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Schnappi
来源：纽约时报
翻译：胡安
当艾丽西亚·罗宾斯（Alicia Robbins）医生生下她的头两个孩子时，她和几乎所有女性一样，在出院时感到不知所措。
尽管她自己是妇产科医生，但这并不重要。39岁的罗宾斯说，两次生孩子“都比我预想的要困难得多”。“我一直在想，母乳喂养怎么会这么困难，只有我会这么焦虑吗。我不停地问自己，‘这真的是我的新常态吗？’”
她的母亲从亚利桑那州赶来帮助她，罗宾斯说：“我爱她，上帝保佑她，但我们也为一些事情争吵过，比如是否需要给吸奶器消毒三个小时。”
因此，当住在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的罗宾斯在4月5日生下第三个孩子奥托（Otto）时，她很高兴有机会入住一个专为刚生完孩子的母亲和她们的新生儿准备的静养所。到目前为止，这类产后护理中心在美国非常稀少，不向更广泛的公众开放，而且只有具备相当经济能力的家庭才可以接触得到。
“我们的中心是为了让产妇能在回家前，有一个更好的过渡，”南宝岚（Boram Nam）说。她和丈夫朴硕（Suk Park）一起创立了宝岚（Boram）产后疗养中心，位于纽约市五星级朗廷酒店（Langham Hotel）的九层，在母亲节的那个周末开业。（南女士说，他们把这个中心命名为“宝岚”，因为它在韩语中的意思是“努力工作后收获的东西”。）
每晚1300至1400美元的高昂价格，让刚生完孩子的女性得到了迫切需要的东西：睡眠；根据要求进行足底按摩；食物送到房间；还有一个已经清洗干净的吸奶器。大多数客人住三、五或七晚。
“这里就像产后病人的天堂”
罗宾斯医生在奥托出生一个月后入住；她是从一个同事那里了解到宝岚的。这是她第三次剖腹产，她发现术后恢复非常困难，尤其是因为家里还有一个4岁和2岁的孩子。
当她到达宝岚时，已经身心俱疲，所以她很喜欢大理石浴缸、淋浴室、Nespresso咖啡机和瑞典的Duxiana床。她的套房还配有医院级的摇篮和环保的Coterie纸尿裤。菜单上的食物包括在韩国文化中被认为对新妈妈有益的食物：海带汤、骨髓和牛排。
育儿室由一名前勒诺克斯山医院小儿重症监护室的护士负责，共有五名员工。
她查看了母亲的休息室，这是一个宁静的空间，有植物和舒适的沙发。那里有帮助泌乳的饼干，至少六种茶，还有一个装满了各式饮料的冰箱。会所还在休息室里请来了儿科医生、物理治疗师和心理健康专家，就骨盆底治疗和如何更快入睡等主题举办一般性研讨会。
不过，在这层楼里，罗宾斯医生最喜欢的地方是育儿室，它由一名前勒诺克斯山医院小儿重症监护室的护士负责，员工都有婴儿护理方面的背景，只要母亲愿意，可以随时把宝宝送过来。
罗宾斯医生说：“刚入住不到三分钟，我就把奥托送到育儿室去了。然后我终于睡了一觉。”
“我甚至读了一本书，”她说，在那里她住了三个晚上，她丈夫住了一个晚上。（这里欢迎伴侣入住，但不欢迎其他孩子同住。）“这里就像产后病人的天堂，”罗宾斯医生说。
“很多女性默默承受着痛苦”
即使是那些怀孕九月期待着宝宝到来的女性，在真的带着新生儿回家后，也会惊异地发现，自己能得到的机构支持是如此之少。罗宾斯医生说，女性经常需要自己寻找泌乳顾问来帮助催奶，自己寻找心理治疗师来帮助治疗产后抑郁症。
“医生可能会给你一个电话号码，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你必须自己协调一切事情，在亲身经历过之前，你甚至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罗宾斯医生说。许多母亲从医院回家时只带了一叠小册子；有些人甚至依靠Facebook群来应对严峻的挑战。
罗宾斯是一名妇产科医生，她带着第三个孩子奥托入住宝岚。
克里斯汀·萨皮恩扎（Kristin Sapienza）在纽约开设了一家为产妇提供产后服务的诊所，她说，在美国，产后健康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
美国的孕产妇死亡率高于其他发达国家，有色人种妇女受到的影响更大。根据美国国家卫生统计中心的一项研究，孕产妇死亡在疫情期间上升，在黑人和拉丁裔人口中尤其突出。
她说：“我认为很多女性默默承受痛苦，或者得不到她们需要的资源。”
哥伦比亚大学瓦格洛斯医师和外科医生学院的女性心理健康教授凯瑟琳·蒙克（Catherine Monk）说，在瑞典和其他西欧国家，产后家访是全民医疗保健的一部分。“如果我们真的像瑞典那样为人们生儿育女提供人员支持，我们甚至不需要这样的设施。”
“所有的新妈妈都在谈论产后阶段对新妈妈的支持服务不足，”母亲中心（Motherhood Center）的创始主任佩吉·贝伦鲍姆（Paige Bellenbaum）说。该中心位于纽约，是一家临床治疗机构，专门服务于出现了围产期情绪和焦虑障碍的新妈妈和准妈妈。
大多数女性在生完孩子六周后才会去看医生。她说，疫情只会加剧这个问题，让女性感到更加孤独、孤立和无助。
在这样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私营公司向出院的新妈妈提供支持，宝岚就是其中之一。
“这更像是这个问题的创可贴”
南女士说，她的灵感来自韩国的一个名为“产后调理”（sanhujori）的产后疗养中心，“新妈妈们在出院后会在那里住14天”。住两周的平均费用约为2000至5000美元，因此，虽然这些疗养中心绝不便宜，但比宝岚这样的地方还要稍微廉价一些。
在韩国，产后调理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产后传统，因为女性分娩后的几周被认为对母亲和孩子的健康和福祉至关重要。百日是另一个传统，母亲和婴儿在出生后的100天内保持低调。在第100天，人们会庆祝。
索菲娅·曹在宝岚的房间。
南女士说，韩国大约15年前出现了月子中心，而在此之前，韩国人已经非常注重优先照顾新妈妈。“你的家人和朋友可以帮助你照顾孩子，帮你做饭，确保你不是一个人。”
2010年和2014年，她在纽约市的医院生了两个孩子。
“生完第一个孩子后，这个哭闹的小东西就在我的客厅里，而我在浴室里找冰袋来缓解阴道疼痛，”南说。“我受到了很大的创伤，因为我觉得自己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而相比之下，我老家所有的朋友都去了这些美妙的地方。”
她甚至考虑回韩国生第二个孩子，但最终决定在纽约开一家产后疗养所。八年后的5月，宝岚开业了。
蒙克博士说，除了韩国之外，世界上许多地方都存在这种护理或传统。
例如，在拉丁美洲文化中，一个新妈妈要休息40天，这段时间被称为la cuarentena （意为“隔离”），而社区里的人会为她做家务，给她带来热腾腾的汤水。
三位新妈妈在宝岚的母亲休息室。
她说，在中国，新妈妈们的月子被称为“坐月子”，在这一个月里，母亲们会待在家中，恢复元气，与孩子建立联系。
蒙克医生说：“我有一些犹太东正教社区的病人，他们去了罗克兰郡一个叫婴儿旅馆的地方。那里有其他人照顾他们和他们的孩子。”
她补充说：“许多文化都以某种形式承认，产后这几个月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和特殊的时期，母亲们需要获得更多的支持。”
蒙克说，像宝岚这样的地方是每个新妈妈都应该拥有的：“如果我能设计出一个理想的地方，每个人产后都能获得这样的服务。”
然而，由于如此昂贵的价格标签，宝岚目前只对那些有能力负担的人开放——而且这些人可能无论如何都能负担得起夜班护士、保姆、助产师和哺乳顾问。蒙克博士说：“宝岚这样的地方，更像是这个普遍问题的创可贴。”
赵女士和她的孩子塞拉。
宝岚意识到它的进入门槛很高。“我们正在与公司谈判，以便把我们的产后中心作为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南女士说。“今后，我们希望与保险公司合作。”
然而，就目前而言，该公司坚称需要收取高额费用来维持其服务水平。“我们必须对我们提供的服务收费，”她说。
35岁的詹妮弗·乔洛特·多罗（Jennifer Jolorte Doro）是一名临床营养师和产后厨师，住在纽约哈德逊河谷的一个村庄米尔布鲁克。在4月13日生下第二个孩子JP后，她想找一名助产师来照顾她，但发现她所在的地区没有很多助产师。所以，她在生完孩子大约三周半后入住宝岚。
她特别喜欢这里的食物。
她补充说：“吃饭是你最不想考虑的事情，但却是你最需要的。”
詹妮弗·乔洛特·多罗和孩子JP。
33岁的平面设计师索菲亚·赵（Sophia Cho）在生下女儿塞拉（Selah）一个月后入住宝岚。这家酒店与她在切尔西的家只有几个街区的距离，但感觉截然不同。
她说：“这是我的第一个孩子，想要挑一个词来形容我的感受，最准确的词可能是‘恐惧’。你可以读各种各样的育儿书，但到了节骨眼上，换尿布、喂奶，关注这个放声大哭的婴儿，这些是任何书本都没法教会你的东西。这有点让人受不了。”
在她逗留的5天里，她发现小组会议，尤其是关于母乳喂养的会议最有用。她说：“现在有一位哺乳顾问，而我一直在母乳喂养女儿方面遇到困难，所以获得这方面的专业知识是非常宝贵的。”
赵女士和孩子塞拉。
代替“村庄”
事实上，蒙克博士说，形成一个社区对母亲的心理健康和婴儿的身体健康都至关重要。她说：“我们于2019年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发表了一篇论文，将人们分为三组：身体压力大、心理压力大和健康问题。”
她说：“在有压力的群体中，生活中支持他们的人、可以交谈的人要少得多。”
蒙克博士说：“很多妈妈需要在六周内回去工作，而与此同时，我们却没有提供任何东西对你迅速康复提供帮助，这令人沮丧。”
梅丽娜·霍普（左）和阿利安娜·吉尔福德（右）是宝岚的工作人员，帮助看护婴儿。
梅丽娜·霍普（Melina Hope）在宝岚担任护理助理之前，曾是勒诺克斯山医院的病人护理助理；她说，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在努力为新妈妈们提供这种支持。“我认为我的目标是填补‘村庄’的空缺，为处于产后脆弱期的妈妈们提供支持。”
现年43岁的霍普女士说，她在医院工作时，母亲们主要得到的是医疗护理，如果她们没有并发症，一两天之后就会带着一肚子的疑问回家。而在宝岚，她可以和妈妈们单独相处，真正地帮助她们。
“她们刚来我们这里时的状态，跟她们睡饱了觉回家时的状态，差别是一眼就能看得出的，”她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