,我们知道新冠疫情也丝毫没有对这个状况产生任何改变,但我还是想保持信心,因为我看到,尽管发生了这一切,年轻的电影人还没有真正停止拍摄,或者,他们没有决定拍电影只是为了赚钱,从而转向拍摄大片。所以我认为,中国电影在它的历史上经历了这么多困难,但仍然能够走出来。那我想现在它也会完全一样,因为尽管有困难,我想说,尤其是在困难的时候,创造力会更加突出。这不仅仅是在中国,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所以我想保持对中国电影的信心,虽然中国电影界有一种趋势,就是真的想突出商业电影,希望尽可能地与好莱坞竞争,因此现在一些人说的“中国好莱坞”提法并非偶然,但我也认为,仍然能够看到有极有价值的作者电影,仍然有中国电影可以真正表达自己。比如今年冬天,我们看到了《隐入尘烟》这部非凡的电影,这部电影在中国同样也获得很好的反响,因此我们的确是仍然可以保持信心的。我希望政治至少可以对年轻导演不那么苛刻,让作者电影的年轻导演们生活不那么困难,让他们最终可以更多地表达自己。这是我所希望的,我所希望看到的中国电影的进步,是它能够表达自己、每个人都应该能够以一种方式、不能说完全自由的方式、但至少应该能够表达自己,制作电影,制作一些不仅面向法国和西方公众,同样面向中国公众的电影。 我知道时代艰难,我知道中国经历了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中国电影也很不容易。但中国电影在戛纳的出现和回归给了我很大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