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日本就让人想到，富士山，樱花，歌舞伎，等。日本的游客中，中国人的数量名列前茅，我自己就曾多次去日本，游览过从南到北的若干城市。许多中国人对这个一衣带水的国家很熟悉，有关介绍日本的文章可谓汗牛充棟，尤其是关于东京，大阪，京都，名古屋这类大都市的描写， 然而有一个地方中国人却很少涉足，它就是日本的科技城，筑波。
“7月前你一定来访问。” 柴田教授在邮件中又一次催促。回了他的邮件后，我便着手准备去访问位于日本筑波城的日本某国立研究所。
飞机从温哥华起飞，抵达东京成田机场已是下午3点。步出机场大厅，照柴田君的吩咐，我去到机场旁的长途汽车站。这里停着一排排大巴，准备开往东京附近的各个郡县。我顺利搭上去筑波的车。
离开东京机场，大巴进入高速公路。大概半个小时后，大巴驶离了高速公路，道路变得比较狭窄，但路况良好，感觉车速几乎没减。又经过了大约一小时，车驶入了筑波城。
日方安排的旅馆离车站很近，我拉着行李箱向旅馆走去，远远就看见柴田君在旅馆门前等候。这让我颇感意外。我访问过许多大学和研究所，在西方国家，一般没有迎来送往的习惯，总是自己安顿好住处，然后再自行找寻到邀请你的教授的办公室。而中国人往往比较热情，有时邀请人会亲自到机场或车站来接。柴田君的做法介乎于中西方的习惯，既没有浪费太多的时间，又让人感到一阵心暖。
安排好我的住宿，柴田君便离开了。 天黑以后，我来到旅馆旁的一个法式糕点店准备买些糕点当晚餐。日本人做的西式甜点可谓独具匠心，不仅口感佳，而且外形美，连西方的糕点师也自叹不如。这体现了日本人事事认真的工匠精神。店里摆着，千层蛋糕， 草莓蛋糕，巧克力蛋糕 ，等，款款看着都十分精致。
店里有几位日本妇女在挑选点心。她们的气质让旅途劳顿的我眼睛一亮。日本主妇不管长得是否漂亮，多给人一种从内到外的优雅。那特有的风韵来自于她们的娴静安宁，轻声细语和彬彬有礼，更来自于她们精心打扮的服饰与发型。日本妇女婚后一般不外出工作，在家相夫教子，摆弄花道茶道，怡情养性。科技之城的平均家庭收入在日本肯定不低，优越而舒心的生活更能培养出那种让人赏心悅目的优雅气质。
第2天早餐后，我随即准备去研究所。下榻的旅馆在城中心，研究所在城南，旅馆到研究所步行约需半小时，几乎穿过半个筑波城。我选择步行，想给自己一个机会，仔细观赏这座城市。
筑波城
筑波是日本科学研究中心。坐落在一片相对较平坦的大地上，周围可见一些山丘，有一条主要街道南北贯穿全城。筑波是一座新城，始建于上世纪60年代。城里现在大约有50个研究所，有日本国立的，也有大型民间企业的。研究的领域包括，工业、农业、生物，宇宙观测， 粒子加速器，气象，等等。差不多全日本一半的主要科研机构都位于此。另外城内还有两所大学，其中筑波大学是日本理工类大学中的佼佼者，筑波因此被称为东方的硅谷，或者叫日本的硅谷吧。
柴田君在办公室里热情接待了我。寒暄后，他又带我去熟悉研究所的各个职能场所， 并和我一起去到几位教授的办公室，把我介绍给了他们。 这些教授从事的专业与我们所做的工作有一定联系。末了，他还带我去研究所大楼外的庭院转了一圈。这个研究所占地很大， 在绿茵的草坪上坐落着一个巨大的钢铁怪兽， 足足有三四层楼高，这是一个观测地表边界层湍流状态的设备。
回到他办公室，柴田君递给我一个信封， 里面装有一沓现金。他说，这是给我的旅行补助。我在其他西方国家访问， 对方一般仅承担机票和旅馆费， 很少有额外给钱的，因为我所在的研究所会给予我出差补助，其标准是由加拿大国家定的。我推辞不要， 但柴田君坚持让我收下， 说财务已经发下来，不能返还。我不由得感叹，日本人的行为处事真有别于西方，处处体现出细心、周到、热情，总让人感到暖意融融。
以前，我听留学日本的朋友讲，他们每个月领助学金都是以现金形式。我还不信， 因为在西方，现金根本没法入账。回到加拿大以后，我把这沓钱原封不动的交给了我所属单位，却被单位告知需自己到银行将其折合成加币， 然后写一张支票给单位。
下午，我在研究所的报告厅做了一场讲演。讲演之前，柴田君用日语向听众做了一番介绍。我在其他国家从未遇到这种情况。我有点不解， 因为研究所的人经常和海外的同行交流，英语都应该不错，哪需用日文做开场白。这让我隐约感觉日本人有一点敬畏英语，得先用母语来暖暖场。日本政府在英语教育上投入很多，但一般的日本人英语并不太好， 主要是发音不正。我认为这是他们用平假名标注英语造成的。就如同中国人用汉字来标注英文发音一样， 譬如将 Thank you 标注成三克油。日本人平时照平假名发音惯了，在讲英文时，免不了混为一谈。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他们的发音不标准，久而久之就会对讲英文产生畏惧。
在欧美国家做报告，讲完之后总是很多人提问。有时提问很尖锐，在中国人看来，多少会有一点让讲演者下不了台，其实提问者并非要让人难堪，只是为了把科学问题搞明白而已。相对于西方人，日本人要谦和多了， 提问的人比较少，即使提问也不会很尖锐。
报告完毕，我和柴田君回到他的办公室。在他的书架上有许多日文科技书籍，我发现书目上的汉字我全认识， 如物理、数学、宇宙、天文，等。我对柴田君说，这些科技术语和中国的完全一样。他谦虚道：日本在历史上借用了汉字，我们是中国的学生。我说：你刚好说反了。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迅速接纳了西方文化。日本人把西方的政治、文化、艺术、科技的术语，全部翻译成用汉字表达的日文。甲午战争后，大批中国人涌到日本留学，把这些日本人创造的新名词通通搬回了中国， 如，政治，经济， 哲学， 民主， 科学， 法律，革命，共产党，干部，等等。这种词例多达数千条。不光是有关政治文化的条例，就是科学技术也如此，现用的科技词汇几乎全是从日文转译过来的。这些新名词搞得当时中国人的舌头都转不过来。改革开放后又有一批日本的新名词来到中国， 比如，给力，人气，充电，气场，吐槽 等。然而在近代，中国并没向日本输出新名词。 国人当然也有新名词创造，比如大奶，二奶，小三，还把一些常用的词汇污名化， 如小姐，同志。 好像国人的兴趣仅在两性上。这类下三滥的东西人家哪能接纳。语言创新能力的差距充分反映出两国文化水平的高下。我认真对柴田君说，如果在古代中国是日本的老师，那么在近代日本则是中国的老师。
研究所的科研氛围很好。日本人认真工作的精神无须赘述。晚上下班以后，有的办公室依旧灯火通明。研究所每周都会举行一两场报告会，每次报告厅都坐满了人。如果一个机构的学术氛围不浓，大家的科研兴趣不高，那么这个单位的科研报告就会乏人问津，报告厅里的人稀稀落落。日本的科技水平在全世界可是举足轻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已达28名， 其中22人，是因为他们在日本国内的工作，获得了物理、化学、生物奖。这非常了不起，已经和一些欧洲科技强国不分上下。中国人虽然有李政道等9人获得诺贝尔科学类奖，除了屠呦呦以外，都是靠在国外的工作获奖。二战以后，在筚路蓝缕，百废待兴的情况下，日本的汤川秀树和朝永振一郎， 分别于1948和1951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奖。今天中国的科研经费远远超过日本，科研条件和科研人员的收入，放在全世界任何国家都不算差，期待在中国本土上也能产生出数十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日本的科研体制与西方有相当的差别。有一次，柴田君叫他手下的两名助手来汇报工作，让我去旁听。他俩对柴田教授毕恭毕敬，谈到每一个问题都要反复征求他的意见，其谦逊的态度的让我有点吃惊。可以推测日本的上下级的关系是十分严格的，下级对上级只有服从的份。这是一种对上尊下卑的旧传统的秉承与堅持。在西方的研究所，人与人之间是严格平等的。你只能用商量的口气让你的助手做事，人家还不一定要听你的，他又不靠你发工资。
我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国立研究所都工作过。西方社会廉洁，研究所里除了提供茶壶和咖啡机以外，什么都没有，茶叶和咖啡都得自备。我在美国工作过的那个研究所在我所从事的领域属最顶尖的，规模很大，有一两百号人，非但没有食堂，仅有的咖啡屋也小的可怜。研究所每人都自带便当，中午在办公室胡乱啃几口，又接着工作。若有人来访， 或者上级来检查工作。最隆重的仪式就是大家一起去附近的餐馆吃饭。每人自掏腰包，哪怕部长大人来了也得自付饭钱。而中国刚好相反，有人来访问肯定少不了吃喝。2008年，在南美的一个会议上，我碰见一位中国的院士，他亲口告诉我，中国的科研经费大概有1/3被吃掉了。但愿现今情况能有所改变。
我感觉日本远比西方国家有人情味，却不失清廉。研究所里有一个饭厅， 仅卖午餐，感觉比外面餐馆稍微便宜一点。饭厅的招牌上写着各种定食和补食的价格。柴田君见我不明白，解释道，定食就是一套饭菜，按照一般人的饭量设定的。 如果你饭量大， 可以添加一小份，这叫补食。在研究所的咖啡屋，茶叶和咖啡是免费的。此外还提供速溶汤， 把纸袋里的料理倒在碗里，加上开水就变成了一碗香喷可口的菜汤或者肉汁汤。我经常看见咖啡屋内有整盒的点心。柴田君告诉我，这些点心是到海内外出差归来者的伴手礼，想让大家品尝一下异地的风味食品。日文“伴手礼”，意指顺手买点礼物。好比中国人说，出差顺便买点当地的土特产。伴手礼，言简意赅，很文雅，怎么中国没有引进这个词呢? 所有这些都充分反映出日本人在管理上的细致、周到和人性化，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友善。
日本在历史上借用了汉字， 使得我们和日本人的交流比较容易。在日本街上，根据招牌上的汉字，我大致能猜到每个店铺是干什么的。在工作之余，我有时会去柴田君办公室和他闲聊。在我们的交谈中，有时也得借助汉字。我在大学期间看过几部由日本影星山口百惠主演的日本电影和电视剧。我不知道山口百惠的英文发音， 就用汉字写下来。 柴田君忙点头， 说他年轻时候也很喜欢看她的电影。日本的田中前首相，因促成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在中国人心目中有良好的形象。当我用汉字写下田中角荣， 柴田君却连连摇头， 表示很反感。他向我解释到， 日本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经济泡沫，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田中。正是因为田中在他的<日本列岛改造论>一书里，鼓吹土地可以用来产生更大的价值， 从而推动了那时的日本人疯狂抢购房地产， 让房价飙升上了天。柴田君说， 在日本楼市泡沫爆了以后，房价下跌了大约1/3时，他买下一栋住宅， 结果后来又跌了不少。几十年过去了，今天日本的房价还没有回到当年的峰值。
筑波城内有一个建筑物特别显眼，旁边高耸着一枚大火箭，足有四五层楼高。这就是筑波科技馆。
筑波科技馆
据柴田君讲，这个科技馆在日本国内是数一数二的，很多东京地区的中小学生都会来此参观。既然是科技城，它的科技馆当然是最好的。我去参观时，科技馆正在举行小学生科技作品展览。里面很多科技创作都与生活密切相关。我看见一个防治驼背的的装置， 在一条直尺上装有一个背带套， 穿在身上，强迫让人的背伸直。一个改造过的马桶纸架，可以从左边右边同时放上卷纸，这样就可以避免手纸突然用尽。看着这些琳琅满目的小学生的科技作品，让人不由得从内心感叹，日本科技后继有人。同时，我又忍不住想，这里的多数小学生的父亲都可能是科技人员，他们会不会把自己的的工作移植到小孩身上。我自己就这么干过，有次我女儿让我帮她完成一个学校的课外项目，建一个未来房子的模型，结果我大包大揽，我女儿反而成了配角。
见我走路上班费时，柴田君借我一辆自行车。在日本的小城市里，自行车相当普及，不仅学生，上班族骑车，连家庭主妇也骑车上街购物。一个周末，我独自骑车朝城郊行进，仅十余分钟，眼前呈现出一幅别致的农村画卷：一望无际的绿色田野上，散落着一栋栋色彩清雅的房舍。我年轻时在农村劳动过，相比于我印象中的中国农村，日本农村显得整洁、干净、清爽多了。家家门前都停有汽车，而且几乎每家都有璀璨的花圃。
我看见一个农夫，正用手扶拖拉机在水田里耕地。 日本农村肯定早已告别了牛耕地的时代。我记得，农活中最难的就是用牛耕地。 手扶着了沉重的犁具，赤着光脚在烂泥里艰难行进。耕地的深浅也很难掌握，犁浅了没效果， 犁深了牛走不动。劳累不说，脚腿上还爬满了嗜血蚂蝗， 咬得两腿鲜血直流。当年在农村的艰苦劳动，至今想来仍心有余悸。我饶有兴趣的看他耕地，即使用手扶拖拉机也不容易，他两手紧握拖拉机扶手歪歪扭扭的前进，到了田头，让拖拉机转向也颇费劲。相比之下，在北美的大平原农庄，农民开着大拖拉机，轰隆隆的一会就耕了一大片地。日本多山地， 小块的耕地用不上大拖拉机。
庄稼地里还有几位农民，看上去都像60岁以上的年纪。有一对在田间干活的农民夫妇，非常礼貌的主动向我打招呼。见我听不懂日语，居然能用英文问我是不是中国人。
据说日本的农民收入不菲。日本用关税保护本国农业免受美国大农业的侵害，造成日本的农产品价格奇高。在店里，我亲眼看见一个西瓜卖到一万日元，差不多是六七百人民币。日本农村环境也非常宜居，空气清新，风景优美， 通路通水通电通网络。尽管如此，仍挡不住农村的年轻人的出逃。我认为其主要原因是农活太累，而且所有工作几乎都要靠一家人自己劳动完成。网络时代长大的年轻人，满脑子都是美好诱人的虚拟世界，哪能忍受这类艰苦的劳作。现在日本农业就业人口已不足全国人口的2%，其中一半以上是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这意味着日本农村已经没有年轻人了。这不光是日本的问题，很多国家包括中国都如此。未来全球粮食供应，看来只能依靠美国，加拿大，乌克兰，俄罗斯，这几个拥有大面积可机械耕作农田的国家了。
我继续骑车前行，来到一座山脚下。此山叫筑波山， 位于筑波市的北郊，大约有800米高左右。筑波山属日本名山，其优美的山体常被日本人拿来同富士山媲美。两座山都呈美丽的圆锥形轮廓。富士山的山顶是平平的火山口，而筑波山顶有两座小山峰，西侧和东侧的分别叫男体山峰和女体山峰。
沿着上山的公路，我慢慢骑着自行车朝山顶进发，骑累了就用手推着自行车前进。到了山顶，从标识牌得知，我登上的是男体山。山顶上游客很多，许多人是从东京方向趁周末赶过来游玩的。筑波山有缆车和索道分别抵达男体山和女体山顶部，很少有人步行上山。眺望远方，云朵洁白飘逸，绚丽灿烂的阳光下，整个筑波城清晰的展现在眼前。
筑波山顶的男体山峰和女体山峰
从男体山峰到女体山峰只能步行，我只好将自行车停在男体山顶。来往于两山顶间的人很多，道路崎岖，怪石嶙峋。相对于男体山，女体山的山顶要矮一截且小很多。日本连山都懂得“男尊女卑”。小小的女体山顶上竟有一个小寺庙，或者叫神龛，见香火缭绕，青烟袅袅，不知在祭祀何方圣物。 日本是我见到寺庙最多的国家。刚才在筑波山脚，就曾见到一个很大的寺庙。日本各地根据自己的风俗习惯来供奉神明，山有山神，水有水神，草木有草木神。在百余年现代化历程中，日本的传统风俗可一点没丧失。
女体山顶的神龛
筑波城的植物园据说也很不错，但我没找到合适的时间前去观赏。
半个月的访问很快就到期了。柴田君又来到我下榻的旅馆， 随我一起来到汽车站。我上车以后他也没离去，直到汽车启动才和我挥手告别。
在回程的飞机上，日本给我的印象不断的浮现在我脑海。
这是一个和平、繁荣、理性的国家。日本国民处处表现出温文尔雅、礼貌周全，理智冷静。这次访问中，我常能感觉到日本人的良好素质。研究所的饭厅比较小， 中午时分几乎没有多余的空位，然而大家都礼貌谦让，绝不会发生争座的情况。吃饭时，或默不作声，或低声细语，绝对没有高声喧哗。 有一次，我和柴田君及另一位教授，在研究所大院内散步，见地上有一片小纸屑， 身旁的那位教授默默的俯身把它拾起，放进裤口袋里。一旁的我深为感动。我真的很难把眼前这些文质彬彬，温柔敦厚，甚至腼腆的日本男人，和上世纪入侵中国的日本侵略军联系在一起。我简直不愿相信他们是同一民族。 很多中国人认为，日本男人身上应有所谓的武士道精神。在战争年代，武士道精神就等同于人性泯灭，凶狠残忍。事实上，这种理解并非全面。所谓武士道精神，除了强调用舍生成仁来忠贞主人外，也强调以谦逊有礼来善待朋辈，绝非仅有舍生成仁。在上个世纪的战争中，日本的军国主义分子利用了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中亡命舍身的一面，把它发挥到了恶的极致， 从而给许多亚洲国家造成了极大的苦难。
日本国民的高素质也体现在国外。日本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护照，日本游客在全世界最受欢迎。有一年我在英国牛津，向一位当地人问路后忘了致谢。她叫住我问：你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当我回答说中国人后，她说，你们两个亚洲国家人的素质为什么差距这么大？日本人怎么这么有礼貌。我当时羞愧到连耳根都红了。自此以后，“ Thank you”用得肯定比西人勤。
说到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差别。在外表上，日本人更注重衣着，日本上班族男人都穿西装，打领带， 而且喜欢穿黑色的西装。有人打趣说，日本是满大街的黑乌鸦。日本男性，身材一般比中国人瘦。不管年轻人或老年人，我几乎没见有“发福”之人。这绝对跟他们饮食习惯有关系。日本人的饭量小到让我吃惊。在研究所， 一份定食，根本不够我吃，常常要加一两份补食。在日本街上的快餐店， 如“吉野家”， 往往是一份不够吃，两份又多了，搞得我很难办。而我的饭量在中国男人中并不算大。关于中日男人的区别，我注意到一个特点， 一般说来，日本男人的脸比中国男人的窄。这源于人种的差异。中文和日文在发音上隶属于完全不同的语言体系， 说明日本人和中国人在人种上根本不相同。所谓的同文“同种”，是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者，为笼络中国人的人心，从而达到长期统治中国的目的，瞎编出来的。
这次在日本的访问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绝大多数日本人都很谦卑，上至教授下到农民都如此。有人说他们是装的，但我不这样认为。日本作为一个岛国，长期与外界隔绝，这造成了日本人性格的相对内敛。尽管在150年前，日本被美国佬强行打开了国门，日本人对外部世界始终持怀疑态度。表面看起来像是对外来的亲和与接纳，骨子里却不然，依旧坚守着旧习俗固步自封。这一点从他们对古老传统的良好保持就可以得到佐证。
的确，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曾拼命对外军事扩张过，但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时势造成的。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国际社会的规则就是，比谁的拳头大。现在的人很难理解那个时代的强盗逻辑。近代日本首次对外战争就是甲午之战。战后从中国拿到了大量的战争赔款和割地，让他们尝到了战争的甜头，从而导致了他们在二战中的疯狂举动。
二战以后，日本很快从战争的破坏中恢复过来，并征服了全球制造业。这个经济巨擘曾经让全世界感到畏惧。日本的国民总产值从70年代起长期居世界老二，直到近10余年才被中国赶上。在国际事务中，这个曾经的老二大都表现的非常温和，没有今天的中国那样的锋锐姿态。
经济泡沫在上世纪90年代初破裂后， 日本的经济至今没得到恢复。日本的实际工资已30年没有增长了，今天韩国的收入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日本。日本背负着世界上最大的公共债务，日益老化的人口给这个国家造成巨大的财政压力。在未来的岁月中，日本经济再度起飞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当对外的军事扩张和经济扩张通通失败后，日本在世界格局中逐渐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而日本人的岛民心态则日益彰显。今天的日本人出国读书和旅游的人数相对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为减少，在西方正规大学里几乎见不到日本学生。很多日本人已没有多少物质欲望。如果买房，花几十年付完按揭后，说不定到时候房子会变得一钱不值，因为人口在减少。日本的股市更是30年没增长。
回归平静，秉持内敛、谦卑，重返岛国的本色。这也许就是今天的日本。
若干年后，人们说不定会觉得，躺平了的日本反倒成了世外桃源的香格里拉。等到大家都厌倦了物欲横流的全球化文明，又会怀念那闭关自守、安闲悠哉的旧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