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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宅家要生更多的娃?多地公布新生儿数量,结果出人意料

过去一年,“生孩子”是一个热门话题,这一方面是因为近几年中国的人口出生率一直在下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疫情隔离的那段时间里,很多人都觉得在家生孩子的人会变多。

因此,2020年一直被期盼着会迎来一场“婴儿潮”,那么真实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呢?

国家统计局尚未发布过去一年的官方生育数据,但与一些人口统计学家的预测相反,许多城市和省份已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出生人口数量下滑幅度都超过了一成,有一些城市甚至超过了两成。

 

图片来源:摄图网

 

多地出生人口下滑幅度超一成

 

首先来看一线城市广州。根据广州日报的报道,从广州市活产数变化数据看,近10年,广州市分娩量在生育政策调整的刺激下产生过生育高峰,但迅速回落,广州2020年回落至19.55万,较2017年下降了近10万,达到近10年来最低水平。

其次是浙江省的经济大市温州。据当地媒体报道,1月20日,温州市健康妇幼指导中心发布了2020年出生人口大数据:出生人口近6年来再创新低。2020年度温州地区58家助产机构住院分娩活产数73230,比2019年同期减少19.01%。

据悉温州出生人口历史最高峰在2012年,分娩活产数是144988,和2020年相比,减少近50%。

同样是在浙江,宁波的数据也是一样。宁波市卫健委去年9月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全市户籍人口出生数同比下降19.24%,二孩率下降2.50%。根据半年生孕合计数占全年出生数比例,该市卫健委发布的2020年宁波户籍人口出生预报,预测2020年全市人口出生数约为3.6万人,与2019年相比,下降幅度较大。

宁波下辖的县级慈溪市,其出生人口数量也出现明显下滑。2020年慈溪市出生人口6476人,2019年为7382人。2020年出生人口较2019年减少906人,下滑约12.27%。

而在浙江的山区市丽水,全年出生22799人,比上年减少7041人,下降了23.6%。出生人口中,男性11864人,女性10935人。

另据银川媒体报道,据统计,2018年银川新生儿数量为29956人,2019年银川新生儿数量为27753人,到2020年,银川新生儿数量相较前两年明显下降,为24452人。每一年男孩和女孩的数量基本持平。按此计算,2020年银川出生人口下滑了11.89%。

从目前各个城市披露的可对比数据来看,2020年大多数城市出生人口下滑幅度超过了一成,也有一些城市超过了两成。

此前,“母婴圈的网红”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院长段涛也在其公众号上发文:“我曾经和很多省份的专家沟通过,2020年大家分娩量的下降基本上是在10%-20%之间,以此估计2020年中国的分娩总量下降10%-20%是大概率事件。”

 

图片来源:摄图网

 

为什么不愿意生娃?

 

以前,在计划生育期间,有些家庭冒着罚款的风险也要生下二胎。但如今二胎政策全面放开了,很多夫妇却不愿再生了?

据广州日报报道,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党委书记夏慧敏指出,仅依靠生育政策的调整仍然不足以提升育龄夫妇生育意愿,“生育意愿主要受经济收入、婚姻状况、职业发展、居住地、养育压力、政策和社会支持等因素影响。”目前,房价收入比偏高,育儿成本高昂,托幼、义务教育等相关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仍然缺位,照料压力、养育成本以及追求生活质量等因素极大的约束了育龄夫妇生育意愿。

浙江官方此前发布的一篇《浙江人口结构及其变化趋势分析》分析指出,(目前)生育成本巨大。根据全国生育意愿调查,经济负担重排名育龄妇女不打算再生育的十大原因之首。几乎所有的被访者都认为学前教育支出对他们来说负担较重。而对于双职工家庭而言,子女照料和家庭服务严重依赖家庭代际支持。

浙江省统计局发布的《浙江省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情况调研报告》显示,浙江育儿费用占用家庭较大开支,家庭育儿负担较重。57.3%已托育家长认为照护费用高昂,经济压力较大。6.1%的家长反映平均每月用于育儿的全部费用在6000元及以上,65.1%的家长反映在2000-6000(含6000)元。而单个儿童在托育机构育儿费用也不低,60%家长反映平均每月托育费花费1000—3000元(含3000),10.7%家长反映是3000元及以上。

任泽平团队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生育意愿减低主要有三个原因:

 

  • 生育理论:从死亡率下降驱动到功利性生育意愿消退,再到成本约束。根据驱动生育率下降主导因素的变化,可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是高死亡率驱动阶段,人们需要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从而保证收益最大化,总和生育率多在6以上。二是死亡率下降驱动阶段,低生育率也能保证收益最大化,总和生育率从6以上降到3左右。三是功利性生育消退阶段,人们的生育行为更接近情感需求,并重视子女质量提升,总和生育率大致从3降到2左右。四是成本约束的低生育率阶段,总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2以下,低于意愿生育水平。

 

  • 晚婚晚育、单身丁克、不孕不育等削弱生育基础。中国结婚率2013年见顶回落,离婚率持续攀升,2013~2019年离结比从26%攀升至44%;晚婚晚育现象日益突出,1990~2015年平均初育年龄从24.1岁推迟至26.3岁,主要初育年龄从20~27岁推迟到22~29岁。因婚姻市场匹配问题及单身主义等,“剩女”规模快速增加至约600万人,学历越高“剩下”的概率越大。此外,丁克家庭、不孕不育人群增多削弱生育基础。

 

  • 教育医疗住房等直接成本、养老负担、机会成本高抑制生育行为,“生得起、养不起”。教育成本明显攀升,特别是公立幼儿园供给严重不足。此外“四二一”家庭结构养老负担重挤压生育意愿。女性劳动参与率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导致生育的机会成本高。

 

只有中国人不愿意生?

 

放眼全球,生育意愿降低已经成为了普遍性的现象。现代化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生育率越是下降。

韩国1月初发布的人口数据显示,2020年韩国的死亡人数首次超过出生人数。2020年只有27.58万名婴儿出生,创下历史最低值,比2019年下降了约10%。同年死亡人口约30万,总人口出现自然减少。

在连续十余年人口负增长的日本,情况也不容乐观。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2020年的出生人口约为84.8万人,与2019年相比减少约1.7万人,降至1899年有该项统计以来的历史最低。

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Insee)发布的2020年人口统计报告也显示,2020年法国新生儿只有74万,比2019年减少1.3万,出生婴儿数量创1945年二战之后的最低水平。

为了鼓励结婚生育,近年各国政府没有少花精力。比如,日本最新的新婚补助显示,居住在实施新婚补助计划地区的新婚夫妇,从今年4月起可以获得最高6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3.9万元)的补贴,用以支付婚后的房租和其他费用。其中,日本中央政府承担2/3的补助经费,地方政府承担1/3。

此外,日本的部分地方政府还引入了人工智能(AI)婚配系统,旨在进一步提高适龄青年的结婚率。为此,中央政府在2021财年的预算中还划拨了20亿日元对这一系统进行完善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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