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冬天，德国的电力、天然气和石油都可能变得更加昂贵。联邦政府担心出现社会动荡。政界对此如何反应？
德国的新冠措施曾引起“横向思维者”一次次抗议
（德国之声中文网）俄罗斯大幅削减对德国的天然气供应。德国政治家在震惊之余开始考虑推出一揽子措施来节约能源，比如街道照明限时，公共建筑室温设限，呼吁公民减少私人能源消耗等等。
联邦总理对 “社会火药桶 “发出警告
与此同时，联邦政府也担心今冬出现极端主义团体煽动的激烈的抗议事件。德国总理肖尔茨在接受电视一台采访时说，如果许多人在秋天收到多出几百欧元的能源账单，就可能引爆 “社会火药桶”。”我非常担心，”这位社民党政治家这样说道。
肖尔茨的这一表态显然是想把社会动荡消灭在萌芽中。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政治社会学教授里考弗尔（Ricardo Kaufer）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说：”通过社会火药桶的说法，肖尔茨总理正试图为一些决定做准备，让那些反对影响深远的社会措施的人做出妥协。”
换言之，肖尔茨向执政伙伴、政治反对派、商界领袖和民间社会发出信号，即如果不对能源危机做出政治回答，就是拿国家的内部安全在开玩笑。考弗尔说，”这是从新冠大流行中汲取的教训”。他说，在这场大流行中，立法者显得准备不足，没有主动和民众沟通。
在目前的危机中，联邦议院已经通过法律措施减轻能源价格上涨给民众，特别是社会中最脆弱的群体带来的负担。但同时，德国能源供应商被允许将部分增加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德国总理肖尔茨对能源上涨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发出警告
沟通的重要性
科布伦茨-兰道大学政治传播学教授艾薇林·拜茨克（Evelyn Bytzek）强调了沟通的重要性。即使联邦政府成功地就进一步为民众减负的措施达成一致，有关信息也可能被误解，公众情绪也可能不会缓解。正如人们在新冠大流行中所见，动用金钱和资源不足以战胜危机，明确和一致的沟通同样至关重要。
她说，人们的感知起决定作用。”归根结底，我们都是按照感知，而不是真实的东西来行事。 因此，象征主义是争取公众支持的有力工具。”比如，施罗德2002年对德国东部洪灾地区的访问给他在竞选中加分，几周后，施罗德再次当选总理。
肖尔茨去年赢得选举也是因其类似于默克尔的被动的领导风格，但现在，如果公众觉得政府这条船正在没有船长掌舵的情况下驶向冰山，那么这种风格就可能成为一种负担。拜茨克说，肖尔茨仍有时间来扭转局势，变为一个政治塑造者。”如果危机管理获好评，那么就会赢得更多信任。这就是为什么危机不仅是一种危险，而且也是一种赢得更多信任的机会。”
民粹主义者和极端主义者的影响
德国联邦内政部在接受德国之声问询时表示，预计会出现类似于反新冠措施的抗议活动，这取决于能源费用及能源供应受限会给社会带来多大的负担。
该部发言人贝拉格-哈尔曼（Britta Beylag-Haarmann）告诉德国之声，”我们可以想象，民粹主义者和极端主义者将再次试图按照他们的理解影响抗议活动。”她认为，”如果相应的社会危机环境有利于这种情况，那么，德国的极端主义者和团体就会形成一种具体的潜在危险。”
例如，新冠期间上街抗议的”横向思维者”等团体在公众舆论中只占一小部分，但在媒体和政治上受到的关注度却非常高。社会学教授里考弗尔（Ricardo Kaufer）说，在德国，不稳定往往具有负面的含义，这与魏玛共和国时期恶性通货膨胀带来的血腥巷战以及后来国家社会主义者夺取政权的情况有关。
德国曾经是欧洲最平等的国家之一，阶级和社会地位对人生成功的影响较小。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德国也受制于收入不平等加剧的总体趋势。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比较政治学教授苏珊娜·皮克尔（Susanne Pickel）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说：”我们观察到，这种社会不平等已经不能通过社会流动来补救。”
根据经济模型，通货膨胀和能源价格上涨将更多影响该国最脆弱的群体，因为低收入者收入少，无法缓冲较高的支出。这使得他们比其他收入群体更容易受到反政府言论的影响。
“大流行病、战争和通货膨胀威胁着中下层阶级，”皮克尔说。如果这种情况不能好转，对长期衰退的恐惧加大，德国就很可能发生更多街头抗议。”而更致命的是，右翼民粹主义者的解决方案和对选项党（AfD）的认可还可以改变人们如何投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