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中被遗忘的军队——中国劳工如何帮助塑造欧洲

毕爷爷与成千上万来自农村的中国人民一起，帮助英、法和协约国的其他成员赢得了战争，推翻了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和德国。在这场战争中，规模最大、服役时间最长的非欧洲劳工小分队的故事或许早已被太多的人遗忘，但就在一个世纪后，那些宝贵的过往正慢慢被重新发现。

这是一段农民、知识分子和年轻学生们纷纷加入法国、英国、美国和俄罗斯军队，以获得金钱和教育，而同时也作出了重大贡献和牺牲的波折故事。

现在遗失的关于英国华人劳工团的电影海报。照片:派拉蒙影业

许多幸存下来的中国人带着积蓄回家，但却始终没能得到他们服役的部队的认可。留在欧洲的亚洲劳工们在巴黎、伦敦或者其他地区建立了自己的移民社区。

香港大学历史学家徐国奇（Xu Guoqi）说：“中国劳工帮助重建了饱受战争蹂躏的欧洲”。他的研究显示，约有14万人在法国为美国、英国或者法国军队工作。根据暨南大学历史学家李志学(Li Zhixue)未发表的研究，沙俄帝国在1917年共产主义革命中崩溃之前，多达50万中国劳工曾在东线为沙俄工作。

徐国奇在2011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西线陌生人》一书中追溯了中国劳工从山东到法国的旅程。他说，大多数不识字的农民不仅在战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而且在塑造中国在世界新秩序中的角色方面也同样发挥了关键作用。

他说:“当西方列强决定用手中的任何东西互相残杀时，正是许许多多的中国人，直接帮助拯救了西方文明。”

1914年7月28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王国宣战。当迫击炮弹如雨点般落在贝尔格莱德时，世界各国争相宣布支持其中一方或另一方。而彼时成立近四年的中华民国则宣布中立。

1918年的中国世界地图，红色是同盟国，蓝色是敌人

中国国家主席袁世凯曾秘密游说英国，如果英国能够夺回1898年被德国占领的山东青岛，英国就允许中国参战。袁世凯向英国大使提议派遣5万中国军队。而英国拒绝了这一提议。伦敦拥有商业投资、在中国的特许经营权，以及香港直辖殖民地。徐国奇说，英国战时内阁希望中国没有杠杆可以用来摆脱这些重要的经济利益。他还说，英国官员甚至还担心中国的要求可能会激发在英国最大殖民地印度的民族主义者，从而鼓动更大的自治。

劳动者的遗产

当时中国正在努力控制地方军阀，这个脆弱的共和国面临解体的危险。中国领导人需要彰显强大，一战则创造了一个机会。如果中国设法参战，如果他们能坐到谈判桌前，那么它将巩固其对权力的把控。

欧洲称他们不需要中国士兵，但袁世凯的顾问梁士诒则认为，他们的的确确需要中国工人。

1915年，梁再次与俄国、法国和英国大使接触，中国将提供数万名手无寸铁的劳工，以换取参加战后会议的机会。法国人和俄国人同意了。英国起初拒绝了这一提议，但一年后又重新考虑。

梁士诒，大总统袁世凯的顾问，后来的总理

在战争的头两年，堑壕战在欧洲夺去了数十万人的生命，大战双方都急需人力。徐说，这时的西方再也无法拒绝中国的提议。

为了保持中国中立的形象，梁士诒在中国成立公司招聘工人。其中规模最大的是1916年5月在袁世凯去世前一个月成立的天津惠民会。那一年总统的死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动荡迫使梁逃往香港。

法国中校乔治·特鲁普蒂尔(Georges Truptil)设定了招募5万名中国工人的目标。1916年8月24日，首批1698名中国新兵离开天津港，前往法国南部的马赛。那时，英国也决定招募中国劳工。“为了发动战争，我甚至不会回避中文这个词，”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说， “现在人们根本不应该害怕偏见。”

1916年11月，英国开始在山东威海卫租界招募士兵，后来又在日本占领的青岛招募。梁前往日本，向日本提供中国工人以换取资本和技术。香港总督弗朗西斯·亨利·梅(Francis Henry May)在给伦敦的电报中表示反对后，英国几乎立即排除了在香港招募新兵的可能性。他在给伦敦殖民地秘书的信中写道：当地的华人“感染了疟疾”，而且不“服从纪律”。

1917-1920年中国劳工团徽章。图片:伊普尔佛兰德斯菲尔德博物馆

尽管如此，仍有一些香港人为法国军队工作。惠民公司(Huimin Company)招募了3221名工人，另一家法国公司利民(Limin)在香港又招募了2000名工人。 大部分工人来自山东和河北，许多人沿着德国殖民者修建的铁路，又把新的人力带到了曾经的德国港口青岛。

“像牛一样被驱赶”

通过火车和轮船，中国人到达了欧洲。其间即使不到数千人，也有数百人在途中丧生。徐估计至少有700人死亡。1917年2月17日，一艘德国潜艇在马耳他附近击沉了法国客轮阿多斯号，仅这一天就有400到600名工人死亡。根据史学家的研究，还有更多的人在穿越俄罗斯时死亡。

据徐估计，在1916年到1920年间，大约有3000名中国工人在前往法国北部西线的途中或在返回中国时客死他乡。据暨南大学学者估算，约有多达3万中国人死于俄罗斯前线。

为避免德国潜艇的进一步攻击，英国通过加拿大运送了8.4万多名中国劳工，而这一行动在当时的英国自治领保密多年。“鉴于怀疑某些中国人被敌特用作通讯媒介”，加拿大禁止新闻媒体报道穿越该国前往法国的火车车队。

招聘时看到的威海工人。照片:威海档案

阿多斯号沉没六周后，第一批中国工人乘坐俄罗斯皇家海军皇后号抵达温哥华。在那里，他们又登上火车，行驶6000多公里到达加拿大大西洋海岸的蒙特利尔、圣约翰或哈利法克斯。1920年，《哈利法克斯先驱报》(Halifax Herald)报道称——

“他们像牛一样被赶在车厢里，被禁止离开火车，像罪犯一样被看守着。” 当时，火车运输已经结束，加拿大的审查机构允许对他们进行报道。

一到法国，14万工人就马不停蹄地去了港口、矿山、农场和军工厂。他们在前线附近修路、运送战时物资、挖战壕，冒着德军的枪林弹雨工作。

“我们到达的村庄被炮弹袭击了很多次，而我则还看到了一两场非常令人振奋的空战，”中国驻法国第167劳工团(Chinese Labour Corps in France)的翻译周振富(Chow Chen-fu，音)在给上海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这封信刊登在1918年的《南华早报》上。

讲到这里，还必须提到在当时很著名的威廉海德检疫站（William Head Quarantine Station）的一段故事。时间追溯到1917年，英国军队在法国前线面临严重的劳动力短缺。此前他们并没有考虑到维持堑壕战所消耗的大量劳动力问题，因此危机出现后，他们不得不开始从中国招募非战斗人员来补充他们的队伍。他们以香港为基地，开始向大洋彼岸的加拿大派遣新兵，那里的中国劳工们需要先坐火车穿越大陆，然后再乘船漂往法国。

而威廉海德检疫站则位于维多利亚西南部的梅楚辛，始建于19世纪80年代，用于应对大量移民所带来的对瘟疫传播的恐惧。随着来自加利福尼亚的淘金者和在铁路上工作的大量中国劳工的到来，疾病也变得极其容易传播甚至失控，为此，检疫站的医生也经常需要在渡船到达的港口口岸上，对抵达的人群进行各种传染病的检查，以确保人们的健康。如果有必要，那里的医生可以在42栋建筑、106英亩的设施中轻松隔离800人。

从1891年到1924年，检疫站还担任达西岛麻风病检疫站的主要办公室。该车站于1959年关闭，而现如今已经变成了一座最低安全级别的联邦监狱。

一艘补给船刚刚把当月的补给送到了麻风病人检疫站。图片F-05162由BC皇家博物馆和档案馆提供。

1917-1920年威廉海德(William Head)的“苦力营”里容纳的帐篷。图片B-01622由皇家BC博物馆和档案馆提供。

在中国劳工们几经辗转，初次抵达站点的那段适应期里，威廉海德的每个人生活得都异常艰辛。 据1917年站点主任的记录，那一年的降雨量非常之大，以至于淹没了隔绝不良的“苦力营地”，导致大量船只无法卸货。而中国工人们也被迫滞留在船上。尽管有军队在看守，可他们还是不得不需要冒着风险偷偷溜出营地，只为了从附近的仓库和墙壁上偷取木头和石头，好把自己脆弱的帐篷艰难地从泥泞中支撑起来。

最终人们建立了一套合适的排水系统，不仅帮助了“苦力营”，同时也解决了威廉海德有关于水的棘手困境。

战争结束后，中国劳工们在回家的路上再次看到威廉海德，彼时的他们发现站点已经进行过了大规模的翻新，“苦力营”的顶上有倒刺的铁丝网、武装完备的军事警卫、甚至一架武装直升机还在海岸巡逻。BC政府坚持认为，曾几何时至关重要的中国劳工们，如今已经没有什么理由再留在这个地方了。

1917年，一名中国劳工拿着他的工具包站在威廉海德码头上。图片B-01618由皇家BC博物馆和档案馆提供。

当然，中华民国密切关注着海外的工人。1917年，中国成立了华侨劳工局，负责处理工人的申诉。在一个案例中，特使李军抗议法国政府给中国工人喂马肉。在北京的再次干预后，英国才对因工作而导致的失明、失聪或“不可治愈的精神错乱”给予赔偿。

据《华盛顿邮报》估计，到1919年，工人们已经把600万英镑的积蓄带回家，约合今天的173亿港元。中国驻法国大使胡伟德表示，希望那些拥有急需技术知识的工人回国后能够发展中国经济。他当时在一份保存在中国政府档案中的电报中写道:“那些最优秀的人，或许能够学习法国工厂的管理，回国后可以成为优秀的中国管理者。”

中国劳工宋秀峰与摄影师René马顿之子莫里斯，摄于比利时普罗旺斯，1917年。图片:伊普尔佛兰德斯菲尔德博物馆

留下的选择

1917年4月，美国参战，英国和法国需要运送的是美国军队，而不是中国劳工。8月，中国放弃中立立场，向德国和奥匈帝国宣战，渴望在战后谈判中占有一席之地。

1917年10月，在世界上第一次共产主义革命中，沙俄帝国崩溃，数十万中国工人滞留在这个前帝国，俄罗斯退出了战争。1918年11月11日，德国投降前10天，英国遣返了第一批365名中国工人，直到1920年9月才结束。到战争结束时，中国人已经开始在法国形成一个相对稳固的社会。厮杀结束后，该国有工人留下来帮助战后重建，大约有3000名中国劳工自此留在法国并定居下来，逐渐形成了当地的唐人街。

比利时牧师阿西尔·范·瓦勒赫姆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为了迎合这些新顾客，店主们甚至开始学习中文。保存在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的一段视频显示，中国工人们还曾在法国用高跷表演传统歌剧和舞蹈。

中国人为在法国的英国军队表演。图片来源:苏格兰国家图书馆

在法国的中国工人庆祝的龙日。高跷表演。图片来源:苏格兰国家图书馆

新的影响

法国社会主义者对这些未来的共产党领导人的影响丝毫不亚于在移民工人中所涌现的，新的中国特色的影响。1500多名年轻的中国学生在法国工厂工作，在中国学校学习，生活在剩余的战争劳工中。徐国奇说，战时的劳工是中国第一代共产党人的完美榜样。

可是中国虽然在凡尔赛获得了承诺的席位，但仍旧是一个被排挤的局外人。外交部长陆征祥的代表团获得两个席位，比日本少三个席位。

中国最主要的要求——孔子的出生地山东的回归，被粗鲁地强行忽视了。当西方列强同意将前西方殖民地移交给日本时，北京的街头抗议迫使部长耻辱地离开会议，也使中国成为唯一参加了会议但却没有签署和平条约的国家。

回到中国的人没能用他们新获得的技能帮助发展中国的经济。他们只是回到了一个分裂的国家，一片经济的废墟，而来自欧洲的储蓄也被迅速地消耗殆尽了。

1919年，中国外交部长陆征祥作为中国代表出席了凡尔赛会议

山东大学研究员张燕(音译)在2009年采访了65名“归国务工人员”的后代，发现他们回家后对所在社区并没有显著影响力。

戴传新(音译)是一名种植小麦的农民，他曾离开贫困的山东，到欧洲为法国军队工作。他在临沂的孙子戴宏宇(音)说，他把战争奖章换成了食物。孙子从未见过他的祖父，他的祖父在他出生前一年去世了。

但多年前，村子里仍然还流传着他祖先的一个故事。

戴传新从曾经看过照片的村民那里得知，年长的祖辈从法国回来时带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高大且年轻的法国女人，还戴着一顶大帽子。这位前战时工人不知为何毁掉了自己珍藏的纪念品，那也是他在欧洲时留下的唯一纪念品。

他的孙子说，自己真的不知道如何更多地了解祖父的过去。

不过相比之下幸运的是，程玲却一直保存着毕爷爷英国战时勋章上的一个线索——97237。

程玲与她的丈夫和女儿一起跪在法国她祖父的墓前

十年前，当她的女儿在英国留学时，她问女儿，看蚀刻在奖章上的数字是否能告诉他们当年在毕爷爷身上到底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这个号码曾是毕爷爷在英国华人劳工团的身份，也是他战时雇佣记录上的数字，他的死亡赔偿金和他最终的坟墓。

毕的家人在法国东北部靠近比利时边境的城市博库特发现了他的坟墓。战后他曾留在法国清理战场，在被德国短暂占领的一个小镇上，那里实弹满天飞。1919年9月27日，一枚炸弹爆炸，这名山东农民死亡。

厨房员工和中国医院的员工。图片来源:明尼苏达大学考茨家YMCA档案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招募中国工人和招募非欧洲工人到欧洲工作的国家。SCMP模型

2008年，在毕爷爷去世近90年后，他的后代终于飞到法国为他扫墓。一家人在草地上倒上了山东酒，还留下了从大洋彼岸的家中特意带来的红枣。

“我们是家族里第一个向他表达敬意的人，” 程玲说，“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自己的祖先。”

参考链接：

https://multimedia.scmp.com/ww1-china/

Life at William Head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hinese_Labour_Cor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