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幻想过“逃离大城市”的生活，但真正付诸行动的人并不多。
来自多伦多的Mandy却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她和来自瑞典的丈夫Per带着年幼的女儿，离开了熟悉的加拿大生活，搬到了遥远的北欧——瑞典北部的小城Umeå。
我是在2015年认识我丈夫Per的，当时我们都是牛津大学的学生。我在读英语硕士，他在读哲学、政治与经济学（PPE）。我立刻就被这个聪明、善良的瑞典男人吸引了，但我们并没有马上在一起：那时我在多伦多还有一个交往多年的男朋友。多伦多是我出生和长大的地方。直到2018年，在一次牛津校友聚会上，我们俩都刚刚恢复单身，才从朋友发展成恋人。
当时我在多伦多，我们进行了超过一年的异地恋。2020年1月，Per从斯德哥尔摩搬到了这里。同年2月，我们结婚了——就在疫情爆发之前，也正好赶上他的瑞典家人能够来参加婚礼。Per当时正在通过斯德哥尔摩附近的一所大学远程完成他的硕士论文，而我在多伦多大学做写作讲师。他从瑞典政府拿到的学生补助再加上我的月薪其实不多，但我们还是能够租下位于Woodbine Corridor、Coxwell和Gerrard附近一栋低层公寓里的一居室，每月租金1675加元，外加电费。
我们的公寓没有空调，也没有阳台，所以在多伦多炎热又潮湿的夏天被困在家里，其实很难受。尽管如此，当新冠疫情爆发时，我们仍然很庆幸自己已经结婚，而且在同一片大西洋岸边。
到圣诞节时，我已经怀孕了，而Per找到了一份为多伦多一家非营利咨询机构远程工作的工作。我们两个人都在客厅办公，电脑面对面摆着。不过，因为我的工作需要整天开摄像头和学生说话，这样的环境其实不太理想。于是我们开始考虑换一个更大的地方，并且开始看房。
2021年4月，我们签下了一栋位于East York的平房租约，每月2700加元，外加大约350加元的水电费用。那里离我青少年时期住过的房子只有几条街。起初我以为那会让我感觉奇怪，但很快我们的新街区就有了属于自己的社区感。我也很喜欢带着刚出生的女儿去Taylor Creek公园散步——那是我小时候和兄弟们骑自行车长大的地方。
一开始，我和Per在那里生活得很开心。房子是独立屋，有一个小院子和一个露台，我们也很喜欢那里的社区氛围。另一个很大的好处是我妈妈住得很近。
但是生活成本不断上涨，而我们的收入跟不上，尤其是有了女儿之后。感觉每次戴着口罩去商店，尿布和婴儿食品都会涨价。我们也担心被房东收回房子。房东人很好，但在把房子租给我们之前，她和孩子们在那里住了十多年。如果她哪天想把房子收回给家人住，我们就得搬走。更糟的是，到2022年，多伦多的房租已经涨得非常高，如果继续住在城市里，我们只能租到远远不够一家人住的小房子。那时我们开始觉得，也许是时候离开了。
我们一直谈过未来可能搬到瑞典生活，但现在这件事开始变得现实。Per来自Umeå，那是一座安静的大学城，人口大约13万，位于斯德哥尔摩以北约500公里，坐火车很容易到达。那里的人生活节奏悠闲，文化氛围丰富。最重要的是，房价更负担得起。如果我们搬过去，就可以拥有一个稳定的住所，也能离至少一边的家人更近。
2022年夏天，当我们的女儿九个月大时，我们飞到Umeå去看望Per的父母，也顺便看看在那里生活会是什么样。
走出机场时，我几乎不敢相信空气有多么清新。我以前和Per恋爱时来过这里，但这是我第一次以“可能的居民”和“母亲”的身份来看这个地方。尽管那年七月天气又冷又下雨，我还是转头对Per说：“我们必须搬到这里。”他笑了。我知道他很想家。
不过搬到瑞典并不简单。2015年难民危机之后，欧洲收紧了边境政策，所以即使我嫁给了瑞典人，也必须等移民申请获批才能搬过去。我们在10月提交了申请，一整年都没有消息。后来我被叫到渥太华的瑞典大使馆面试。2023年11月，我终于获得了合法在瑞典居住的许可。
我决定等多大学年结束后就搬家。我在休完八个月的产假后已经回到多伦多大学工作到学年结束。Per比我早几个月辞职，全职照顾我们的孩子，并为跨越大西洋的搬迁做准备。
那时我们一直在网上看Umeå的出租房源。突然，有一套完美的公寓在我公婆家附近挂牌出售。那是一栋低层红砖公寓楼顶层的转角单位，属于一种类似合作公寓的形式——整栋楼由住户共同拥有，但每套公寓是私人产权。这样既能控制成本，又能拥有自己的空间。
这套公寓有三间卧室，一个传统的瑞典大厨房，长长的不锈钢操作台，一个带高窗的大客厅，还有一个阳台，能看到树木和一所充满活力的小学操场。每月房贷、利息和各种费用加起来大约1700加元，大约是我们在多伦多房租的一半。Per的父母愿意帮我们付首付，并作为共同产权人，直到我们将来有能力把他们的份额买回来。
当时有几天我们非常紧张，因为要跨越六个小时的时差等待卖方回复。另一个买家出价更高，但房地产经纪人把我们介绍成更稳定可靠的买家，卖方最终接受了我们的报价。那天我正在上课，婆婆给我发来消息告诉我这个好消息。当手机弹出通知时，我差点兴奋地叫出来。
2024年5月，我们在多伦多皮尔逊机场和我妈妈告别。当飞机降落在Umeå时，Per的父母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们。几天之后，我们就在宜家买新床了。
住在一个永远不会变黑的地方是一种非常神奇的体验。经历了多年多伦多闷热又污染严重的夏天之后，这里的清新空气简直是一种奢侈。整个夏天我们都在户外活动，骑自行车去附近的湖游泳，或者去城市河边的中央公园野餐。
我们的女儿也逐渐适应了。她从小就通过探访和视频认识她的瑞典祖父母，所以能和他们待在一起非常开心。不过她也经历了一些困难。Per从她出生起就一直用瑞典语和她说话，所以她完全能听懂，但平时还是更习惯用英语。当她和公寓里的孩子或游乐场的小朋友说话时，他们常常只是看着她，然后走开。不过几周的幼儿园之后，她很快就能说瑞典语了。然后她开始在家里也说瑞典语。那时候问题变成了我的瑞典语。
我报名参加了瑞典语初级课程，本来以为暂时用英语也可以生活，因为大多数瑞典人英语都很好。但现在我必须尽快学会——因为我需要听懂我自己的孩子。
对于英语母语者来说，瑞典语并不好学。那些北欧语言里的重音符号其实代表完全不同的字母。瑞典语还有18个元音，其中很多在英语里根本不存在。我第一年最难受的一件事，就是觉得自己错过了女儿生活中的很多细节。我已经很努力学习了，但40岁的脑子和三岁孩子比起来，学语言的速度完全不是一个级别。
Umeå的冬天也比我想象的更严酷——不是因为黑暗，我反而觉得那种黑暗很安静很舒适，而是因为让我震惊的是，北方瑞典人居然不铲雪也不撒盐。他们只是耸耸肩接受这样的天气。而我却一直滑来滑去，拼命不让自己摔断髋骨。
我们的城市和加拿大的伊卡卢伊特在同一纬度。这里很少炎热，冬天几乎没有阳光：太阳在上午晚些时候升起，只在地平线上露出一点点，大约中午就开始落下，下午很早就完全消失。但我依然很喜欢这里。这个冬天，我已经不止一次裹着羊毛毯，在阳台上看极光。
我喜欢安静的街道，那里自行车比汽车还多；喜欢明亮的仲夏夜晚；也喜欢斯堪的纳维亚那种务实的生活态度——承认生活困难并不意味着失败，而是一种对人性的理解。人们会坦然谈论生活中的挑战，然后也许就意味着该早点下班，和朋友一起喝杯酒，或者去享受一次温暖的fika咖啡时光。
这里的氛围非常宁静，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住在安大略的度假小屋区一样，只不过我可以沿着河骑十分钟自行车就到市中心，那里有咖啡馆、酒吧，还有一座俯瞰河流的世界级当代艺术博物馆Bildmuseet。
有时候我也会想念多伦多——那里多元的文化、活力，还有当然，我的家人。不过我的父母已经来过这里看我们，他们也很擅长通过视频通话陪女儿玩。去年夏天，我的一个兄弟也来过，我们带他、他的妻子和小侄女们在Umeå玩得很开心。
我想我和Per最想念多伦多的还是食物文化。瑞典的多样性要少得多（虽然正在改善）。我经常会幻想点心、越南河粉，或者韩国城满满一桌小菜。我也很想念安大略的农产品。这里几乎不种水果，大多数都是从南欧未成熟就进口的。即使在八月的旺季，Umeå超市里的桃子也几乎难以下咽。
不过，如果我开始因为那些硬硬的、粉粉的、没有味道的水果而感到沮丧，我就会打开窗户。新鲜空气吹进来的一瞬间，就会提醒我：我做了正确的选择。然后我会走五分钟去幼儿园接我四岁的女儿。通常我会看到她在外面玩，在学校森林角落里假装自己住在树上。有时候冬天接她时，我会看到她和朋友们一起从雪坡上滑下来。
走过去的路上，我会练习我的瑞典语元音。我现在必须这么做了。因为我的孩子有了一门新的最喜欢的语言——而那已经不是英语了。
