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参加了新西敏一场由 BC Housing 举办的 “Tiny Home Village” 项目说明会。项目计划建设约 30 个可移动小型房屋，用于安置无家可归者，属于“低门槛”类别。项目推进迅速，但争议同样迅速扩大——说明会当天，场外已有居民抗议。
在与工作人员的交流中，我听到一个熟悉的逻辑：无家可归者需要住房；新西敏有 217 名无家可归者，这样的项目远远不够；至于毒品与治安问题，应由警方处理。
这些说法并非没有道理，但问题在于，它们只停留在“数量”，而忽略了“结构”。 根据公开材料，新西敏 2025 年无家可归总数确实是 217 人，其中 74 人没有进入庇护系统（unsheltered），143 人在庇护系统内（sheltered）。而新西敏2024年已经动工的的支持性房屋能救助52人，按照最新统计缺口压力式22人，并非217人。
此外，根据大温地区2025年的统计，无家可归者中约 54% 同时存在精神健康与物质使用问题，另有约 12% 仅有精神健康问题。换句话说，约三分之二的人并不仅仅是“没有房子”，而是同时面临医疗与成瘾挑战。
在这样的现实下，仅仅增加一种不分流的支持性房屋，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BC Housing 所采用的是典型的 housing-first 与 harm-reduction 模式。这一模式强调“先提供住房，再逐步支持”，并允许住户在一定程度上继续使用毒品。从公共卫生角度，这种理念有其合理性。但在实际操作中，它往往演变为一种低门槛、混合型、缺乏区分的居住环境。
问题随之出现：不是所有无家可归者都适合或愿意住在一个允许持续毒品使用的空间中。
更重要的是，这类住房中的毒品问题本身并非是想象出来的。BC 省政府已经承认，部分支持性房屋中长期存在毒品交易、暴力和治安风险。这意味着，居民的顾虑并不是情绪，而是对现实经验的回应。
如果再往深一层看，这个问题还涉及一个更根本的结构性缺口——精神健康体系的不足。
曾位于高贵林的 Riverview Hospital，在上世纪最多容纳超过 4,000 名精神病患者。随着去机构化政策推进，这类大型设施逐步关闭，患者被转向社区。然而，社区承接体系并未同步建立。结果是，一部分人被接住，而另一部分人，则逐渐滑入贫困、成瘾与无家可归的循环之中。
精神病院消失了，但精神疾病并没有消失。问题只是从医疗系统转移到了街头、住房系统，甚至警务体系。
这也带来一个关键错位——我们正在用住房政策，去处理本应属于医疗体系的问题。
在现实中，政府试图用一种支持性房屋模式，同时应对三类不同人群：单纯缺乏住房者、成瘾者，以及精神疾病患者。但这三类问题，本应对应三种不同路径。
一个不吸毒的人，未必愿意住进一个存在持续毒品使用的环境；一个希望戒毒的人，也很难在这样的环境中实现改变；而一个需要稳定医疗支持的精神疾病患者，仅靠住房，更难获得长期稳定。
结果便是一个越来越明显的困境：政府投入在增加，项目不断推进，但社区的不安在上升，而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却未必得到最适合的支持。
问题的关键已经不再是“要不要建支持性房屋”，而是“为什么要用一种不分流的模式，去处理多种不同的问题”。
如果一个项目既无法帮助成瘾者走向康复，也无法为精神疾病患者提供稳定环境，还让不吸毒者不愿入住，同时将风险外溢给社区，那么问题就不只是执行层面，而是政策方向本身。
我并不反对支持性房屋。相反，住房本身是解决问题的重要一环。但真正负责任的政策，不能只停留在“先有房”。至少需要做到三点：其一，住房必须分层分流，而不是混合安置；其二，应大幅增加无毒品环境的康复与戒毒资源，让有意改变的人有路径可走；其三，应将精神健康治疗、住房与社区安全纳入统一框架，而不是各自为政。
帮助弱势群体，本应是社会共识。但如果路径选择不当，最终可能出现一种悖论：政府花了钱，社区承受压力，而弱势群体依然没有真正走出困境。
公共政策的意义，不仅在于投入资源，更在于把资源用在合适的位置。当支持性房屋被当作“万用解药”时，或许正说明，我们还没有真正理解问题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