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乐活网lahoo.ca 轩轩综述】Kathryn Mannie 是一位来自温哥华的第三代华裔加拿大人，也是一名自由记者和研究员，常驻多伦多和温哥华。她目前就读于多伦多大学，并且是该校学生报纸 The Varsity 的执行编辑。
本文是Kathryn Mannie 以第一人称讲述的有关自己的父辈如何移民来加拿大，并靠餐饮业立足这片土地的真实故事。
虽然我们现在无法在我们常去的茶餐厅聚会了，但我的家人依然坚持在每周日中午左右在一起聚餐。当我在多伦多时，我会用视频的方式加入。
“Sik jor fahn mei啊？你吃了吗？”
这种常见的粤语问候语表明，中国文化将饮食与幸福感联系在一起。我的外公曾严肃地表示，食物和金钱是人拥有的最重要的两样东西——是的，按照这个顺序。
与许多第二代和第三代华裔加拿大人一样，因为父母在全职工作，我有一半是由祖父母抚养长大的。
而祖父母家的核心是厨房。
当外公哄我睡觉时，会讲述他从利物浦到温哥华经营餐馆的故事。他选择在餐饮业工作是因为当年的中国农村面临粮食短缺，他不希望家里有人像他一样挨饿。
在我上学之前，外公会用一碗香喷喷的粥或阿姨自制的粽子来叫我们起床。放学后的下午，迎接我们的是加了葱姜的蒸鱼，或是温哥华唐人街新城饼家（New Town Bakery）做的新鲜面包。
夏天的时候，我们会从花园里采摘成熟的枸杞子，放在盒盖上在阳光下晒干。农历新年前后，我的外婆会把酥脆的炸角仔装满一塑料桶，供我们与朋友分享。每个星期天早上，全家人都会聚在一起吃点心。
后来我搬到多伦多上大学，当我想念家人时，便用食物来帮忙。我会在周末打电话给我的外公，询问如何制作白切鸡和豉汁蒸排骨。
作为一名新兴广东家庭厨师，我想保留我们家族的传统，于是开始痴迷于只烹饪我认为是“正宗”的食物。
我在加拿大长大，但我试图拒绝我脑中的“西化”对我独特的侨民身份的侵蚀。但是，在我们成长过程中，餐桌上并不仅仅只有来自中国的中国菜。
我家的糖醋猪扒常常使用大量番茄酱来做出那种独特的亮橙色。中餐馆经常会在酱汁中加入红色食用色素，使菜肴看起来更开胃。
直到今天，我最喜欢的中餐之一是妈妈做的鸡翅，浸透了浓郁鲜味的“东方酱汁”。我喜欢粘稠的蜂蜜大蒜排骨、嫩蛋饼，还有牛肉炒西兰花。
而就如同我自己一样，这些菜都是在北美诞生的。
我在一个混血家庭长大。我的妈妈与她的父母来自香港，我的爸爸来自于英国的朴茨茅斯（Portsmouth）。
我不会说中文，我总是对我的中国身份缺乏安全感，于是开始用烹饪来给自己增添“真实性”，来填补我内心深处因为自己的混血背景而感到匮乏的那一部分。
但是，如果我无视最初为我们一家人带来美好生活的西式中餐，我又如何继承我的家族与食物的深厚连结呢？
虽然菜单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但我们家所有餐厅的中流砥柱依然是李鸿章杂碎（Chop Suey）、炒面等菜肴，以及糖醋酱。
上世纪70 年代，我的家人在阿尔伯塔省 Vermilion经营Hub咖啡馆，安格斯牛肉汉堡是最畅销的菜品，但我们也像在我们的所有其他餐厅一样供应西式中餐。
尽管西式中餐与年长的华人侨民社区有着深厚的联系——代表了早期的粤语移民潮。但在年轻的“吃货”一族中，这种烹饪方式已被归类为“有罪的快乐”，被认为是假的，“水货”中国菜。
一些加拿大华人对大量借鉴粤菜的西式中餐不太熟悉。并非所有加拿大华人都能说，他们的家庭在加拿大的成功取决于他们的西式菜品。
但我的家庭是这样的。对我来说，看不起这些菜就是看不起我自己的历史，就是不尊重像我祖父母这样作为厨师移民至此留下的遗产。
这是我曾曾曾祖父在 1919 年和他的儿子——我曾祖父的父亲刚刚移民到温哥华时的人头税证明。
当我的曾祖父刚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最后一次离开了他们在广东省江门开平市的家。排华法案和高昂的旅行费用使他们直到近40年后才再次见面。
西式中餐出现在种族主义、种族隔离和排华的环境之中。而美食成为两种文化之间的桥梁——尽管当时我们在加拿大不那么受欢迎，但我们的菜肴还是那么的美好。
而如今，中国菜是加拿大人外出就餐最热门的选择。
正如我无法将西方与我的身份分开一样，我们也无法将西式中餐与加拿大华裔在彼时那片充满敌意的土地上生根发芽的坚韧品格分开——更不用说中国移民创造了如今备受全世界青睐的美食的非凡才能。
因此，西式中餐远非对中国文化的淡化，而是对中华美德的一种颂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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